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运行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本质上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衡量标准也就体现为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实现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既是法治国家思想的必然理论逻辑,也是我国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现代化的迫切现实诉求。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运行过程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和权力支持体系法治化,它不仅取决于权力结构本身的制度机制建设,也取决于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政治文化变革。因此,要从德法并重的价值取向、制度化的依法执政体系、规范化的权力制约机制、立体化的权力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     

专断性权力同建制性权力的博弈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基于人民公社时期公共食堂存废的考量

人民公社时期公共食堂存废的历史,演绎着专断性权力与建制性权力不同的治理绩效：即兴办时命令与强迫执行中的抱怨和不满以及解散时国家与民众互动中的激动和欢欣。考察公共食堂相关决策中的不同权力运行模式及影响,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达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公共权力属性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有着双重属性,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其一,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其二,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属性。这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也可以成为谋取个人或集团私利的手段。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必须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我国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探究

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权力主要包括以高校各级学术委员会为中心的学术权力、以高校校长为首的行政组织掌握的行政权力和以高校党委书记为核心的政党组织拥有的政治权力。但在权力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权力固有的负面作用与扩张本能，高校自主权的双重属性与特殊地位，导致我国高校内部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因此，应构建以制度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监督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等为一体的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代中国公共经济体制的功能目标及其构建原则

公共经济体制作为处理公共经济中各方面当事人之间责任分工、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规则体系,其科学性高低,不仅对于公共经济生产力能否有效发挥、公共经济资源能否合理配置和整个公共经济体能否健康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且还会对整个混合经济体的动力、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产生关键性作用。从公共经济学角度考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质乃是公共经济管理的现代化,而公共经济体制的科学化是公共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因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完善的公共经济体制为根基。构建一整套系统完备的公共经济体制,更需要按照科学的功能目标和正确的指导原则加以统筹设计,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     

高校学院学术治理规制的"失灵"与理性复归

学院学术治理规制是高校学术治理制度的底部支撑,更是推进大学学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与重要节点.实然层面,"双一流"建设高校学院学术治理显露出的章程同质化、"校—院"间学术权责界定不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边界交叉等"失灵"问题内嵌着利益趋避、路径惯性、被动应付的非理性逻辑.实现高校学院学术治理规制的理性复归,应激活学院学术治理规制的自主性,消解行政与学术集权的内在惯性,强化行政与学术权力竞争制衡.     

中美两国地方治理权力比较

美国地方治理权力具有分权化理念、边界自然性模糊、优先划分给下级、层级扁平式、运行方向双向化、中心多元化等特征;中国地方治理权力具有集权化理念、边界非自然性模糊、优先划分给上级、层级金字塔化、运行方向单向化、中心单一化等特征.因此,中国地方治理权力可以辨证地借鉴学习美国地方治理权力的某些特征,以提升中国地方治理权力运行效果.     

马克思主义权力学说与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拥有公共权力才能调整其公民权利运行秩序的时候,国家就会作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而产生,直到进入共产主义才消亡。作为调整公民权利运行秩序的工具,公共权力来自于社会公众,但其自身固有的相对性、支配性和稀缺性等特征决定了其存在扩张倾向甚至可能侵蚀公民权利,故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和结果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在社会主义中国,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要不断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尤其要发挥国家审计在制约监督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焦点事件中危机边界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危机边界指区隔公共危机中利益、权利与权力关系的隐形规定,产生于风险社会情境下群体或组织的互动与博弈。现代化进程中风险的多元与异化是主体间互动与博弈失衡的重要诱因,其导致焦点事件爆发,推动政策窗口出现。而焦点事件爆发引发的社会秩序与规范的紊乱并非毫无逻辑,群体、组织或结构之间围绕利益、权利与权力展开的对抗常常借助制度、舆论实现诉求表达,从而引发边界的不断动荡、分化与重构,导致利益、权利与权力边界内涵处于混沌或失序状态。我们可以基于利益边界、权利边界和权力边界构建公共危机边界模型,并应依据焦点事件中抗争主体涉及的边界维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策略。其中牵涉的边界类型越多元,风险等级越高,越需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政策回应机制。     

社会权力变动中我国政府角色定位的演化

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是我国权力的主要内容,两者既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社会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根源和基础,它在维护个体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和弥补国家权力功能不足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国家权力是社会权力的支持和保障,是社会权力建立和维持自己统治的基础和前提。社会权力发展的轨迹决定了国家权力存在的范围及实现的程度。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权力的不断发展,对国家权力的重要载体——政府产生巨大影响:推动着政府在治理方式上从统治向治理转变、在权限上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民族村寨自治体下沉的公权力运行逻辑

民族村寨的治理是社会学、法学、民族学甚至人类学共同关注的话题。从逻辑进路上,既有传统公权力的单向治理维度,也有现代的公私权的互动共治。在对民族村寨自治体下沉的分析框架下,如何将国家和社会公权力的运行轨迹限制在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职能界限内,并在民族村寨复杂的民族文化习俗中使自治体管理价值最大化,将国家层面和民族村寨场域的不同治理范式通过下沉后的自治体进行社会秩序的有机调适值得关注。近年国家拟建立自治体下沉的村治试点,其目的在于削弱国家公权力在基层的渗透,扬私权抑公权,将公权力的运行和村民私权的保护纳入现代化的法治治理逻辑中,进而凸显新时代民族乡村振兴中权力与权利的和谐共生。     

论民主化背景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现代化的前提下,政治主体运用公共权力及相应方式从国家和社会公共性的层面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处理,以达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管控和推进过程的能力。但民主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显示了其自身的特点,因为它面临着新的任务,即一方面必须积极回应公民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和需求,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他们在要求民主平等的呼声中封闭在狭隘的自我世界中而导致公共精神的丧失。故此,在民主化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其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制度条件让公民进行自主治理并提升其自主治理的能力,它同时也是民主化社会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维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它伴生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体现出明显的合作性要求和公共性特征。国家以根本制度的形式将共建共治共享固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共建共治共享包含分析、化解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三维逻辑:共建位于社会治理的主体维度,以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依靠谁”;共治位于社会治理的路径维度,以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怎么办”;共享位于社会治理的价值维度,以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回答了“社会治理为了谁”。     

论道德治理

道德治理是一个哲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道德治理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层次性和“柔性治理”属性等基本属性,其基本目的是化解社会道德问题、构建社会伦理生态、维护社会良性秩序,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道德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道德治理体系现代化和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道德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内容体系、技术保障体系和评价监督体系等的现代化。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制度化民主化、治理机制的协同性、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圆融互动。道德治理具有限度。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公众参与：能力、意愿及形式

社会治理创新和治理体制现代化需要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公众参与的能力和意愿取决于公共事务的协商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平等、多角度和信息开放的过程,需要通过构建开放的、可竞争的、定期的协商形式来确保公众参与的真正实现。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