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及其思想资源(英文)

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是当下中国历史性实践所提出的重大思想课题。现代化的发展往往意指进入"现代文明"。而对这一文明的抽象理解却掩盖了其本质规定和历史性。中国的发展是在与西方不同的历史前提的基础上开展出来的,仅只部分地从属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而其快速发展正日益凸显后者固有的历史界限。中国发展的现实前景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价值体系等的变革与重铸,从而不可避免地要求哲学的新形态。这一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即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自主的创造性融合,将积极地指向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试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休闲观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 ,休闲已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回避的现实。与我国的国情民情相适应 ,现阶段的休闲必须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正确认识、科学规划和量力而行 ,必须服务并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必须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 ,必须以普遍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增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主要内容 ,必须以增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促进个人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 ,这些内容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休闲观。     

努力创建中国实践、中国话语、中国立场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近几年,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指示,这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从某种角度理解,其具体涵义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实践、中国话语、中国立场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创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就是中国实践、中国话语、中国立场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有关指示精神为指导,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The World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Roa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中国建国60年来和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世界热衷于讨论是否存在某种“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模式”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二是发展道路的可输出性和可效仿性。从前一层含义上来看,中国的发展的确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而实现的,其本质就是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拒绝资本的扩张和奴役。全球化伴随着全球资本力量的无限膨胀,世界政治、经济都沦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奴役之下,中国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显示出其独特性。同时,中国也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通过对和谐、平等和多样性的追求,中国道路的成功将改变现有国际规则和全球发展观念。中国道路在全球化时代中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西安：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秦岭盘踞于中国中部,绵延两千余里,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更是中国古人类和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秦岭北麓陕西段终南山下是黄河支流渭河盆地的核心地带,是黄土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远古时代,气候温和湿润,膏壤千里,自古以来就有先民生息、繁衍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化和辉煌的古代文明。从猿人到智人、到新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到金石并用时代,西安地区的远古人类走过了上百万年的艰苦历程。西安地区的这些远古文化遗存不仅揭示了我国原始社会从发生到发展乃至解体的全过程,而且对于研究私有制的产生和国家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还证明了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必然王国向走自由王国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The Chinese Road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The Chinese road has deep historical roots. Its most striking feature is that it is marked by historical continuity rather than rupture, and the main force behind this continuity is its intrinsic dynamism and vitality. Unlike the paradigm of Eurocentrism or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the comparative analytical paradigm discovers China through long-term comparisons with corresponding countries in the same time and space in an effort to find positive el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oad and to refute the long prevalent theory of Chinese stagnation. Seen over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 the impetus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s most brilliant agrarian civilization was endogenous. This impetus was not a momentary “explosive force” but a sustainable institutional drive whose main constituents were the independent farming household, endogenous government capacity and adaptive national governance. In addition to the main theme of “permanent change,” Chinese development had a secondary theme of “cyclical change”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The root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re buried deep in the genes of this agrarian nation in the form of sticky institutions, bureaucratic inertia, arbitrary power, etc. Historical continuity provided a foundation for China’s creative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odern times, ultimately laying down a socialist developmen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this remains an unfinished relay process.     

我国海洋开发和管理理念的变迁与思考

本文从我国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对我国海洋开发与管理问题进行分析,归纳总结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三种文明形态主导的海洋发展理念的变迁。我国海洋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可归结为,传统农业社会重陆轻海观念影响下的海洋农业理念与工业社会中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理念相冲突。对当前海洋开发和管理进行思考,实现生态文明理念下人与海洋和谐发展,是我国海洋可持续开发和有序管理的必然要求。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特征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不断实现"人民主权"的过程,这一理念不仅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贯穿这一过程的主要线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以政治发展的基础性、连续性、重点性三个特征为主要内容,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健全和完善监督方面的法律和制度,扩大选举的广度和深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轴心时代与和谐世界理念

"和谐"理念的提出是中国站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对传统"和"文化的扬弃,中国不但要努力创建国内和谐,也要共同营造世界的"和谐",这既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更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向国际社会所承担起的神圣职责。     

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

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一直以来，围绕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展开的学术史讨论大多局限于历史学乃至中古史研究的范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其关注较少。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陈寅恪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关键概念等角度，在重新整理陈寅恪著述史与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揭示他诸多研究著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此讨论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对“文明发生学”这一问题的内在关切。笔者进而尝试从思想、风俗与制度三个关键词入手，理解这一“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经典研究传统所具有的社会学理论意涵，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其对我们当下开展面向中国本土历史与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The Cultural Discovery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Values”*

The social reforms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1970s represent an arduous process in which the Chinese nation, in its own way, has reflected upon the many disadvantage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modernity,” and has explored, created and practiced “Chinese values,” pursuing and shaping new spiritual convictions and new (rational) value beliefs for its national culture. In a deeper sense, “Chinese values” are endowed with a marked orientation toward practice and follow the logic of genuinely implementing society's “public values” on the basis of the intrinsic and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personal and public and the national and cosmopolitan. This manifests the pursuit of a noble belief in justice and a commitment to a universal and genuine good life for the Chinese populace today. What “Chinese values” seek to forge is an image of “the Chinese” that manifests not only the disposition and breadth of vision of a contemporary “citizen of the world,” but also the fine traits of tolerance, benevolence, responsibility, and courage, as well as self-esteem, self-improvement, confidence, and self-reliance.     

抗日战争：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历史转折点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有力地支援了世界人民的和平事业,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抗日战争使中国正式解脱了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枷锁,雪洗了百年耻辱,开始以平等的地位站立于国际政治舞台上;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点。     

明代末期的海外贸易

文章根稀见史料 ,系统地探讨了 1 7世纪初期 ,包含明末的中国、日本、东南亚地区等广大地域的航海贸易的真实情况 ,尤其是中国福建、浙江商人的航海贸易的实际状况。诸如倭寇绑架中国人又转手贩卖的实情 ,葡萄牙人的亚洲贸易 ,在日中国商人参与策划日本海外贸易等 ,均从不同侧面予以阐述 ,尤其是文中引用大量漂流到朝鲜半岛的中国、日本商人的供状 ,亦属首次公布 ,对研究明代末期的海外贸易 ,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现代化历程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的工业文明中,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观念与意识形态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它是人类文明转型与重建的先导。在世界的资本主义推进面前,中国的现代化篇章也“悲剧性”被拖入其中。中国人对进入现代化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社会理想作为精神旗帜,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它成为应答和解决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进步问题的现实出路,而且继续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起指导作用,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寻求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复兴这一精神诉求和精神期盼惟一可行的现实指向和必然选择。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须在深层意义上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双重需求。     

费孝通“志在富民”思想及其对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启示

费孝通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创始人。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志在富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富民思想具体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发展,但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对中国农村的深入研究,探求中国式的富民之路。费孝通先生不仅为推动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同时他的治学精神和科研方法也为当代农村社会工作者带来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和深刻的启迪。本文拟就费孝通的＂志在富民＂思想及其对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启示作简要阐述。     

跨学科视角下的“水到渠成”新释

渠作为人工开凿的水道,一直是水利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然而,近千年来,在＂水到渠成＂的理解与释义上一直存在误读或歧解,相应地也波及了对于＂渠＂义的正确理解。＂水到渠成＂的正确诠释应为＂在人工开凿渠槽的基础上,成功地引入外部水源,形成水流场面。比喻条件具备之后,事情顺利成功。＂＂水到渠成＂所涉各类中外文辞书在释义上亟待明确或纠正。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英文)

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在实践创新进程中推进理论创新,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唯一历史选择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归根到底是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生态支持战略：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进路

＂生态＂本质上是自然意义的,＂文明＂本质上是社会意义的,实践把对立的二者贯通起来,使生态转化为文明。强调生态保护,既是对人与生态关系认识的科学化和深入化,也是对人类征服自然的沙文主义的反思和纠正。生态保护在哲学观、思维方式和价值目标上具有明显的缺陷,因此,必然要被更符合生态与人类发展的生态支持战略所取代。生态支持是促进生态进步和促进人类进步的辩证统一,强调生态与人的实践关系,强调促进生态进步的价值在于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强调生态进步与人类社会发展同步同构。生态支持是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既体现了生态优化与社会发展相互依存促进的关系,也符合中国当下的国情和发展战略,有利于对立的生态与文明相互贯通,生态由此文明。     

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

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度,无论是园艺种植、花事观赏,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极为丰富繁盛。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的始发期、秦汉至盛唐的渐盛期和中唐以来的繁盛期。从审美认识水平着眼,我们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物质实用时代”、“花色审美时代”和“文化象征时代”,三个阶段间呈不断累积演进之势。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给花卉园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发达的农耕文明对花卉园艺生产促进良多。我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花卉文化创造的主力,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都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奉献,也主要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文化理想。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对花卉观赏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历史上从未出现其他民族那种基于特定教义对花卉使用的严格限制,西方中世纪普遍禁止那样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我国观赏花卉以我国原产的木本和经济应用品种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名花、名树体系。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自然生长、园艺种植的植物生姿,特别欣赏植物的生机天趣,西方社会那种花环、花冠等采结献赠为礼的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在花卉象征上,我国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了“比德”、“写意”传统,即通过花卉形象寄托人的道德品格和高雅情趣,体现了我国崇尚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与西方花卉象征多具宗教意义颇有异致。我国花卉象征中的吉祥寓意,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有着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90年是创新的90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的创新。在90年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族人民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现代化而不断探索和全面创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这一崭新的革命模式,创造性地领导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带领中国逐步走上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