非理性主义与科学思维的合流——19世纪唯美主义思潮新解

唯美主义无法真正隔绝科学思维的强势影响，在诗学和创作的错位中，唯美主义对文学形式的认知和建构体现了非理性与科学思维的冲突与平衡，集中反映在文学与装饰艺术“装饰性”观念的互文关系上。由于非理性与科学思维的合流，当文学的视野被理性的科学主义影响时，重感受、重体验的美学特质却日益浮出水面，使文学以一种反作用力向非理性突进。对文学形式观念内在矛盾的辨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唯美主义思潮。     

论理性与非理性的原始统一

在原始精神和原始思维中 ,非理性先于理性、非逻辑思维先于逻辑思维而产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它们浑沌地统一在一起 ,这其中非理性在人类早期精神和思维的进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成为理性及逻辑思维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原始社会后期及文明社会初期 ,伴随着语言的产生和工具的使用 ,原始思维中的逻辑思维逐渐产生并从浑沌中分化出来 ,使人类的认识和思维的发展有了本质的飞跃 ,但这并不意味着非理性的消亡 ,相反它标志着非理性从人的本能意识发展成为一种非逻辑的认识的表现形式 ,即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而使人类的自我意识具有了本能与理性的双重结构 ,同时也说明人的非理性的作用领域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非理性不再独立地存在 ,它作为理性的补充形式 ,在理性及逻辑思维的基础上发挥着作用 ,这表明理性与非理性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统一     

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

所谓非理性因素是指在人的思维活动中或认识过程中出现的非逻辑的思维形式及通过非逻辑思维形式进行思维活动的能力。这种非逻辑的思维形式在认识活动中并不遵循逻辑的带有必然性和因果性的顺序和程序来认识事物。它或是通过对事物本质进行直接的把握、在瞬间完成认识;或是对原有逻辑顺序和程序进行简化和压缩,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在以往的认识中,人们只注重对理性认识能力的挖掘和探讨,而忽视了对非理性因素认识能力的考察。非理性因素作为一种认识能力是对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的补充。在实际的认识活动中,理性认识能力与非理性认识能力都有…     

对应互感耦合--逻辑思维过程中的灵感发生机制

逻辑思维中灵感的发生,乃是参与大脑思维回路建构的两个子系统--思维系统与"类思维"系统、两套回路--语言/逻辑回路与非语言/逻辑回路、两种活动--意识阈限上的理性思考活动与意识阈限下的非理性"类思考"活动,在一系列前提条件下的对应互感,协同攻关,并最终经由"警戒点",以突变形式接通思维"断路"的耦合过程.     

试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生产方式的制约性和思维方式本身的发展规律,考察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认为中国传统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方式,而是综合非理性与理性的双重成分,并具体通过直观和逻辑、整体和分析相结合,辩证中包含相对主义,经验内容中包含教条形式,理论中包含实用等基本特征表现出来。     

论西方文化中理性形式的演化

人类的原始生产劳动是人类理性的源头,而原始文化是人类理性萌芽的深厚土壤,即原始非理性心智向理性演化的契机。文章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中三种理性形式演变的考察,得出了有关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规律性认识:即理性的优越和道德的人格,并不在于不包含非理性,而是在于扬弃和引导非理性,使人的非理性形式日臻理智感、道德感和美感的高尚境界;同时,使人不断反思既存的理性形式的局限,构建出新的理性形式。最后,文章把西方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悖论放到了以观念为核心、制度为中层、器物为外层的文化系统中加以考察,进一步论证了构建适应我们时代特征的新理性形式的紧迫性     

理性融入艺术形式——茅盾的艺术构思续谈

我们已经说过,只要是思维——任何形式的思维,包括艺术思维在内,都离不开理性。离开了理性,就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思维。对于文艺来说,理性不是使自己解体的毒剂,而是使自己强筋健骨的天然内涵。在现今世界上固然有鼓吹非理性、反理性主义的文艺思潮和文艺流派,可是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学史还找不出这样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它既是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却又与理性绝缘。相反,那些超越国界、赢得了千百万读者赞誉的世界名著,都是理性与强大的艺术魅力并存的。可见,我们应该探讨的不是艺术创作是否排斥理性的问题,而是理性如何融入艺术形式、艺术形象的问题。     

论日常思维及其动力机制

在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内,日常思维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广泛普适性的非定型化的综合思维.日常思维充满着感觉,直觉、本能、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构成日常思维正常运行的潜在驱动力,也为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无尽的情感色调.     

人类实际行为的效用函数分析--一种糅合理性和非理性选择行为的理解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用以描述人类实际行为的效用函数.文章首先简要对经济学中理性和非理性研究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评述,认为人类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是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变量的约束过程;继而,通过对信息成本、时间等选择过程的成本分析,指出了人类实际行为之效用的一般形式;最后,文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做出了一种重构效用函数的努力,提出了非理性效用函数概念,并简要分析了非理性行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形式.本文是对效用问题的一种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理解性分析.     

论认识中的非理性因素

随着现代认识论向微观领域的不断开拓,人们对认识中的非理性因素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越来越倍加关注。要探求非理性因素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首先必需了解非理性因素自身。因此,全面揭示认识中非理性因素的内容、特征、本质、基础及其与理性因素的关系,就非常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一、非理性因素界说、主要内容及其特征非理性因素作为当代哲学和认识论中的一个常用词,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定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当然这也从反面说明,对非理性因素界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本文认为,对非理性因素界说之所以困难,是由于人们对区分什么是理性因素与     

试论语言和思维的相对独立性

语言学家对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不外乎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思维离不开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思维。这种观点认为,思维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思维是语言的内核,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有的持这种观点的语言学家甚至进而认为,思维是一种不出声的内部语言活动,从而有内部言语一说。第二种看法是,思维独立于语言,人们首先通过思维形成思想,然后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出来达到交流的目的。这种观点认为,思维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不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它们各自具有自己的内容和形式。思维的内容是思想,形式是一种未知的心理图式;语…     

非理性主义哲学历史演进研究

非理性不等于非理性主义。非理性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而非理性主义只是在19世纪中叶才凸显。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既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回应和反思,又是对新时代的呼唤和预言,同时它也改变了西方哲学以理性为中心的单一发展模式,开创了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正确认识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历史演进有助于我们很好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灵感思维与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

宇宙间一切事物皆取一定形式,作为人脑的思维活动也不例外。钱学森教授指出人类的思维形式除抽象(逻辑)思维形式外,还有形象(直感)思维形式与灵感(顿悟)思维形式。并且说:“我把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以及灵感,都作为人有意识思维(即受意识控制的思维)的不同形式。”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这三种思维形式,是大脑从不同角度和深度反映客观事物的表现形式,它们虽然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也有严格的差别。对此,钱学森教授说:“因为抽象思维比较简单,一步一步推论下去,就如从一点到下一点,……可以说是线型的。而形象思维呢?从人的语言来说,有口     

境界形而上学的理性厚积和非理性薄发——以老庄哲学为范例

西方哲学形而上本体是超绝于其所规定的事物表象的唯一实体存在,处于逻辑需要由—个抽象思维上的原始推动力来解释变化和运动的状态;而中国式通变思维的世界是自然的、自为的,不需要任何超越实体的存在。这种互系通变的悟性思维方式使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成为境界形而上学。本文试图从非理性和理性两个维度解析境界形而上学的外在状貌和深层意蕴,并进而揭示其当代价值。     

具体个人的内在可能性与利益概念

在分析利益概念的过程中,通过考察并在确定具体个人的内在可能性的基础上将之作为利益概念的内容是重要的分析途径之一。但是,非理性的秩序可能性、不可全知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理性参与到非理性相互关系的模式的多样性所形成的内在整体性,会对分析者抽象出利益概念造成不逾越的障碍,从而使从这种途径出发获得利益概念的语言形式变成不可能。     

公共危机事件中非理性恐慌的应对与政策决策理性化

非理性恐慌是与正常心理状态恐慌不同的，由非理性因素引起的非正常心理状态，构成公共危机事件的常态现象和基本场景，是政策决策机制不健全导致非理性因素运用不当的反应，无论对决策者应急决策能力，还是对应急政策决策体制机制，都是严峻挑战和考验。应站在政治的高度对待非理性恐慌问题，弘扬人类理性精神，正确发挥理性因素的指导作用，并以此合理规制非理性因素运用，优化常态化的、有利于正确发挥非理性因素正向作用的理性化政策决策长效机制。     

非理性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非理性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或能力,不仅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紧密相关,而且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在研究主体方面,激情是其进行研究的动力,信念是其进行研究的保证,而直觉、灵感和体悟等则是其进行创造的重要途径;在研究客体方面,人及其活动的非理性特点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和视角;在研究方法方面,客体特点不仅决定了非理性方法的必要性,而且一些非理性方法在实践中也证明了其独特的积极性;在研究成果方面,蕴含适度的非理性成分,不仅能增强其个性与审美价值,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用。     

关于意识的物质属性的探讨

思维、意识、心理活动是物质的或物质性的,还是非物质的或非物质性的活动,这个问题,同物质与精神何者是本源一样,是一个贯穿哲学史的重大论争,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路线密切相关。笔者认为,思维、意识、心理活动是物质的或物质性的运动形式,因而也是物质的或物质性的存在,而不是什么非物质的、超物质的运动与存在。理由有三: 一、物质不灭定律,能量守恒定律支持思维活动是物质的或物质性的运动形式,思维的结果、产     

论警察法治思维的现实表征与修复路径

当下的警察法治思维的基础还不是完全循于法治,而是一种行政思维主导下的法律思维。司法直觉与法律思维的叠加、行政思维和特权思维夹杂、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不平衡离析了法治思维的表达,使得警察执法带有法律工具主义的倾向和程序主义的表征。以合法性思维为前提、以权利思维为替代,融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要素,关乎警察法治思维的实践导向,亦有助于当下警察执法思维的有效修复。     

经济学世界中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之融合——从质疑效用最大化角度对若干理论观点的理解

人类的选择行为属性涉及到理性和非理性两大方面,但经济学家在描述理性或非理性选择时经常流露的非理性或理性选择的思想却没有引起学人的关注;将这种思想理解为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倒是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品味价值。本文试图在高度概括的理论层面上对新古典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等流派有关理性与非理性选择之融合的思想痕迹予以揭示,从效用最大化角度讨论这些流派理论体系中对这种融合的失察、敏感及其暗含的思想内容,以说明人类行为中存在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的实际给经济学家的理论探索所提供的现实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