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会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吗?——基于湖北1120个农户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湖北农户实地调查数据,采用PSM和GPSM法分析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由PSM估计可得,土地转入比土地未流转更能显著降低农业生产成本0.78个单位,水田转入和旱地转入分别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1.02和0.64个单位;土地转入能分别降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生产成本2.69和0.57个单位,且水田对不同类型作物生产成本的降低幅度最大;由GPSM估计可得,土地转入面积、水田转入面积和旱地转入面积对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存在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即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的幅度要高于土地流转面积增加的幅度,且水田转入面积的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最大.基于此,政府应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加大规模经营扶持力度,构建农业全产业链协作发展机制,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切实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基于粮食主产区3省10县的农户调查

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河南和安徽3省10县的调研数据,通过PSM模型和基尼系数的测算,综合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从收入水平来看,土地流转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比未参与的农户高26.11%;从收入结构来看,转入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而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非农务工收入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收入差距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的差距,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基尼系数较流转前分别提高了49.83%和24.93%。由此说明推进土地流转是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新途径。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再评估——来自PSM+DID的新证据

关于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关系问题,文章从方法论视角进行了审视,提出正确认识并使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方法,是精确评估股权激励效应的前提.传统PSM无法实现不可观测因素的匹配导致样本自选择偏误仍部分存在,文章采用改进的PSM+ DID,评估发现:股权激励总体上提升了以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衡量的公司业绩,提升幅度分别达到22.22％和19.51％;从动态视角看,随着年份的推移,公司业绩提升速度逐渐放缓,股权激励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规律.而通过对比PSM+ DID与传统PSM评估的结果,文章证实PSM的确高估了股权激励效应,PSM+ DID的评估结果更加精确和稳健.此外,文章还证实,宏观经济形势并不会对股权激励效应产生影响,因担心宏观经济形势拖累股权激励效应而中断实施股权激励的思维存在一定的误区.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中国南方荔枝生产规模和经营效率实证分析

生产规模和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是农业生产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采用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设在广东茂名、广西玉林、钦州和北海的4个试验站管辖区荔枝果场的调查数据,对荔枝生产规模和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随着果场面积的扩大,单位生产成本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果场生产规模对产量的规模报酬基本处于不变阶段,对产值的规模报酬则处于递增阶段;单个果场的经营效率和生产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进而提出通过土地流转建立适度规模的家庭果场和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建议。     

林业社会化服务提高了农户林业生产效率吗?

为探究林业社会化服务对林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和湖南省738户农户调研样本,分别采用DEA方法、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测算林业生产效率及林业社会化服务对林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林业生产效率较低,90％以上的农户林业生产效率处于DEA无效,85.9％的DEA无效农户处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适当扩大规模将会提高效率;林业社会化服务在整体上能显著促进林业生产效率,但不同的林业社会化服务对林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基于此,建议大力完善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特别是林业生产服务体系,推动林业社会化服务专业化和精准化发展,支持和帮助农户提高林业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     

农地确权与异质性农业投资: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的边际影响和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均有促进作用,但其对非正规借贷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具体作用机制有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地权稳定性的产权激励效应,二是提高信贷可得性的信贷供给效应,三是促进土地流转的要素配置效应.同时,土地流转要素配置效应的中介效应比例显著大于产权激励效应和信贷供给效应,应该说农地确权对农业投资促进作用的关键在于土地流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中仅有土地转入具有促进农业投资的作用,而土地转出则显著抑制农业投资.基于此,建议强化农户地权稳定性预期,完善农村正规借贷市场,提升农户正规借贷可得性.同时将制定促进农业投资政策的着力点聚焦到土地流转上,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秩序规范和信息充分的土地流转市场,以高效有序的土地流转带动农业投资的增加.     

村集体中介服务能否促进农地高效流转与农民增收的双赢？

挖掘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中介服务潜能对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实现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从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视角出发，构建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市场和收入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12省（自治区）931份流转户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从农地流转数量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表现为仅促进了转入规模的扩大；（2）从农地流转质量看，对于流转双方，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均有效促进了流转期限的增加和书面契约的实现，即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的发挥能够有效引导农地实现规范化、长期化流转；（3）从增收效应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有效促进了流转双方的收入提升，且对转入户收入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因此，在未来的农地流转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村集体的中介服务职能、让村集体做好农地流转的“裁判员”，从而实现农地高效流转和农民增收的双赢。     

非农职业经历、土地流转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影响效应

基于陕西省564户种植业家庭农场微观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家庭农场异质性基础上,采用倾向匹配得分(PSM)模型探究非农职业经历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净效应,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土地流转视角下非农职业经历影响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非农职业经历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高龄农场主非农职业经历对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非农职业经历通过扩大土地流转规模和延长土地流转期限提高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且土地流转规模的中介效应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应完善具备非农职业经历群体返乡创业激励机制,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农业生态生产政策支持力度,并适度推进土地流转规模扩张及土地流转期限长期化,推动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金寨县62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农户异质性基础上,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经营性收入有负向影响,对农户工资性收入和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一方面通过缩小耕地经营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和减少亩均收入降低其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外出务工人数、提高外出务工时长提升其工资性收入;由于农户工资性收入增加强度大于其经营性收入降低强度,故对其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此外,不同教育背景、年龄段农户宅基地退出后收入变化存在差异,因此,应增强宅基地退出就业帮扶政策针对性,宣传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增收效应,实施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安排。     

农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上升背景下的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研究

中国农产品价格自2003年以来经历了3次轮番上涨,与之伴随的却是农业生产成本持续增加、经营收益长期低下,农业外部环境会通过成本收益机制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生产经营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从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成本角度实证分析农户转入土地面积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因土地经营规模限制或涨幅较快的生产成本,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增收、土地流转的作用效果有限;劳动成本上升时,地理特征差异带来不同程度的劳动要素替代和种植结构调整,与非农就业机会共同作用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以及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对比农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可知,整体上农地流转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②考虑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地转出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相反农地转入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③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地转入行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转出行为将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农地转出的收入效应比农地转入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另外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发现,忽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系数被低估.基于此,面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三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建议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好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以缩小我国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土地流转中为什么会形成大量小农复制

土地流转是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之一,然而土地流转中却出现大量小农复制,从而影响土地流转的质量和效果。运用12省(自治区)2 553份农户问卷,详细分析土地流转中小农复制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研究发现：(1)农户流转耕地面积不大,转入户流转面积20亩及以下的约占总转入户数的60.3％,转出户流转面积5亩及以下的约占总转出户数的74.38％,转出户中仍然经营土地的约占总转出户数的74％。(2)农业分工发达使生产更加方便、文化传统形成路径依赖、禀赋效应产生“价值幻觉”以及公共服务不健全使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导致转出户流转部分土地。乡土社会限制土地流转范围和经营风险增加风险感知导致转入户流转小规模土地。     

土地流转、非农就业与市民化倾向——基于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的调查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破解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瓶颈的关键所在,而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个人决策。基于四川省4市471个农业转移人口样本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土地流转、非农就业对市民化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土地流转能够正向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倾向,即土地流转程度越高,其市民化倾向越强烈;第二,高层次非农就业除了具有正向影响市民化倾向的主效应外,还在土地流转与市民化倾向的关系中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调节方向表现为,减弱低土地流转程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强化高土地流转程度导致的正面影响。根据分析结果,得出了稳妥推进土地流转、着重保障城市就业权益、合理引导进城目标设定等政策启示。     

政府研发补助方式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7—202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企业提供了大量研发支持,如何提高补助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成为社会热点。文章首次将研发补助划分为前后两类方式,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和GPSM方法,对两类补助方式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并分析了后补助强度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获得单一补助方式的企业,同时获得两类补助的企业创新产出更高;后补助强度越强,企业创新产出越高;对于国企、创新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而言,只有后补助能发挥促进作用,但对创新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或对于民企,两类补助均能对创新产出发挥促进作用。文章最后指出：研发补助可以激励企业创新,但不同补助方式在不同区域,对不同企业会有不同的激励效果,政府应该区别对待,精准施策。     

政府研发补助方式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7—202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企业提供了大量研发支持，如何提高补助效率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成为社会热点。文章首次将研发补助划分为前后两类方式，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和GPSM方法，对两类补助方式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并分析了后补助强度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获得单一补助方式的企业，同时获得两类补助的企业创新产出更高；后补助强度越强，企业创新产出越高；对于国企、创新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而言，只有后补助能发挥促进作用，但对创新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或对于民企，两类补助均能对创新产出发挥促进作用。文章最后指出：研发补助可以激励企业创新，但不同补助方式在不同区域，对不同企业会有不同的激励效果，政府应该区别对待，精准施策。     

农机服务对小农户土地流转“内卷化”的影响

农机服务的快速发展能否解释农地流转并未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趋势而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仍有待分析与验证。采用中国农村家庭大数据库（CRHPS）中的小农户样本,分析小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处境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其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农户采用农机服务显著地降低了土地转出并增加了土地转入,并验证了包括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收入在内的三个主要影响机制。研究论证了农机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土地流转中参与率增速放缓、小规模转入与部分转出对应的小农户复制以及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作用递减的“内卷化”现象。提出在制定完善农机服务政策时,既要满足小规模农户的生产需求以维持家庭生计,又要衔接土地转入户的服务需求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地方政府土地流转补贴政策分析及完善措施

农村土地流转是对农地产权的再分配,其目的在于提高农村资源的利用效率。经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土地流转补贴政策有利于扩大农地流转规模,提高转出土地农户的土地租金收入,降低大规模经营者转入土地的成本,但同时也会增加小规模经营者转入土地的成本,从而产生大规模经营者对小规模经营者的“挤出效应”,并降低大规模土地经营者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地方政府应在国家的引导和规范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农地流转政策;补贴项目倾向于选择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但社会效益高的项目,适度规模经营项目和农户间流转项目;并积极发展中介组织以提高农地流转效率。     

农民合作社扶贫的路径选择及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根本之策,而农民合作社作为产业扶贫的主体之一,在破解农村贫困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429个贫困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方法,从收益性维度实证分析合作社扶贫的不同方式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合作社扶贫能显著提高贫困户收入。合作社扶贫使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显著提高17.82%,说明合作社扶贫对贫困户家庭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贫困户与合作社不同的利益联结方式对贫困户的收入影响存在差异。合作社扶贫显著增加了贫困户的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但对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且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收幅度远高于转移性收入,说明农业技术支持、社内务工的扶贫方式的增收效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