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年之丧”在汉晋时期的演变

“三年之丧”的古礼在汉晋之间曾发生过较大变化。在汉代,由于统治者需要,“三年之丧”发展成为“以日易月”。到了两晋时期,服丧形式又从“以日易月”发展成为“諒誾终制,心丧三年”。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心丧”之礼

中国古代的心丧有两个渊源,即商代高宗谅闇之制以及孔子弟子为其师心丧三年。两汉三国时期,由个人缘情自发实行的为师心丧,其范围已经扩大到为轻服的亲属行心丧三年之礼。至西晋武帝亲行心丧,并使之发展成为一种皇朝的正规礼仪。魏晋南北朝时期,心丧在服丧对象、丧期、丧服、丧仪等方面都有特定的内容,故可视为一种丧礼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汉巴渝舞名称及功能考述

刘邦在汉初将巴渝地区的一种战前歌舞引入宫廷,但在现存汉代的文献里这种乐舞多被称为"巴俞",直到汉末,王粲改创其辞,始称其为"俞儿舞歌",整个汉世并无"巴渝舞"之名。汉代的这种巴渝乐舞被用作宫廷和民间的日常娱乐和朝廷招待四方宾客宴饮的演出。东汉初该乐舞进一步雅化,被用作皇家大丧的挽歌,汉末王粲改创后的巴渝歌舞又增加了颂汉世、歌魏德的功能。     

汉代司隶校尉选拔标准的量化分析

汉代司隶校尉的选拔标准主要有两条:功劳标准和"材器标准"。到了东汉有所变化,出现原三公转任司隶校尉的特殊情况,而且个人声誉成为司隶校尉选拔过程中极为看重的一点。在以人治为主的汉代社会,司隶校尉的这种选拔标准相对于预期目的来说,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随之出现,一个突出表现是司隶校尉的选拔范围有缩小的趋势并日渐集中在尚书台的官员身上,这一点虽有重视司隶校尉的一面,但其消极影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两汉统治者苦心经营的司隶校尉担当者的公众形象,从而与其设置初衷背道而驰。     

从汉代屈原论争看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

汉代屈原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汉代初年至西汉宣帝时期,第二阶段为西汉元帝年间至东汉和帝时期,第三阶段为东汉安帝时期至东汉末.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论争体现出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第一阶段以黄老之术治国,此阶段士人对屈原持肯定态度;第二阶段为儒学独尊时期,此阶段扬雄、班固、贾逵等人对屈原持批判态度;第三阶段为经学的中衰时代,王逸、应劭、荀悦等人又极力提高屈原地位.汉代屈原论争在三个阶段的不同表现可以从今本《楚辞补注》的作者情况得以体现.     

南阳汉画像石兴衰的特殊原因

<正> 一南阳汉代画像石,产生于西汉中期,兴盛于西汉末至东汉初,到东汉末年已彻底衰落下来。我们从南阳汉代画像石墓的分期中可以发现:从西汉中期到西汉末期,南阳汉代画像石墓的建筑规模较小,墓形为方形和“回”字形,画像内容以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为     

东汉 "故事""服阕还郎"小考

汉代“故事”是律令以外政府行政中的惯例部分,实具制度的性质。东汉“服阕还郎”的“故事”规定,凡在郎署和由郎署迁出的中央散吏,或已经决定由郎官出补但还未出京师的官吏等“宦皇帝者”,其去官为亲行服时,还保留着与皇帝的私的关系,保留着郎官的身分,服丧后要直接还署为郎。这种保留郎官身分的做法大致产生于东汉,表面上是对郎官的优待,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主要是为了维持郎官的数量;同时这也部分地体现了东汉官制中的品位因素。     

汉代礼教影响下的夫妇关系

汉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充分意识到规范夫妇关系对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性,在礼教发展定型的过程中,这对基本的社会关系被详加论述。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礼教对夫妇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家庭生活中主从关系的确立;婚姻关系上的严重失衡;亲密的感情为严峻的礼法所代替。从西汉到东汉,这种影响由浅入深,在汉末又有所减弱,整体上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趋势。     

汉代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初步探讨

金城郡始置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西汉时期和东汉的一段时间内,允吾一直是金城郡的治所。金城郡在当时军事上和交通上都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这里是汉代对付羌和匈奴的重要地方,又是汉代通使西城的必经之地。东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一三八年),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张衡用他制造的“地动仪”,在洛阳探测到了当时在金城、陇西发生的大地震。因此,考定金城郡治允吾的地理位置,对于我们研究汉代的军事、交通,对于我们研究这个地区地震的历史资料,都有一定的重要意义。近十几年来,关于汉代金城郡治允吾的地理位置,学术界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主要有:(1)一九六五年出版的《辞海》未定稿认为在“今兰州市西北”;(2)     

朱熹“宁宗嫡孙承重”说与庆元党禁的走向

根据朱熹的建议，宋宁宗以“嫡孙承重”形式为祖父孝宗服三年之丧，但这导致宁宗在即位后的27个月内不能举行各种吉礼，不能“全享万乘之尊”。韩侂胄及其党羽则力主宁宗不应该“嫡孙承重”，帮助宁宗提前结束了三年之丧；当宪圣太皇太后吴氏驾崩时，韩氏又篡改了其真实的讳日，保证计划中的宁宗第一次南郊之礼照常举行，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宁宗以嫡曾孙身份服第二个三年之丧。这些举措获得了宁宗的信任，削弱了朱熹等道学士大夫对宁宗的影响力，使韩侂胄集团得以通过庆元党禁击败道学士大夫，决定了宁宗朝前期的政局发展之走向。朱熹创造性地应用“嫡孙承重”理论，反映了他对汉唐经学的精深造诣和拳拳服膺，而通过经学研究介入重大政治决策，也呈现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独特气象。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略论石渠阁会议中的丧服观

甘露三年三月,汉宣帝召集儒家学者,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在讨论丧礼时,汉代礼学家探讨了经书中大夫之臣为诸侯、父卒子为改嫁之母等不被时人理解的丧服关系,并对《仪礼.丧服》中宗子孤为殇、逾期不葬除服等内容作了进一步辩论。通过讨论,澄清了《仪礼.丧服》记载的相互矛盾之处,正定了当时的丧服关系,为汉代丧礼的进一步完备奠定了基础。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西汉人口数量变化考论

西汉人口数量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汉初至武帝前期(前202年—前130年),西汉人口由1300多万增长到3400万左右,是人口的快速增长时期;武帝中后期(前129年—前87年),由于战争等原因,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全国人口进入增长停滞期,甚至显著下降,武帝末年人口减少到2800多万;昭帝至平帝元始二年(前86年—公元2年),社会较为安定,西汉人口又进入增长时期,并达到5900多万的高峰。但此数字,并不是西汉末年全部实际存在的人口数,而仅仅是以郡国为基础列入政府版籍的“编户齐民”。实际人口数应加上:隐匿人口,宗室、列侯及奴婢人口,西域都护管辖地区的人口及以属国方式管辖的少数民族人口。西汉末年人口总数可达6400万。     

儒家民本主义与中国古代农民问题

儒家民本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因而它要求封建统治者施行“仁政” ,轻徭薄赋 ,与民休息 ,发展生产。历史证明 :当封建统治者抛弃儒家民本主义时 ,农民就被迫反抗 ;当封建统治者推行儒家民本主义时 ,农民生活就相对安定。但儒家民本主义主张“君为臣纲” ,故它不是民主主义 ,而只是封建统治者为达到长治久安的一种策略思想。历代开国君主推行民本主义 ,是在接受农民起义教训后对旧王朝政策的调整 ,从而大大延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寿命 ,阻碍了农民思想的觉醒。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才能使农民获得真正的解放     

秦汉之际治政方略的变革与调适辨析--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透视中考察

秦汉之际,统治者为化解社会矛盾,对统治思想和治政方略作出了巨大变革和调整.汉代统治者抛弃了秦严酷的施政手段,承继了秦朝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并将主张君道无为、与民休养生息的黄老思想和儒学确定为治国之本.新的施政方略既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又顺应了人性伦理的需要.治政方略调整的结果使政治与神学、政治与家族关系相契合,并在调节社会矛盾的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观和道德观的双重角度考察,此一变革与调适,使汉初社会正义与进步得到了较为完善的统一.但是,汉初的一切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社会矛盾,社会进步与社会政治结构的不协调在不断孕育和诱发新的矛盾,最终又导致了汉朝的分裂和灭亡.     

亲亲与尊尊：先秦儒家对父母 服三年之丧礼意解读的再检讨

有关三年之丧的礼意解读,笼统地说不外"亲亲"与"尊尊"。然而,先秦的不同文献中,或有偏主"亲亲",或有偏主"尊尊"。就文献而论,有三种基本的立场:《丧服》经传主"尊尊"说,《论语.阳货》与《礼记.三年问》主"亲亲"说,而《丧服小记》、《大传》与《丧服四制》等《礼记》中的文献则主尊亲并重说。即便如此,在不同的文献中,"亲亲"与"尊尊"的具体内涵亦颇有出入。因此,当我们论及"亲亲"与"尊尊"之原则时,恐怕不可一概而论,而当根据其具体的文献背景来厘清其应有的内涵。     

《毛诗序》尊废之争与儒学嬗变

"毛诗序"因其对儒家元典的经学阐释而成为儒家文化关键词,而历代解"序"又被称为"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汉代至中唐,汉唐经学居学术主流,"尊序"乃思想界共识;中唐至明代前期,变革汉唐儒学产生的理学占据学术思想制高点,"疑序""反序"甚至"废序"声浪高涨;明中期至晚清以前,理学趋于衰微汉学复兴,"存序"与"尊序"再占上风。中国古代思想史所演绎的关于"毛诗序"关键词之悖反式解读,与儒学嬗变密切勾连。     

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秦汉治道的形成及其社会心理依据

秦汉统治体制的嬗变历程正是统治者调整专制与民心关系的过程.从体制上说,汉代的体制实际上是先秦"周道"与"秦道"的综合与创新,从社会心理上看,汉代的专制统治形式更加符合民意.正由于在汉代专制统治与民意之间初步达成了这一协调,这才使汉代开创的统治体制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