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社会理论:经典传统及发展逻辑

以现代性为背景的社会理论在发展中形成了实证、解释和批判的思想传统。这三大思想传统既凸显着现代性社会理论发展的内在矛盾,又使得现代性社会理论在发展中保持着内在的张力。在我们看来,现代性问题意识与社会理论思想传统的变革,是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发展的双重逻辑。当代社会理论需要以此为基点,开辟出能引导社会健康发展的新范式。     

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建构的起点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建构需要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寻求确定的研究起点。现代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建构的逻辑和历史起点:一方面,由现代性催生的现代社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产生的社会场域,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性的准备;另一方面,现代性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现代性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问题意识萌生的源泉,也是学科构建、理论运思的起点。     

法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向：由现代性到后现代性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既要受到学术共同体思维进路的影响,更要受到社会变迁的制约。法律社会学孕育、成长于现代性的母体中,现代性是法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内在理据。现代性首先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线性的历史时间意识,长久以来的历史决定论是社会理论传统的主导维度。全球化时代,时空体验的巨大转变使人们将关注的焦点从时间移到空间。现代性向后现代性或全球性的转变,使得法律社会学的现代式的研究范式面临终结,新的研究范式(全球性的)需要建构,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正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向。     

风险社会理论的范式变革

在现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分析风险社会理论的现代性论说，得出其范式变革的3个基本路向：颠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范畴框架，避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言路，超越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路线。     

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

本文对旧式现代性的危机和新型现代性的崛起,及其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对社会学的分裂传统和当代建构主义社会学的重建努力做了清理和评述。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的重大变化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正式提出了社会互构论———一种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并对这一理论做了概括性的介绍。     

现代化进程中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反思——以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诊断范式为视角

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形态被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也必然存在着因现代性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诊断范式主要有四种,即理性主义范式、历史主义范式、后现代主义范式和风险社会范式。这些范式的理论视角虽各有不同,但是对于领导干部问责制的现存问题和发展方向、对于反思问责制给领导干部个人带来的影响及问责制面临的挑战等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德审美思想的现代性关联

本文以２０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的历史事实为依托,分析德国审美思想与中国语境中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文章认为,中德审美思想的现代性关联,从现代学科发展的意义上来说,首先表现在知识论层面,与审美话语和审美知识范式的革命性变革有关;其次则表现在审美思想与社会文化、个体生存的互动关系上;而上述知识学与审美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关联,与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创造性转换有关,并最终源于中德知识人对审美在现代知识谱系中本体论地位的深刻认识。论文分四个部分：一、现代性转换：中德美学的关联域;二、审美本体论意义上的现代性关联;三、审美人生层面的现代性关联;四、审美知识学方面的现代性关联     

现代性：后续历史进程中的意义确定

现代性是维系社会学发展历程的核心概念,在当代社会文化的讨论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意义,马克思、马克斯·韦伯、迪尔凯姆和齐美尔四位经典社会学大师的主要学说与现代性紧密相连。利用伯格与凯尔纳的框架对古典时期的现代性思想进行梳理,提出了认识现代性的全新脉络,并结合中国的现实与知识认识,揭示其对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系统性、整全性价值。     

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苏国勋答问录

韦伯在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史上处于经典作家的中心位置,其学术史、思想史地位堪与涂尔干和马克思比肩。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韦伯这样的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巨擘在中国一直不为人所熟知,甚或为人所误解。但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有赖一代学人的共同努力,韦伯研究竟迅速传播开来且蔚为大观,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已获长足发展。苏国勋先生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1988年甫一问世,即被争相研读,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本著作可说是开启了中国学界系统绍介和研究韦伯的先河。苏先生的学术轨迹,可以折射出韦伯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及其在中国的命运,这无疑是个很好的社会理论分析的切入点。将韦伯所擅长的对现代社会病理诊断的理论特色贯穿于对"文化大革命"后的反思、8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及文化讨论中,有效地突出了现代社会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意识。事实上,韦伯对包括儒教和道教在内的传统东方文化的批判并没有否定中国进入现代性的可能。把握他思想中诸如"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等二元张力的特质,有助于理解现代性和面对现代性的意义,特别是对解释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以及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悖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导引作用。并且,对在社会大变革中如何借助现代性理论资源来指导实现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均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值此《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一书(增订本)即将再版之际,本刊特刊发苏国勋先生的《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苏国勋答问录》一文,以飨社会学界同人,并以此文为契机,为推进韦伯及现代性的深度研究再添一把薪火。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性批判之维——以马克思和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为背景

现代性问题作为当前社会发展所遭遇的困境,已为众多思想家批判反思。其中,马克思与吉登斯的理论观点极具代表性。虽然马克思未直接使用"现代性"这一词汇,但他对资本运作逻辑的揭露和颠覆中,蕴含着对现代性的透彻分析及批判。受马克思的影响,吉登斯始终在"资本主义"历史语境下致力于批判和重建现代性,这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一种微妙的"继承"。两者关于批判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探索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核心不谋而合,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性批判维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密切相关。     

反思及其僭越——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阐释焦虑与话语突围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其话语结构、属性与功能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症候。随着80年代的终结、现代性的断裂、消费革命的发生与全球化逻辑的形成,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范式,最终陷入阐释的焦虑与贫困。本文考察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现代性特质及其在当下的阐释焦虑,并从新的社会文化结构与话语生产机制出发,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作出局部的话语修正。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选择、延展与反思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尚在路上",虽然在现代性的构建和生成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副产品",但中国若"终结"现代性进程,则弊远大于利。认识和反思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在继承和开发传统中生成"现代性",扬长避短,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可持续发展很有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焦虑的消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难以绕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批判和重构现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世界历史维度。“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重构现代性的理论创新。探索现代性新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宗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问世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历史价值是对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新贡献。它证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对现代世界本质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具有多样性和历史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它增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文化中的话语权。     

毛泽东现代性理论的思想史效应

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忧虑所形成的“力场”,构成了毛泽东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问题意识,如何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方案从而规避西式现代性弊病,成为毛泽东始终关注与思考的核心问题。深化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研究工作,应当从思想史发展的整体历史线索出发加以把握,即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微观历史进程相结合的双位视角出发,综合透视毛泽东的现代性思想,并对其进行基本的思想史定位。作为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流动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在当代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不断引起回响,并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影响着当代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建构。     

论中国话剧现代性的生成机制--以"演剧职业化"运动为支点的考察

话剧的现代性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境遇中逐步生成的,有时候舞台艺术先行一步,有时候创作发展较快。但是,这些单兵突进式的现代性却很难持久,随时都会变质或坍塌。因为,话剧不仅是一门综合艺术,内部结构复杂,而且有着广阔的社会关联域,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只有当演剧走上职业化道路,取得独立的社会身份以后,话剧的现代性才获得了一个坚实的成长平台和必要的社会资源,各方面均衡协调地发展起来,在国家与市场的张力中迅速走向成熟,走向自我,形成了鲜明的市民化、中国化特色。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

当代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变,也显示了它具有的两股巨大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的力量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的力量。当今世界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也都包含着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我们把研究这种结构性巨变及其二维效应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二维视野和双侧分析”(简称实践结构论)。从社会学研究“中国经验”的“全球”与“本土”话语之争的再度激活,到“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实质性分野的明朗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生命力的再发现,到现代性彰显以来新兴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共性和个性的侧重差异,再到当前我国政学两界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都需要一种更为开阔的社会学理论视野。通过这一视野,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入地把握现代性全球化和本土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性,而且可以重新认识在中国新型现代性实践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不懈追求和新的活力。     

现代性·乌托邦·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现代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导致的社会分裂,使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形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情结.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对传统理想的弘扬,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机制.从民生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发展过程展示了现代性、乌托邦与社会主义选择中的历史关系.只有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     

再论"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近年来,国内现代文学界对于是否运用“现代性”作为研究的新的理论视点,颇有一些论争。质疑者、责难者有之;倡导者、赞同者亦有之。理论的价值意义在于其实践的功能,从突破意识形态概念性的框定,从消解二元对立的习惯性思维模式,从调整旧有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三个侧向进行论析,可以看出,“现代性”这一理论视点的建立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     

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四大范式及其命运

通常认为中国的审美现代性是审美独立意识与工具意识之间的纠葛.而实际上中国审美现代性至少有四大范式性道路,即审美工具主义、审美独立主义、审美娱乐主义与审美批判主义.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现代性进程,这四大范式的命运各不相同.     

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意义

李欧梵发掘“颓废”的现代美学和文化意义,建构起“颓废”文学史,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这可视为80、90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下的“现代性”研究的重要一元,促成了文学史研究范式由社会政治研究范式向文化现代化研究范式转换,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文学史研究的立场和标准问题,在当下学者对“重写文学史”予以重新审视的思潮下,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