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民主化进程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实现因素

在我国教育民主化过程中,高校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是大势所趋。＂教育民主化＂与＂教授治校＂是形殊质同的统一体。教育民主化视野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外延是：教授治校是＂体＂,而非＂用＂;教授治校亦是教师治校或共同治校;治校的理想是学术自治,行政其中。教育民主化背景下＂教授治校＂的实现因素：学术法制化;学校构建以院系级决策为主体的权力体系;营造民主管理的文化氛围。     

关于“治学”“治校”及相关制度建设的思考

关于"教授治学"、"教授治校"、"校长治校"的观点见仁见智,难判是非。"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是一个伪命题;"教授治学"与"校长治校"亦是一个伪命题。诸多文献和相关争论真正要研究和解决的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关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从冲突走向协调;制度建设的目标是行政权力从对上负责转变到对下负责;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变革学术权力的作用方式,建立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控机制。     

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制度的实践与启示

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制度在于协调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不同作用,把大学的管理权、决定权真正交给了教授,并强调管理者的民主管理意识与服务意识,是以教授为重、以学术为本理念的回归。这一民主管理模式不断促进联大出人才、出成果。本文对其以＂教授会、校务委员会、校常务委员会＂为核心的组织机构与其他管理机构的具体实践与运作进行分析、归纳与总结,希望对我国高校管理与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西南联大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研究

西南联大的权力结构,从纵向看,主要表现为学校与政府、教授、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从横向看,既有组成联大三校各自相对独立的治校权力,又有联大校务委员会、教授会和专门委员会之间的权力分配。西南联大的权力结构突出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大学精神。而在其权力运行过程中无论是决策、执行还是监督,各个环节都体现了这种精神。西南联大的权力结构及权力运行模式对于我国现代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论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本质——"教授治学"

在中国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中建立和运行的教授委员会制,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高校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的大背景下,对高校学术运行机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所做的开创性尝试。中国的教授委员会制的本质是“教授治学”,体现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即追求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教授拥有学术权力,实现学术自由、学术自主。笔者阐述了“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发展历程;“教授治学”的内涵;“教授治学”的本质以及“教授治学”的保障机制,阐明“教授治学”是教授委员会的本质。     

西方大学教授会的起源与发展探析

教授会是大学中的学者团体组织,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大学的起源时期.在千余年的大学发展史中,教授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大学的早期,它以行会组织的方式领导大学的自治管理;在漫长的发展期,它铸就了大学“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坚定地捍卫着学术自由的权力;在现代大学中,它的功能在“共治结构”下进一步专门化,但依然不可或缺,举足轻重.教授会是大学中最古老的机构,它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以及学术生活的天然践行者与捍卫者.     

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其合法性分析

“教授治校”是西方大学的一种传统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它形成于中世纪大学,在近千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教授治校的形式和程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其基本内涵没有变,这是大学的本质特性决定的。现代大学对教授治校传统的“弱化”甚至“异化”现象亟须我们把握教授治校的实质内涵,分析其存在、变革的合法性和现实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在现代大学中继承这一传统。     

论高等教育系统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和谐关系之建立

在高等教育这个特定的系统中,学术权力作为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所拥有的一种权力形式有其独立存在的基础和价值,并与高等教育行政权力形成了高等教育系统的两维。协调二者关系,实现高等教育系统权力之和谐必须突出学术权力的主导地位。学术权力的实现有两个制度根基：一是大学自治,二是教授治校。     

中美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大学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存在着较大差异。通过对中美大学管理体系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没有分开,行政权力大过学术权力。要优化中国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间的关系,应转变我国大学的管理思想;精简现有行政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委员会＂制度;保证教授的学术自治;鼓励教授适当参与行政管理;全社会也应该配合大学建立起严格的监督机制。     

美国“教授治校”的研究及其启示

"教授治校"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惯例,对推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献研究表明,目前学术界有关美国大学的"教授治校"问题的研究涉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实证研究主题主要围绕教授对共同治理的态度或看法、教授治校的领域、教授治校与大学绩效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由于美国大学教授的权力只能限定在学术领域发挥作用,其实质是"教授治学"。     

学术第一,教授治学,教育家治校——对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的思考

指出高校行政化的实质是社会官本位观念在高校的影响和官场文化对高校的渗透,去行政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树立新的大学办学理念,提出大学应树立＂学术第一、教授治学、教育家治校＂的办学理念。在大学发展的进程中,学术第一是基础,教授治学是手段,教育家治校是保障,三者有机结合,共同辅佐实现大学的历史使命。     

论高校的权力体系--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分析路径

本文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分析路径,探究了大学权力体系中的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明确提出党委的权力体现为政治领导,学术权力体现为教授治学,行政权力体现为校长治校,民主权力体现为监督保障.     

论中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创新的问题和对策

高等学校是一种正式的学术组织。高校基层学术组织致力于学术研究,追求自由、自主和自治的管理目标。基层学术组织创新有助于解放和发展学术生产力。目前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类型单一化,管理职权相对缺乏,研究功能有所弱化。今后有必要设置多样化的基层学术组织,赋予基层学术组织及其学术带头人更大的权力,创新学术组织。在中层和基层组织关系方面,中层机构数量过多,权力过大,责、权、利界定不清。当务之急是扩大中层学术组织的学科覆盖面,在管理上实行简政放权,促进院系设置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引入学院式管理模式。高层管理方面的突出问题是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区分不明晰,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理念未能落实,行政主导权不断强化。今后应力求增强高校制度化的学术权力。     

教授治学问题研究综述

受教授治校理念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探索教授治学的新途径,教育主管部门也通过立法积极推动教授治学.国内许多学者对教授治学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在教授治学的意义、困境以及路径方面的研究非常深入,这些成果为大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借鉴.教授治学不仅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理念,同时也反映了大学的组织特性和管理方式;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要求,在治“学”的范围上不仅仅局限于教授个人治学方面,而且也应当参与、主导一些与学术事务相关的行政管理;教授委员会是实现教授治学的有效载体,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大学学术权力充分发挥,同时也提高了大学的科学、民主化管理水平.     

近代大学教授会与当前教授委员会的比较研究——以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为个案

民国时期清华的“教授治校”制度在大学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我国近代高教史的遗产,对当前教授组织参与大学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简要介绍了民国时期清华的教授治校制度以及教授会这一“教授治校”的基础性组织,总结了其组织特征;简要分析了当前大学教授委员会的实施现状;并对历史与当下两种教授会制度做了对比分析,得出相应的启示。     

权力冲突下的学术强化假象与管理隐患分析

高等学校存在行政与学术两种权力,很多时候后者服从前者,所以两种权力之间存在冲突,但学术是立校之本,忽视学术权力的行政权力会使高校的发展偏离正轨。部门管理者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出强化学术行为的假象以规避行政与学术的矛盾,“弼马温”的管理模式由此产生,该种管理思路会产生很多隐患：以一团和气抵消团队建设;小人得势并危及高层管理者的领导权威;大浪淘尽优秀员工使得教师团队变为“矮人国”。     

教授治校问题研究综述

作为西方大学的传统管理模式的教授治校源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教授治校作为一种理念,曾在20世纪上半叶有过短暂的引进,并促进了我国大学的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行,许多高校开始了教授治校的新尝试。文章从教授治校的历史变迁、教授治校的内涵和外延、教授治校的影响因素以及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归纳,以期为教授治校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教授治校"的教育管理模式

“教授治校”是清华大学历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管理模式,它的确立是与梅贻琦的努力与支持分不开的。这种管理模式推动了二十世纪30～40年代清华大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我们从教育管理学的角度研究之。     

“教授治校”之困:北洋政府时期大学评议会的教育立法嬗变及其制度局限

北洋政府时期,作为民国时期教授治校制度保障的大学评议会制度历经三次教育立法嬗变:1912年,《大学令》公布,标志着大学评议会制度的立法确立,评议会成为大学最高权力机构; 1917年,《修正大学令》颁布,教授会废止,原教授会之部分职权划归至评议会,评议会职权得以进一步扩大; 1924年,《国立大学校条例》颁布,教授会恢复,新增董事会,评议会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遭到了董事会的挑战。然而,大学评议会三次立法演变的背后,是教授治校的终极诉求以及政府教育立法制度局限下教授治校的实现之困。     

高校干部“双肩挑”与管理职业化的理论思考

管理职业化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组织运作的基本要求,而在我国高校,却长期存在着不同于管理职业化模式的另外一种模式——“双肩挑”干部管理模式。“双肩挑”干部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双肩挑”的兼职管理方法与管理职业化要求产生的冲突导致的,而我国高校内部管理权力配置中顺应学术权力提升要求又为“双肩挑”模式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支持,因此,对高校管理干部、尤其是教学科研单位管理干部的“双肩挑”模式应该在肯定的前提下予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