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基层解纷中的官民互动机制——以清代地缘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古代中国通过数千年的探索,在清代形成了一套官民之间相得益彰、总体上行之有效的国家与民间解纷互动机制,其主要形式有民间将纠纷案件“送官究办”和司法机关对纠纷案件“官批民调”,这两种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互动循环.立足于司法而言,这一循环可谓一种特别的能动司法模式.这一互动机制彰显着国家司法与民间调处纠纷各有所工但可以实现有机一体化,以及二者互动的背后是国家法与民间法融通等法理意义,其带给我们的现代启示主要有二:一是追求社会“和谐”的解纷途径应该是多元而不是“诉讼单边主义”的,多元解纷途径之间在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应该保持有机联系和互动;二是国家与民间解纷的互动机制有助于促进民间解纷资源与国家解纷资源的优势互补,改善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对话机制.     

从"良政"走向"善治"——一种社会理论的检视

"良政"是精英政治、集权体制与动员型民主相结合的产物;"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普遍代表性或治理绩效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或模式,它是在政府与公民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对公共生活的有效合作管理.依据"善治"的10条标准,社会治理要达到"善治"的境界任重而道远,国内外政治社会环境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去追求.为了社会和谐与善治的目标,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回应公民需求以解决"民本"问题;充分赋权于民以解决"民权"问题;保证最大限度的民众利益代表性以解决"民生"问题;通过与民间更多合作形成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均衡治理格局以解决"民享"问题.     

纠纷解决、信号传递与乡土正义——来自兴安村的田野实践

转型期的乡土纠纷可分为内生型纠纷和外生型纠纷,尽管以内生型纠纷为主,但二者均属可控性纠纷。以信号传递模型为分析工具,发现乡土纠纷解决的运行逻辑呈现二元性:对于内生型纠纷注重调解,对于外生型纠纷则诉讼优先。乡民无论选择何种解纷路径,都体现了其置身乡土语境的理性选择。通过"当事人——利益"维度与"解纷者——秩序"维度的深度解析,展示了乡土纠纷解决的正义观:它是对眼前的纠纷利益与长远的综合利益的整体权衡,是对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的交错运用,是对乡土秩序与自身利益的统筹衡平,目的是维护安身立命的乡土生存空间,以实现乡民自身利益的相对最大化。最后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国家制定法与民间社会规范只有促进各方达成利益与秩序的衡平,才能实现二者的真正合作,并且这种解纷模式仍将长久地存在于中国乡土社会,直至乡土规范与现代法治的完美融合。     

“替代的司法”与“司法的替代”——试论后现代社会背景下中国“制序”之重建

从布莱克、波斯纳的思想进路检视了法律治理的限度和替代问题, 分析了当今世界司法诉讼程序之外的"制序"整合图景, 意在强调后现代社会条件下我国面临"制序"机制建构的双重使命, 在以司法为中心解纷机制的改革实践中, 还应对其负功能保持警惕, 按"多元制序"模式关注ADR解纷机制及民间治理机制之重建.     

转型期农村多元化解纷机制探析

社会转型期农村民间调解日益衰微,人民调解有所弱化,行政解纷方式需进一步改革,司法解纷有所上升,但也存在不适应农村社会需要的问题,而且各解纷方式往往各自为战。当前,农村社会需要构建内部协调统一,有机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思考

我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村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规模群体化、内容多样化和解决方式极端化的发展趋势。面对不断频发的农村纠纷,传统宗法组织逐渐解体,乡村自治组织日趋弱化,基层行政组织捉襟见肘,基层司法机关力不从心。这要求我们立足农村现实,完善以基层法院为核心的司法解决制度,构建以民调组织为平台的民间调解制度,健全以乡镇司法所为基础的行政解纷制度,建立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协商和解制度,促进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形成。     

"礼"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当代和谐社会建设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不仅包含了我国古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制度和规范,而且还包容了与这些制度和规范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为贵"是"礼"的根本精神.它要求并引导社会各个阶层按照"礼"的规范和模式来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达到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目的.当前我们党和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显然,上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与我国古代"礼"文化的"贵和"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因此,我们在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中有必要以开放的胸怀,以批判继承的态度从我国古代传统的"礼"文化中发掘可资借鉴的内容,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他山之石.     

民间调解·诉讼·法治

民间调解和诉讼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两个主要手段,但二者在解纷方式、社会效果等方面却有较大不同.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民间调解和诉讼,以及它们的发展方向,已成为法制实现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民间调解·诉讼·法治

民间调解和诉讼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两个主要手段,但二者在解纷方式、社会效果等方面却有较大不同.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民间调解和诉讼,以及它们的发展方向,已成为法制实现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广州市"城中村"问题的现状特点与对策思考

广州市"城中村"现象比较突出, 它是机制与管理滞后的产物, 与广州市城市经济、社会、空间发展极不协调, 也是"脏乱差"之场所和治安管理的隐患, 因此以"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综合开发"为改造原则, 转变和提高农民素质, 解决村民变居民后的生活和工作出路, 是解决广州市"城中村"现象的有效途径.     

试论近中国茶馆的社会功能

在近代中国 ,茶馆与民众生活紧密相连 ,并承担着广泛而又复杂的社会功能。茶馆与民众的经济生活相关联 ,也是民间纠纷调解的重要场所。同时 ,作为一个公众活动的场所 ,茶馆也是民间社会信息传播的集散地 ;民众在茶馆中表达自己的见解 ,也使得茶馆成为一种控制舆论的力量。茶馆的这些功能是近代民间社会内在运作逻辑的体现。     

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关于全方位解纷模式的初步思考

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是人民之间的纠纷得到及时解决,是具备充分有效机制使民间纠纷不至于恶化成灾。所谓和谐社会,就是利益有不同程度冲突的各色人或各类群体和平共处、相得益彰的社会,是纠纷得到及时的、制度化的解决的社会,是纠纷解决机制健全有效的社会。我们不能幻想消灭纠纷的"和谐社会"。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消除冲突或解决纠纷,而不是策划或利用人民之间的斗争。纠纷解决机制的第一要义不一定是全力保护纠纷双方争议的正当利益,而是为了防止纠纷"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恶性循环"。国家解决纠纷是纠纷解决的最后的、不得已的途径,社会解决纠纷才是纠纷解决的最主要途径。对社会或个人解决纠纷作用的尊重,归根结底是对个人自主自由或独立人格的尊重,是对民主和自治理念的尊重。     

新媒介语境中“民间文化”的再现与传播

当前我们的"民间文化"所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媒体现场,它对于民间文化生存与审美空间的影响是巨大的。文章立足于以网络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介语境,详尽细致地阐述了以民间故事传说、民歌等为代表的传统意义的"民间文化"在遭遇新媒介后,其存在方式与传播途径的改变,旨在廓清媒体变革对于"民间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通过对新媒介语境中"民间文化"多维度的深入分析后,认为在当代媒体现场,人们应转变、调整对"民间文化"的固有观念和理解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民间文化"的生存途径和发展动力以促进"民间文化"的良性发展。     

我国民间“私了”现象的法律解读

在我国民间纠纷的解决上,大多数当事人都更愿意选择"私了"的方式。作为一种纠纷的解决方式,"私了"现象有快捷、节约资源以及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等积极意义,对于其积极意义,我们要充分肯定,积极地推进其与我国现代法治的契合。     

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与运用

民俗习惯对中国的司法实践不仅具有理论上的价值,更有现实的作用,包括实用、补充、转化三种功能.从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角度,对民俗习惯与国家法互动进行分析,可以印证民俗习惯对中国司法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作用.因此,要充分重视民俗习惯在解决纠纷、和谐司法中的作用.     

相声的艺术演进与表演场所之关系

相声的演出场所经撂地场子、茶馆和园子、电视台三个阶段的变化，推动了艺术的流变。撂地场子促进了相声形成，世俗化环境使早期相声趋于低俗，场子的复合性也使相声成为“综合性艺术”。茶馆和园子环境较为高雅、观众高层化，提高了相声地位并扩大其影响，促使相声文明化和美化，并逐渐转化为“语言的艺术”。电视作为视觉媒体，使相声吸纳大量戏剧元素，采取表演性结构，使之回归了“小喜剧”。     

略论民族地区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与完善

民族地区民间纠纷具有农村性和民族性特点，解决这些纠纷应该有独特的思路。完善解决纠纷机制时要秉持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适当均衡的理念，具体环节包括吸收各民族“民间法”的合理部分，提高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构建多元的诉讼外解决纠纷方式，正确处理各种解决纠纷方式之间的关系。     

司法所纠纷解决的困境与未来

在当代中国，司法所纠纷解决曾一度呈现鼎盛繁荣之势，但仅为昙花一现，旋即开始退化并逐步走向低迷。司法所纠纷解决功能缘何在当代中国的转型时期开始呈现颓废之势？其在当代中国还有无存在的必要性？在未来中国，司法所纠纷解决功能还能否雄风再现？能否在对其重新定位基础上继续发挥固有优势并在转型时期中国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些都是司法所纠纷解决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所必须直面的问题。     

权力的规训:《新新新闻》中的成都茶馆(1936-1949)

《新新新闻》作为新中国成立前整个四川地区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民营商业报纸,对20世纪巴蜀文化的代表——成都茶馆进行了大量呈现。在《新新新闻》1936-1949年与茶馆相关的文本中,成都茶馆被视为城市现代化中的"落后"代表处于权力的规训之中:政府和知识精英实施一系列手段对茶馆的闲散风气、卫生条件、空间秩序、空间布局、经营管理与人员活动进行了批评、改造与控制。这实则与20世纪城市现代化与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息息相关,权力当局通过对茶馆这一底层公共空间的规训来实现城市改造和社会治理的目标。     

建立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保障社会和谐发展

从中国诉讼成本高、周期长、效率低、程序复杂、不确定因素多等诉讼手段缺陷出发,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间调解--一仲裁调解--庭外和解替代性解次纠纷机制,缓和和调解社会纠纷与矛盾,保障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