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在争议性公共议题中的作用与局限———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的微博表达为例

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共知识分子与争议性公共议题相结合的典型案例——“浙江温岭虐童事件”的发展过程进行探析,发现微博空间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利用专业知识对存在争议的事件进行解释和分析起到了弥补受众专业知识空白、引导受众深入思考问题、改变舆论场等积极作用。然而,微博空间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受到了网络空间共景式监狱的监督结构、话语引导单向度发展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为此,应对受众加强伦理建设和理性引导,增强公共知识分子承担相应责任的积极性,而且微博运营者也应凸显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中的话语地位。     

权力再生产：微博维权何以可能的一个解释框架

[提要]在双重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民众高涨的权利意识与不通畅的制度化表达渠道之间存在着张力,促使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将微博作为谋求自身合法权益的工具。微博维权何以可能？根据吉登斯的理论,权力具有转换和支配二重特性,资源则是权力二重性得以充分体现的媒介。微博就是这样一种可以实现权力再生产的虚拟空间与资源媒介。近年来影响颇大的微博维权案例说明,微博维权的逻辑大概有这样几个环节：一是占领微博这个公共话语空间,将与对峙方的互动场所由现实社会转换至由微博所型构的网络虚拟社区,以建构维权的载体;二是将社会网络、情感支持、群体性共识等各种资源予以整合并将其转换成于己有利的力量,以增强自身的话语分贝与话语权重,从而获取维权的优势地位;三是重塑话语支配能力,转变个体在权力不对等关系中的劣势地位,以获得对侵权方的支配能力,进而达到维权的目的。在非制度化生存状态下,弱势群体可以借助于微博向强势者展示“无权者的权力”,但这终究只是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过渡现象。任何个体权利的维护最终还是有赖于正式的制度安排。     

政府、媒体与公众的风险互动: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对象,提取微博、微信及政府官方网站上的数据为样本,以公共卫生事件阶段性特征为时间划分依据,探究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在议程设置中的互动关系。政府、媒体和公众于疫情的不同阶段在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等方面存在主导权的转换。疫情初现期,公众勾连SARS求证,媒体追随政府辟谣;疫情爆发期,公众注重情绪发泄,政府和媒体注重解决对策;疫情蔓延期,公众信任占半,政府注重行为指导,媒体追责、指导并举;疫情衰退期,政府媒体注重情绪安抚,公众信任回归。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应将政府、媒体与公众/意见领袖整合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基于此,研究建构了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于初现期、爆发期、蔓延期、衰退期四个公共卫生事件生命周期内良性互动的循环式舆论引导模型,以此为今后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提供实践指导。     

政府微博中的对话传播研究——以中国10个政务机构微博为例

微博有助于组织将公众引入对话传播,从而建设组织-公众间的对话式关系。从对话传播的视角,以Kent和Taylor的"网络对话传播原则"为分析框架,对10个政务机构微博的200条微博帖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政府微博的对话传播现状,并在3个假设验证的基础上,为政府如何有效地通过微博进行对话传播提出了策略性建议。     

微博事件传播的媒介生态学解读

微博事件具有高度公众性、议题性和影响力,深层次触及受众情感和切身利益.本文以媒介生态学为研究视角,从微博事件传播的媒介生态因子和传播模式两个角度来解读和研究微博事件的叙事文本、受众生态、环境生态及传播模式,对其发生发展规律及传播模式作系统性的考察,为我们正确把握微博事件传播的特点,引导微博发挥社会正能量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视角.     

突发性事件微博传播的正负向作用研究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突发性事件报道屡见不鲜。新技术——Web2.0自媒体产生带来了媒介的新发展,使传统媒介不再是突发性事件报道的唯一主角。微博正在改变信息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微博的研究对转型期的中国具有意义。文章以微博信息传播方式的角度出发,探讨突发性事件中微博的传播模式、微博传播效果、微博舆论引导、微博谣言的控制和引导等切实问题。     

微博:公民社会构建的平台——以微博对网络热点事件的影响为例

微博一出现,就以它的公开性、互动性、开放性、平民性和整合性为公民社会的公民意识、公共空间、公共话语权三要素提供了发展空间,成为构建公民社会的平台。文章所列举的三大网络热点事件,均表现出公民在微博上强大的话语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建议权。李天一事件中,微博成为网民理性与非理性表达的博弈平台;老人摔倒事件中,微博成为公民表达话语权,以及政府促进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平台;小悦悦事件中,微博成为公民反思社会道德和自身良知,推进社会进步的平台。公民社会构建的本质就是为人们提供自由、公共话语交流的互动平台,促进公民意识的觉醒,扩大公民交往的空间。     

微博话语的多维实证研究

微博话语分析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关于微博话语的研究有利于丰富社会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研究内容和领域。从社会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角度,对新浪微博话语从信息性、情感性和社会性三个维度所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微博话语具有独特的信息性、丰富的情感性和广泛的社会共鸣性等特点。     

高校官方微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问题及策略

分析校园官方微博在应对突发公共安全和突发群体性事件等两类突发事件的话语和谐性研究,探讨其应对话语的交际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此类应对话语表达相对固定、话语的和谐性选择类似,功效却因事件不同或处理话语的细微差别而不同。第二,校园官方微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要注重应对话语的和谐性技巧,突出其功效性;同时强化官方微博的话语管理,建立官方微博对突发事件应对的长效机制,才能匡正并维护学校的形象。     

以“戒指换教学楼”为例解析微博影响力

微博独特的传播优势和奇妙的用户体验,使之在较短的时间里成为媒体中用户活跃度高、即时性强的信息发布和传播平台。微博在一些公众事件中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并迅速转化为社会影响力,推进了公众事件的健康走向和发展。     

维权话语与抗争逻辑——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研究围绕着农民维权话语的建构和农民群体性抗争模式总结两条主线展开。转型时期农民平等权的缺失成为维权话语建构的社会基础。在农民维权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民的群体性抗争行为进行了总结,提出“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草根动员”和“依势博弈”等五种抗争模式。本文在回顾五种抗争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种模式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和说明。并就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科学公共空间中“理”的争夺与断裂——对方舟子、崔永元转基因微博论争的反思

科学专业话语如何进行公共讨论一直是困扰社会的难题。本文以方舟子与崔永元转基因论争的微博话语为例,探讨科学公共话语空间中围绕"理"展开的论争过程。研究发现:科学专业话语与公共话语体系,对话语主体的准入限制要求不同,说理的依据、逻辑与方式等亦存在差异;转基因论争背后存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竞争与冲突,这诸多因素使得科学传播陷入困境。从经验层面反思科学论争中的"理"的冲突与对话,将启发我们重新理解科学公共空间中的多元理性共识。     

三重视域下的媒体审判研究——以“X二代”涉案的微博传播为例

媒体审判主要是指媒体报道对司法审判的影响。随着网络等新媒介的发展,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也成为媒体审判的触发器,成为媒体审判在网络空间的延伸。通过对"李某某"案的微博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及传播效果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能够发现其中存在明显的媒体审判现象,而自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在该案中扮演着重要的媒体审判角色。"官二代""富二代"等标签话语在微博传播过程中加深了人们的负面印象,微博围绕"李某某"的名人身份、犯案证据及相关参与人、李家家教等方面建构出倾向性较为明显的"审判话语"。在"李某某案"这样的事件中,民众往往强调一种结果正义而忽略程序正义,常常会陷入一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粗陋思维中,使代表社会公共意志的舆论与代表社会公正的司法之间形成对峙,并有可能影响审判结果,这是媒体、网民以及司法部门都需要警惕并反思的。     

“公共领域”中的微博用户分析——基于微博范式下的网络舆论监督与引导

微博的传播方式有别于以往任何一种传播媒介,它集便捷性、公开性、交互性等特点于一身,实现了随时随地传播信息的可能,以140个字符体现了微博用户主体的观点,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各项事务中有着自己特殊的传播方式。在网络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微博媒介发挥着"社会公器"的作用,文章旨在从传播学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公共领域"中微博用户的类型特征及行为需要,在研究微博用户心理特征的基础上,讨论微博对网络舆论的监督与引导机制,结合社会热点事件,探讨微博在现实社会的传播意义。     

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及监督研究——以“余姚官员让人背”事件为例

社会的进步和媒介的发展使网络在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公众通过网络论坛、网络媒体报道、微博等不同形式关注并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逐渐形成虚拟的社会组织。这种虚拟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加和活跃度的上升,一方面凸显出网络公共领域的壮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网络舆论混乱的问题,为此,对网络公共领域的监督就变的尤为重要。本文以“余姚官员让人背”事件为例,探讨网络公共领域形成机制,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正确监督。     

非营利组织对话沟通水平评价及其对捐赠收入的影响——基于微博环境下中国基金会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话沟通理论,从粘性、创造回访、对话循环和信息有用性等4个维度评价了114家基金会使用微博与公众进行对话沟通的水平。结果表明,基金会在微博粘性、创造回访及对话循环等3个方面整体水平偏低,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在不同指标上表现各有优劣。在微博使用策略方面,当前基金会主要采用推出策略和拉进策略来使用微博,将微博作为发布信息、知识传播和简单交互的工具,并没有将微博使用提升到知识创造的战略层面上。基于此,进一步分析了微博对话沟通水平对组织捐赠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微博对话沟通水平更高的公募基金会接收到的捐赠收入更多,但对于非公募基金会,微博对话沟通水平对其捐赠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的困境与破解路径 ——以2012年重大群体性事件为例

自媒体时代的社会动员方式,使群体性事件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度。但自媒体的传播特征又使这种参与具有独特的困境,主要表现在：抽象愤怒与集体狂欢、民粹主义下的“无社会组织”后果、话语和行为的无理性破坏等。要重塑公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政府不仅需要执政智慧,更需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治理思维。建立健全制度化的维权机制,畅通公民的利益表达与利益保障机制,提高弱势群体在利益综合以及政策制定中的博弈能力,是破解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困境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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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微博中的热点事件信息可信度研究

建立政府微博中的热点事件信息可信度影响因素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当前政府微博中的热点事件信息可信度较好,因此政府可以将政府微博作为一个有效平台来发布热点事件信息。此外,影响政府微博中热点事件信息可信度的主要因素是社会信任,其次是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和党派归属,而微博自身的碎片化、非逻辑化和娱乐化特征并不构成政府微博中热点事件信息可信度的消极因素。因此,要提高政府微博中热点事件信息的可信度,首要的是建立我国公众的社会信任。     

微博反腐法治化与社会管理创新——新时期官员腐败行为及其治理系列之五

作为一种新兴新型的反腐方式,微博反腐具有高效便捷、公开透明、及时互动的特征,越来越引起党和政府的关注,成为当下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微博影响力与日俱增,微博不仅成为公众参政议政、言论表达的舆论平台,更是充当反腐倡廉、监督政府的有力手段。必须认清微博反腐的优劣之处,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理念,促进微博反腐法制化、规范化发展。     

2011年新词语全“体”出动的文化解读

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狂欢理论为切入点解读2011年度"～体"新词语群,不难发现其所展现的对话性和全民参与的理性狂欢精神。微博平台提供了网民借"体"发挥的大舞台,"～体"新词语体现了一种风格,实现了对社会事件的记录,还展现了对现实真实生活的讽刺揶揄,由此可以反观社会,反观人心。微博作为一种网络社交平台,其舆情价值值得关注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