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优势及程序制度的完善

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一直是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新《民事诉讼法》明确排除了公民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可能性。在中国,环保组织并不强大,环保行政机关受到各方利益的牵制,因而检察机关应当是最适格的原告。另外,由检察机关担当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在现有诉讼程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修改和完善,就可以适用于环境公益诉讼的需要,更具有可操作性。     

反思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以法定原告资格为视角

在一般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有其特殊的理由,这些理由包括确保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消除原告举证的障碍等。而环境公益诉讼与一般环境侵权诉讼的原告类型不同,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得原告在与被告之间的力量对比、举证能力等方面都与一般环境侵权诉讼存在明显不同。双方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能力不再像在普通的环境侵权诉讼中那样对比悬殊,原本在一般环境侵权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时所考虑的因素有所改变。在此情形下,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存在较大局限性,是不合理的,不宜直接按照现有关于一般环境侵权诉讼的规定予以推行。     

试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如何确定是法学界和实务界遭遇的一个共同难题,原因是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因此,检察机关担任原告并胜诉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不具有仿效性,难以在实践中推进,在当前中国国情条件下,只有确立"环保行政机关为主其他社会主体为辅"的适格原告体制才能突破当前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基于环保组织起诉化工企业案的分析

原告资格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核心问题。我国对社会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加以限制，降低了对潜在性环境污染事件的监督效能。环保组织的公益性及专业性特点符合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要求。检察院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履行监督职能，符合检察院内在职能的要求。设置环境行政管理前置程序，在行政环保职能部门穷尽行政管理措施后，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了防止滥诉，个人暂不能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建议建立原告诉权冲突协调机制。     

商标侵权案件中的诉讼中止

在商标侵权诉讼中,如果被告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撤销原告注册商标并被受理,法院是否应中止诉讼成为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由于我国的注册商标都进行了实质审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而若被告在诉讼中对原告注册商标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请求撤销并被受理,人民法院一般不应中止诉讼,但也有例外.     

依法处分诉权的保护与干预——兼论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适用

在处理"共同侵权案的原告不愿列实施共同侵权的其他人为共同被告"问题上,法院能否依职权强制追加"其他人"为共同被告,关键看原告该处分行为是否超出其处分权的法定范围,即法律对该项处分行为是否有明令禁止性规定以及是否有明示法院可以或应当干预的授权性或义务性规定.     

论环境侵权诉讼因果关系证明中的“初步证据”

环境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有利于对原告的救济,但该规则存在重大缺失,其逻辑结构不完整致使推定结论缺乏可靠性和准确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指导性司法意见,要求原告在被告反向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前先对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提供初步证据。这不仅进一步平衡了原被告之间的举证负担,更使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具备了较为充分的科学依据。在环境侵权诉讼实务中,原告对初步证据的证明标准只要达到低度盖然性标准即可,其证明手段包括官方文件认定、鉴定结论、学术论著及疫学统计方法等,司法解释有必要对初步证据的证明标准和证明手段等具体问题进一步予以细化。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研究

为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正确实施,应当通过规范解读、实证考察、理论分析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价值分析法、实证研究法等具体研究方法,对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从被诉行为、适格被告、救济客体以及损害后果等方面对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进行了初步界定,但在规范、实践及理论三重视角下,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仍呈现出对被诉行为的违法性要求过于严苛、对适格被告范围的理解与立法规定的诉讼类型不符、将"众多"个人利益简单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尚未将侵害"众多"个人权益的"风险"纳入救济范围等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要科学界定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当遵循法定性、必要性及合政策性标准,一是只有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违法行为在实质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才属于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二是只有当受侵害利益无法通过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等私益诉讼机制获得司法救济时,才有必要将其纳入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三是应当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留意政策倾向的价值维度,以积极、稳妥的态度对待政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指引,避免对案件范围的盲目扩大或不当缩减。具体而言,一是应将被诉行为的范围拓展为"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即仅就被诉行为而言,只要是"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就属于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二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规定的诉讼类型属于民事公益诉讼,行政机关不能成为该类诉讼的适格被告,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诉讼不属于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三是不能仅因受侵害对象人数"众多"就将其纳入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将是否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判断救济范围的实质性标准;四是为提前规避"实害"的发生,应当构建预防性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将那些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现实威胁的、紧迫的、严重的、不及时制止可能产生难以弥补损害的"风险"纳入该类诉讼的救济范围。     

恶意诉讼——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

恶意诉讼与滥用诉权并不完全相同,恶意诉讼是利用国家的诉讼机制提起的一场不合法的诉讼.恶意诉讼构成侵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先诉讼属于恶意诉讼、且先诉讼中原告胜诉、被告遭受了损害以及符合侵权行为一般要件.     

论婚生子女否认诉讼之构建

婚生子女否认诉讼是人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其诉讼标的的特殊性,德国、法国等大多数国家都相应建立了这种诉讼程序。并且,贯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已成为当前指导亲属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反观我国亲属法和民事诉讼法,婚生子女否认诉讼还付之阙如,即便学界在制度的设计上有所见解,但仅该诉中适格原告和被告问题就无法达成一致,其性质、诉讼时效等也有待明确。借鉴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等比较成熟的立法经验,为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实有必要构建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并对其性质、适格当事人等作出合理界定。     

专利侵权诉讼之诉讼标的物的确定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诉讼标的物的确定具有重要的诉讼法上的意义。从指出诉讼标的物的确定———这一问题的存在着手,本文对停止侵害请求诉讼之诉讼请求中的诉讼标的物的确定、损害赔偿请求诉讼之诉讼请求中的诉讼标的物的确定、请求原因事实中的诉讼标的物的确定等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公司法》中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评析

我国《公司法》首次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股东派生诉讼的理论基础、当事人的确定、前置条件、诉讼中的费用、法院在诉讼中的地位、法律效力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场域选择

滥用诉权行为的性质具备双重性,即是不正当诉讼行为,又是一般性民事侵权行为,因此,规制滥用诉权行为应在民事诉讼法和民法的双重场域中进行,既应确立民事诉讼的诚信原则,还应建立规制滥用诉权行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     

中美环境侵权群体诉讼之比较

解决环境侵权群体纠纷,美国规定有集团诉讼制度,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了选定当事人诉讼制度,而内地采取的是代表人诉讼制度,这三种群体诉讼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面对不断出现的环境侵权群体纠纷,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见义勇为立法述论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立法保护是一个热点问题.见义勇为行为分为救助行为与对侵权行为制止两类,对第一类见义勇为行为予以法律的保护均无异议,但对于第二类见义勇为行为则存在见义勇为造成新的损害赔偿问题和见义勇为行为合法性的问题,故对见义勇为行为应首先进行分类和定义,做到对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利进行有效的保护,杜绝见义勇为行为的滥用,防止公众对公众权力救济信心的丧失和影响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     

我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构建

证券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具有“小额多数”的特征,我国现行的单独诉讼、共同诉讼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适应此类群体纠纷中保护分散性利益、制裁群体性侵害、为公众提供有效救济途径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借鉴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经验,改变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机制,是现阶段的可行之选。     

诉讼侵权行为探析

诉讼侵权行为是指加害人无正当理由,通过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恶意告发、滥用诉权给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造成一定损害,或者无正当理由申请保全给被保全人造成一定损失的行为;包括四种情形:一是无正当理由提起民事诉讼,二是恶意告发,三是滥用诉权,四是无正当理由申请证据或财产保全。加害人的范围包括恶意提起民事或者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恶意告发者,还应包括作伪证的证人、虚假鉴定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诉讼侵权责任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并且加害人的过错应该包括故意和过失。在恶意刑事诉讼的赔偿方面,应该协调加害者的民事赔偿和国家赔偿之间的关系。     

冷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民主党关系述论

冷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分别从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高度对立的阵营利益决定了双方不存在发展友好关系的空间。作为国际政坛上两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全面对立的主题下，中国共产党与个别西方社会民主党有过极为有限的接触，这些接触都不具备党际交往的意义，也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衰退，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社会民主党适时做出了对外交往路线的调整，双方建立了党际关系，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法院特殊侵权行为的特征分析

诉讼案件获得公证审判既是法院的基本职责,又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法院的职务侵权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此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主体、侵权客体、归责原则、构成要件、救济方式等都与其他侵权行为有明显不同。对法院特殊侵权行为的分析,丰富和发展了侵权行为理论。     

近年来政党与媒体关系研究综述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政党政治与媒体关系的文献研究，概括了政党政治与媒体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了近十年来媒体对政党结构、功能、理念传递方式、意识形态等等显著乃至细微的影响变化，最后作者对不同意识形态政党应对媒体挑战的战略对策进行了分类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