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资源开发研究

红色资源具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形态,物质文化形态是载体,精神文化形态才是主体;开发红色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和包括政治文化价值、教育文化价值、区域文化力提升的引擎价值等方面的文化价值;可从旅游开发、其他产业开发、教育开发、深度整合开发、红色影视文化开发及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等方面进行红色资源的综合开发工作。同时还要注重提升红色文化内涵,创新开发模式,增强保护意识,实现红色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数字技术视域下红色资源的视听化呈现及其教育传播路径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宝贵财富,一些地方未能充分重视传承保护红色资源,未能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内涵,导致部分红色资源呈现退化甚至消失的现象,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尤为迫切。从红色资源视听化呈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发,立足红色资源的视听化呈现形式,以数字化采集、保护、修复、管理、传承和利用等方式,充分发挥新媒体互动、视听艺术情景、影视重现、文创活化等功能,实现人们对红色资源的情感体验、沉浸体验、现场体验和具象体验,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基于战略视角的皖北尉迟寺遗址动态保护研究

尉迟寺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运用田园调查法,对其周边居民进行访谈,分析得出其保护存在旅游管理体制不完善、环保意识不强、居民漠视等问题。从政策、经济、社会、行业与资源环境角度对尉迟寺遗址战略环境进行分析。运用动态保护理念,提出明确保护对象,划定保护范围、完善资金保障制度、建立社区参与制度、强化保护意识等保护措施。     

论习近平红色文化情怀的四重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保护红色资源、纪念英雄人物、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等方面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率先垂范,为全党全社会做出了表率。习近平红色文化情怀内涵丰富,从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四重维度彰显了他保护红色资源的浓浓之情、立法佑护英烈的绵绵之心、弘扬革命传统的拳拳之行和传承红色基因的殷殷之意。习近平红色文化情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红色资源、弘扬红色传统和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灯塔和前进航标。     

互联网环境下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由于网络隐私权与传统隐私权的界定、处置有所不同,因此,在网络时代,公民的隐私权很容易遭到侵犯而无法维权,网络隐私权保护应着重做到:提高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建立完善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网络行业的自律性建设;开展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国际合作。     

对我国地理标志保护问题的探讨

我国在地理标志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体制冲突,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保护意识不强,监管力度不够,假冒伪劣产品泛滥,重使用轻经营管理,究其原因在于地理标志本身固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同时,政府监管不力和行业协会发展缓慢也阻碍了地理标志产品的有效保护。政府除发挥应有的职能外,还必须强化行业协会的作用,通过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督管理等手段来促进地理标志的保护。     

美国征信信息泄露事件对中国个人征信信息保护的启示

分析美国2012年大规模居民征信信息泄露案例发现,不法黑客外部入侵、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缺失、公民信息保护意识不强是造成征信信息泄露的原因。征信信息泄露会侵犯个人隐私、影响个人财产安全、破坏生活安宁并使公民丧失对征信市场的信心。信息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监管体系不健全以及信息主体的保护意识不强和能力不足是目前中国征信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此,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公民信息安全监管、提高公民个人的征信信息保护和维权意识。     

湖南省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与路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开为红色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提供了良好契机,而红色资源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基层治理、培育文明乡风、加强生态保护、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多维价值也日渐凸显。湖南省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和红色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富集的红色物质资源、深厚的红色精神内涵和优良的红色革命传统,在充分发掘红色资源的多维价值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需要在聚焦现实需求、采取有力措施、多层面精准发力的基础上,推动红色资源在“保护好”“管理好”的过程中顺利实现“利用好”的目标,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红色资源保育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双促,从而加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河南省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独特的文化资源,红色文化产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河南红色文化资源数量多、分布广,类型全、品位高,资源的开发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要不断探索红色资源的开发策略,在开发中应注意以下几点:挖掘红色精神实质,突出红色文化主题形象,设计有吸引力的红色产品;综合开发红色资源,建立红色文化产业链;整合红色资源,打造红色精品;开发的同时要注意资源的保护;投资要经过充分论证,要有准确的市场定位;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使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传承与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资源学

学界已就红色资源的概念、内涵、特征与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关于红色资源的研究还仍存在诸多不足。对红色资源的研究,应首先从资源学的角度,厘清红色资源在资源学体系中的定位,并从资源学的角度探讨分析红色资源的属性、特征以及作为与自然资源并立的独特人文资源的特性。在此基础上,以红色资源观、红色资源形态论、红色资源价值论、红色资源开发利用论、红色资源保护与培植论、红色资源与区域社会发展论等理论论题,支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资源学。这既是传承红色精神、红色文化的需要,也是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基础。     

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法制建设研究

论述了黄河流域水资源概况,探讨了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法制建设的意义,提出了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法制建设对策:建立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建立严格公正的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执法和司法体系、建立健全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执法检查监督制度、加强水资源保护法系统研究、培养和增强黄河流域内政府民众水资源保护的法制意识。     

古代蒙古族自然资源保护法律及启示

古代蒙古族人民在长期师法自然、选择自然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诸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的习惯和习俗,并制定了相应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法规。这些古老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规定对保护蒙古族人民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调整人与自然资源间的矛盾,以及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源保护视域下资源税法律制度的完善

资源日渐耗竭之当下,自然资源稀缺之警钟早已敲响,但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欠缺资源节约和保护的功能,而仅仅将资源税作为调节级差收益的工具.如何构建新型的资源税法律制度,既能体现资源的有偿使用,又能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在化,从收益型资源税向环境友好型资源税转化,是资源保护刻不容缓的议题.我国可以在现行资源税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和建立油气资源税、煤炭资源税、水资源税法律制度,形成一套既能体现资源有偿使用,又能实现资源保护目的的税收法律体系.     

现状与展望:中国动物保护立法的思考

以动物福利为导向的现代动物保护立法,已经有近两百年的制度发展史。与之相比,我国现行动物保护法,尚非真正意义上的以保护动物个体利益为目的的法律。其立法的主要缺陷表现在:在立法宗旨上,动物只是纯粹的资源,忽视了动物个体的利益;立法分散、法律规定少;受保护的动物范围有限;法律缺乏执行力。动物福利立法的缺失,带来诸多不良社会后果,鉴于此,中国需要健全动物保护法,将动物福利理念贯穿到现有法律中,其具体立法原则应当坚持:第一,残酷非法化;第二,基本福利为补充。     

人类学视野中的“仪式”与“文化展演”

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得风起云涌之际,人们日益发觉,许多传统的民间活动都已“旧貌抉新颜”,尤其是一些古老的宗教活动所发生的本质性蜕变尤为令人瞩目,它们正从一种传统的“仪式”渐变为一种为权力所操控的现代“文化展演”。作为一对水乳交融但又截然对立的文化形态,仪式与文化展演本身究竟有着各自怎样的结构程式、功能意义及逻辑秩序,二者之问又是如何相互关联及相互转换的,本文通过对仪式与文化展演的相关人类学理论的探讨、评述,以期对这些问题予以探究。     

“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

准确界定“红色资源”的概念,是构建红色资源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客观需要。纵观学术界现有对“红色资源”概念界定的理论成果,主要存在对“红色资源”的内涵主体认识不统一,对“红色资源”的时间外延有争议,对“红色资源”的核心词把握不科学以及没有突出“转化”在“红色资源”概念界定中应有的地位等问题。通过分析,可以对“红色资源”的概念作这样的界定：“红色资源”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前创造和形成的,可以为我们今天开发利用,且必须经过转化才能够彰显出其当代价值的革命精神及其载体的总和。     

习近平对“三大规律”的创新性探索

历史是有规律的历史,其前进发展遵循着特定的历史逻辑。在历史潮流中把握历史脉络,追寻历史规律,提升历史自觉,推动历史前进,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展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把握规律、按规律实践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以来就重视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和遵循,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不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走历史必由之路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坚持和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三大规律”的基本论断,也基于新的历史方位、历史使命和历史实践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更进一步提升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历史发展、创造历史奇迹的自觉和自信。     

保障措施的实质要件及其实践之比较——以美国“201条款”和欧盟“3285,94号条例”为例

实质要件的认定是保障措施适用的前提条件,然而,同为GATT/WTO成员方的美国和欧盟在认定保障措施实质要件的相关因素方面却存在差异。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进一步完善外贸立法时不应按照入世承诺对WTO相关规则进行全盘的移植,而应更多的借鉴美国和欧盟的立法思想和执法理念以保护我国产业。     

对“红色资源”概念界定的思考

对＂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对＂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应以红色资源产生、发展与形成的特定历史时期为前提;以红色资源产生、发展与形成的两个基本条件为主要依据。应尊重广大民众习俗与心理需求,科学区分和正确处理红色资源＂源＂与＂流＂的辩证关系。只有这样,＂红色资源＂概念界定才能客观反映当时的历史事实,体现其固有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教育价值。     

民生立法的几点思考

现行我国民生立法存在以下不足:立法数量较少,体系不健全,部分法律内容陈旧、理念滞后,一些法律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个别法律与实际脱节。完善我国民生立法,应从四个方面着手:首先,在立法原则上,应确立特惠性与普遍性相结合、权利保护、基本保障、强化政府责任和前瞻性原则。其次,在立法内容上,应加快法律的立、改、废进程,健全民生立法体系,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第三,应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民生立法的先进经验。第四,在立法技术上,应注重“宜细不宜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