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同源字与同源词

在汉语研究领域，“同源字”与“同源词”两个概念确切的内含和外延，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人们为同源词或同源字所下的定义，往往字、词不分，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本文认为，讨论同源词。应该从词的音与义出发，而讨论同源字，则必须从汉字的本体——字形出发；同源字与同源词尽管有时候在字形上具有重合关系，但是，却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概念，不应该混而不别。本文从汉语与汉字的关系、从汉字的构意性质、汉字的孳乳过程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汉语同源字与同源词之间的本质上的区别，从而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进一步分析了同源字与同源词的关系。     

“巧倕”为“职官 人名”结构证——兼释一组同源字

先秦典籍中的“巧(亻垂)”一词,前人多理解作“形容词 人名”结构,但这种结构未见诸同一时期的文献,故应重新审视。有人已经证明,“巧”可用作名词,训为“工匠”。据此,“巧(亻垂)”应是先秦文献中常见的“职官 人名”结构。工、巧、考、(立句)四字音近义通,可以互训,是一组同源字。“巧(亻垂)”在文献中也作“工(亻垂)”,而“工(亻垂)”是“职官 人名”结构,这也为“巧(亻垂)”属于这种结构提供了佐证。     

“同源共祖”神话记忆：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思想文化根基

[提要]“同源共祖”神话在中国多民族中广泛流传,它以共同祖先为核心结构不同层级“家”的共同体及相关叙事表达、价值取向和生活范式。这类型神话及其历史记忆是关于族源和祖源的生命信仰和文化创造,通过口头讲述和体化实践方式记录和描绘多民族的互嵌共享与聚合发展,意涵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思想文化根基。“同源共祖”神话被各族民众反复讲述,不断被建构和生产,映现了不同时代多民族共同的生活愿景,彰显了中华民族共生共融的生活现实。“同源共祖”神话叙事具有多层次性,这种多层次性体现为多民族同源共生关系凝聚而成的共有情感、共有精神和共有信仰基础上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并且从多方面作用于多民族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建立、巩固和深化。“同源共祖”神话包含了各民族的生活历史,包含了各民族对自我在多民族关系中的定位,包含了各民族彼此认识和认同的反映,包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逻辑、认知体系和情感关系。“同源共祖”神话多样化的记忆资源在多民族共同生活中得到升华,有助于实现更多族群和人群的社会团结,进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实践行动。     

同源词与同义词阐微

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源词和同义词。对于同源词和同义词问题前人虽有过相关的论述,但对同源词的“义同”和同义词的“义同”这一问题并未作出明确的界定。鉴于此,本文从二者“义同”的区别入手,阐述了科学的区分方法。     

“巧”为“职官 人名”结构证——兼释一组同源字

先秦典籍中的“巧”一词，前人多理解作“形容词＋人名”结构，但这种结构未见诸同一时期的文献，故应重新审视。有人已经证明，“巧”可用作名词，训为“工匠”。据此，“巧”应是先秦文献中常见的“职官＋人名”结构。工、巧、考、四字音近义通，可以互训，是一组同源字。“巧”在文献中也作“工”，而“工”是“职官＋人名”结构，这也为“巧”属于这种结构提供了佐证     

同源的多层次性

生物学中的同源概念可以区分为：分支分类学的同源、系统发育学同源、个体发育学同源以及分子同源.由于各学科研究目的和兴趣的不同,故而对同源概念的定义也不同.孤立同源定义会遇到不能解决的困难,区分同源的不同层次是解决这些困难的重要途径.艾瑞西夫斯基已经指出,对同源现象的多学科解释可以提高同源概念的解释力.     

不能混淆同源字和通假字的界限──从两篇文章对两种文字现象的混淆谈起

2001年第10期《语文建设》的《“无须”和“无需”》主张胡须的“须”和遇雨止需不进的“需”是同源字,另一篇文章《说与》又主张有缺口环形玉的“”和器皿有缺口的“缺”是通假字。可是,考之于两对词的语源义,却发现前者的“胡须”义和遇雨不能前进的“止需”义,意义上并无联系,是典型的通假字,而后者两个字都有“有缺口”这一共同义素,是典型的同源词,这两篇文章恰恰把这两种文字现象的关系弄颠倒了。     

论从“帚”的一组同源字

“帚”的本义是打扫卫生,由此引申为打扫卫生所用的工具。据此,从“帚”得声的一组字“婦、歸、掃、鯞、”均可视为同源字。     

《史记》《汉书》异文中的同源词研究

《史记》和《汉书》在某些篇目中不仅内容上有诸多的重合之处,用字上也是大同小异。这些用字上的差异校勘学上称之为＂异文＂。＂异文＂中有一部分属于同源词的范围,同源词的显著特征是＂音近义通＂。本文试图从同源词产生的途径来分析这些异文中的＂音近义通＂现象,并将这些同源词分为声训同源词、孳乳同源词和方言同源词。     

试探“书画同源”

“书画同源”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命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可以归结为：肯定说、选择肯定说和否定说等三种基本看法。本文既不同意否定说，也不简单苟同二种肯定说，而是认为“书画同源”大有深意。不仅指中国书画有共同的起源、共同的用笔技巧，而且其深处还指二者在创作上存在着为中国文化创造精神所一以贯之的共同的基本原则，包括共同的基本思维方式、基本建构方式以及对艺术意境的追求。     

动量词"回""次"的差异及其运用

“回”与“次”作为现代汉语中语义最为单纯而且意义相近的两个动量词，通过对语料的考察可以发现，二者在搭配上，有些前置词语一般只能与动量词“次”组合使用，在修饰名词性词语时，在语义和适用对象方面皆存有一定差异；在重叠方式上，动量词“次”能以各种形式重叠使用，而“回”在重叠方式土一般受到某种限制；在语用方面，“次”远远超过了“回”的出现频率，并且“回”主要用于口语性较强的作品或场合中，“次”则没有这种局限。在具体运用中，可以在把握其基本用法、基本句法格式的基础上，区分其相异的用法。然而，由于“次”与“回”在语义上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太大区别，加之“回”有渐渐被“次”所替代的趋势，为了避免语言表达的累赘，在实际运用中，只须简明扼要地将它们的异同点区分开来就行，而无须深究。     

“历史的”和“美学的”：“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

“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更多地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深密,而经典一词则须观照文本美学的各项指标,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负载的意识形态信息宰制着经典的生产空间。只有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理论视角下考察“红色经典”的命名,才能在学理层面上廓清“红色经典”的经典性品质及其经典化线路。     

试论类后缀“界”“圈”“坛”

“界”“圈”“坛”三者作为类词缀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都附缀于代表某一行业、领域或表示具有同一特征的某一社会集群之类的字眼后。因此，“界”在组合上不受音节限制，基本上可以和任何行业结合，多用于严肃场合并且虚化程度不高；“圈”多与双音节结合，语用范围比“界”窄，多用于时尚的场合，且虚化程度最弱；“坛”基本上只与单音节结合，多用在文艺界和体育界，常出现在轻松、随意的场合，虚化程度最高。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教学“三部曲”

教学＂三部曲＂即＂讲＂、＂看＂、＂议＂三个教学环节,＂讲＂即导学和精讲,＂看＂即观看视频资料,＂议＂即议论和讨论。三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讲＂是＂看＂和＂议＂的基础,是教学过程的根本;＂看＂是＂讲＂的延伸、＂议＂的基础,是教学过程的重要部分;＂议＂是＂讲＂和＂看＂的升华,是教学过程的精髓。在运用＂三部曲＂教学法时,要处理好教学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要实现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的统一。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词“二”和“两”古今用法之比较

在汉语中,＂二＂和＂两＂作为数词,常常互换使用,但从二者的来源和发展状况看,＂二＂和＂两＂并不相同,它们在使用上各有特点。     

谈量词“领”的起源和发展——兼论“领”和“件”的历时替换

“领”由本义“脖子”转指“衣领”，并由“衣领”发展成为计量有“领”之“衣”的量词，但其并未成为有“领”之“衣”的专职量词。南北朝时期，“领”可以和多种单件物品搭配，使用范围逐渐扩大，成为一个比较活跃的量词。“领”的主要功能是用来量上衣的，明代，这一功能最终被后起的“件”所替代，导致了量词“领”功能的整体衰退。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从推测语气上看「ようだ」和「らしい」的区别

对推量助动词「ようだ」和「らしい」在推测语气上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这两个词主要在判断依据的直接性和间接性、说话者的心理意识的远近以及责任意识的承担和回避上存在语义内涵的区别。     

汉语“类”、“象”原理及其应用初探

“类”、“象”原理贯穿于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体系之中。“类”和“象”分别代表汉语结构单位纵横聚合的两个方向，它们所构成的座标系涵盖了汉语的所有结构单位的构成形式和语义。依据这一原理可以改进语文教学的教学方法和教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