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祭祀乐舞体现的"顺阴阳"思想

儒家思想在汉代的影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国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者,汉代国家祭祀乐舞可以反映儒学对汉统治思想影响的进程。儒学提倡的“顺阴阳助教化”的思想理念在汉代祭祀乐舞的某些具体篇章中有体现。汉初宗庙乐舞《四时》的出现完成了先汉时期“阴阳五行”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转变。五郊迎气乐舞的完善说明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而灵星祠舞的重新解说,代表着儒家思想对汉代国家祭祀的重新整合,代表着“顺阴阳”观念成为汉国家政治最高指导思想。     

《周易》政治思想分析

为了深入对《周易》政治思想的研究,分析了《周易》所蕴含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思想的内容,阴阳对立,阴阳互补,阴阳矛盾促成变化。得出《周易》所蕴含的政治思想是在遵循“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基础之上形成的,包括顺时应变,以民为本,君臣共治为主要内容这一结论。     

慎到应是黄老思想家——兼论黄老思想与老子、韩非的区别

以前读《慎子》时感觉:扑面而来的是法家气息,但字里行间也闪耀着道家思想的光辉。实际上,学界对慎到学派的归属的确是莫衷一是、见仁见智:有列慎到于法家,如《汉书·艺文志》和《荀子》。郭沫若也说:“严格地说,只有这一派或慎到一人,才真正是法家”(《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说他是道家。治思想史的大家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里,虽将慎到列入“前期法家”的题目下,但又同意说:“慎子的确是《天下篇》所描写的那样的道家的慎子”。吳光在1985年新出的黄老专著《黄老之学通论》也列慎到于“前期道家”;有人说:“从哲学上看,慎子属于道家,从政治思想上看,则为法家的重要     

“阴阳割昏晓”析疑

杜甫的《望岳》是一首流传广、影响深的唐诗。该诗第四句“阴阳割氏晓”一些唐诗选本多作如此解释:阴:山之北为阴;阳:山之南为阳。“割昏晓”:山之南北坡把泰山分割为昏晓两面。有影响的《唐诗鉴赏辞典》也解释成: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晓判割于山的阴阳面,所以说“割昏晓”。对诗的一些文句的解释,虽然人言言殊,但我总觉得上述的解释不妥。《说文解字》中指出了“阴”与“阳”两字的本义,确如上面某些引文所述;“阴”:山之北;“阳”:山之南。解释词义,追本溯源,不失一法。但这只是在追究词的构成,而不是认定这个词语在该句乃至该诗中的特定     

评孙奇逢“相反而相交以为用”的辩证法原理

孙奇逢是身跨明清两代的著名心学大师。其思想造诣颇深,而犹精于《易》学。他深刻地理解“《易》以道阴阳”(《庄子·天兀》)的根本思想。如说: “《易》以道阴阳”。其理止此矣,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读易大旨》卷三。以下引此书,仅注卷次) “《易》以道阴阳”。阴阳之道,不幽明、死生、鬼神之理而已。(同上)这就是说,“道”是“一阴一阳”,是“幽明、死生、鬼神之理”,外此,将无处寻“道”矣。他从“一阴一阳”中发现了世界本质,如曰: “《易》有太极”,乾坤之生生而子息者是。(同上)这就是说,所谓“太极”,无非指“乾坤之生生而不息”罢了,“而实非另有一物立于两仪器象之前也。”(同上)“太极”不离两仪四象,是犹“形上形下不离形字”(同上)的     

《周易》阴阳气论对中医学藏象理论的影响

讨论了《周易》阴阳气论思想对中医学藏象理论的影响 ,认为“精气为物”思想对中医学精气生命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方法学意义 ;“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以阴阳论气思想对中医学“脏腑精气阴阳”理论体系的构建 ,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方法     

齐《诗》“五际”说新探

在西汉今文三家《诗》中,齐《诗》最能反映汉代诗学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思想对诗学的影响,其代表性思想就是齐《诗》的“五际”说。“五际”说与律历、性情等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内容应该指仁、义、礼、智、信“五性”,这与《诗纬》中的“四始五际”说是不同的。二者虽然都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但侧重不同:齐《诗》“五际”说的根据主要是阴阳说,《诗纬》“五际”说的基础则主要是五行说。     

说“朝晖夕阴”的“阴”

“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两句。“夕阴”二字如何理解?中学语文课本上把这里的“阴”解为“昏暗”、“阴暗”,固然不很贴切(已有人指出),而《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版)中说“阴”即是“月”,“夕阴”即是“夕月”,恐怕也不妥当。 的确,古书上有“月者众阴之长”之类的说法,但是古代抒情诗文中只有阴阳并举以代日月的(如杜诗“岁暮阴阳催短景”),     

崇阴阳的德性价值

《周易》阴阳合和、天人合一的理念构成中华传统德性文化最稳定、最本质的内核。《周易》之后的中国传统德性文化中,诸子学说,都从各自主张出发,共同遵循《周易》的顺应天道、天人合一等思想。阴阳之道出现了明显的偏差,主要有崇阳说与崇阴说两大类。儒家思想重于崇阳,道家思想偏于崇阴。儒、道两家即使有崇阴、崇阳上的偏重,也从未将乾坤阴阳截然对立,而是把乾坤阴阳视为宇宙天地的两个方面。儒家的经世致用、内圣外王思想,道家的阴阳互济、天人合一思想,无不从乾坤阴阳之道中化生而来。     

简论周公“敬德”“保民”“永命”的统治思想体系

西周王朝的统治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的极盛时期。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在这一时期对夏商以来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做出了重大的发展,形成了以“敬德”“保民”以求“永命”为指导的一套较为完备的统治思想。《尚书·周书》中《大诰》到《立政》几篇文字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思想体系。商周两代统治思想的变化,最主要的在于周初统治者对“天”在统治中的作用的认识与商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天”在周初统治思想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地位,而“敬德”“保民”实际上已经成为周初统治者谋求长久地维持统治的指导思想。     

法家思想与秦王朝灭亡关系新论

过去人们对法家思想在秦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促进了秦的统一,但后期对秦的灭亡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把秦的灭亡归结于法家思想。秦的灭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归结于秦用法家思想统治而导致秦快速灭亡是缺乏根据的。统一后的秦王朝使用法家思想进行统治对于维护当时的统一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上使用法家思想进行统治的朝代并不只有秦代,汉以后的政权仍然执行的“外儒内法”的思想,但并没有导致汉王朝很快灭亡。因此应对法家思想进行全面的评价。     

怎样看待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与高振铎先生商榷

高振铎先生在《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新解》(见贵州社会科学·文史哲版》一九八五年第五期以下简称《新解》,引文不另注)一文中,在列举过去许多学者把司马迁的思想归结为或“受道家思想影响”,或直称其“尊崇儒家”,或“尊崇道家”,或“既重道家也重儒家”等看法后,论述说司马迁的思想既不属于道家,也不属于儒家,更不属于杂家。据此,《新解》明确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根本不属于先秦学术思想体系中的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六家中的任何一家,“而应该把他当作两汉时期新出现的史家”。甚至说     

“天下苦秦久矣”别解

北京人民出版社《古代散文选注》上册注云:“苦秦,即‘苦于秦’,受秦统治之苦。”山西人民出版社《历代散文选》注云:“苦秦,以秦为苦,即在秦的统治下深感痛苦。”这两种解释,均值得商榷。按“苦”的本义是一种野菜,味苦,也叫“荼”。如《诗经·唐风·采苓》:“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毛传》:“苦,苦菜也。”《毛诗正义》云:“此荼也。”引申为味道苦。如《诗经·邶风·谷风》:     

浅探《易传》的“道”范畴——读《易传·系辞传》札记

一《易传·系辞传》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一阴一阳之谓道”。可以说,它既是中国哲学名言之中的名言,也是探讨《易传》关于“道”范畴的关键。我认为,这里所谓“道”,实际上是对宇宙变化中阴阳消长、阴阳循环、阴阳交替的一切趋向、秩序、规律的总概括。     

《诗·豳风·七月》所咏的历史社会现实释证

周民族自后稷封于有邰,至武王翦商建国,成为中国第三个奴隶制统一的国家.从历史的历程来说:约历千年左右.从社会发展史说:自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转化为父系氏族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进入奴隶社会;自国家的产生,进入文明时代.周民族相传是帝喾后裔弃的子孙.有邰氏女姜嫄生弃.弃在原始社会时期做农官.开始种稷和麦,尊为农神,号称后稷,子孙世袭.公刘迁豳,改善农业,部落随着兴旺起来.从公刘到古公亶父,十代都居于豳.《诗·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姜嫄的儿子弃始为农官,子孙世袭.这段历史意味着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转化为父系氏族社会.后稷传至公刘.《史记·周本纪》说:“公刘,后稷之曾孙也.”但据《史记·刘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矛盾论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论述关于矛盾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涉及到矛盾的许多方面。其中有把矛盾的解决分为三种类型的思想,即分成分离性矛盾、均衡性矛盾和融合性矛盾的思想。 一、关于分离性矛盾 西周时代的《周易·系辞》上说:“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就是说“太极”——“一”,能分出“仪”——二。里面包含有“一”分离成“二”的意思。又说:     

委婉和委婉表达

“委”、“婉”二字自古有之。东汉《说文》记载:“委,随也。”“婉,顺也。”《楚辞·九叹·远逝》曰:“委两馆于咸唐。”《诗·齐风·猗嗟》曰:“猗嗟娈兮,清扬婉兮。”在单音节词占主要地位的古代汉语里,委与婉往往单独出现,或者与别的单音节词组合,诸如:“委曲”、“委顺”、“婉转”“婉静”等等。作为双音节联绵词,“委婉”出现得相当晚,大概要到清代才出现。《儒林外史》二十四回道:“更有那细吹细打的船     

法家思想不是秦代唯一的立法指导思想

在言及秦王朝的统治思想时,学术界一般均以“刚戾毅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为是。这一结论滥觞于司马迁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又因中国封建法律思想具有“礼法结合”的特点,因此历来研究法律思想史的学者,均以秦代苛法重刑为典型,相沿未改。以至近年来编写的几部论及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持有这种观点,认为“秦朝统治思想是专任法家之术,对儒家学派和其他诸子之学是一概排斥”的。而且把秦代治国“皆有法式”,同严刑峻法等同起来并视为秦二世亡的根本原因。对于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     

言志与缘情

“诗言志”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魏晋时代,陆机又在其著作《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这“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也认识不一。有的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说“先秦时期人们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诗表达情感这种特征”,因此《尧典》中所说“言志”的“志”字与“情”字无关,指的只是一种理性。其证据即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所‘言’的‘志’要符合‘无邪’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而陆机提出“诗缘情”,“它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强烈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尧典》中所说的“志”,指的就是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商榷之处。     

思想的致命性——对《一九八四》中“思想”的解构主义分析

乔治·奥威尔的反极权主义思想是其作品《一九八四》的一个显著主题.小说文本中“正统思想”与“非正统思想”这一二元对立和“双重思想”的解构主义本质,折射出“非正统思想”的潜在强大威胁力,以及“双重思想”作为极权社会的统治手段不断在威胁其统治地位的事实,揭示了“思想”对人自身和极权主义统治的致命性.“思想”的解构本质削弱了奥威尔所渲染的极权主义恐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