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立法转型研究

改革引发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更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内容和总体特征。“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应该是建构中国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正确选择。社会变迁呼唤立法转型。在“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之下的理想的立法模式应该是:保障公民立法参与以保证立法民主;实行立法听证,构筑博弈平台以实现充分的利益博弈;立法主体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积极介入以保证法律的公正和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     

资源依赖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微治理的自主性何以生成？——以上海市Y组织为例

我国社会组织对其他主体尤其是政府主体存在资源依赖,这对其自主性有所限制。已有研究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理解和操作化集中于社会组织的财务、人事、组织发展规划等方面,但对其业务活动过程中的自主性讨论较少且与其他方面自主性的区分不够。聚焦Y组织在参与社区微治理过程中的自主性进行研究,发现在面向不同主体时,社会组织谋求自主性的主导逻辑有所不同：因对街道的资源依赖程度较深,Y组织采取“有底线地遵从”策略以管理对街道的资源依赖,并以专业逻辑为主导获得自主性;面对社区相关利益主体时,Y组织采取“操纵式地满足”策略,并以合法性逻辑为主导,拓展其在社区中的自主性。     

“失衡到平衡”:国家自主性的历史形态与应然走向

国家自主性是马克思"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的重要题域,回溯国家自主性演进的历史生态,国家自主性的不足与国家自主性的过度都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的生态写照。"强国家、弱社会"的历史写实或"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的可能走向都是失衡的政治生态,从失衡走向平衡,架构"强国家、强社会"的格局是国家自主性演进的应然走向。     

中国社会建设的逻辑转换与现代性国家建构

大转型时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正处于传统与现代、后现代之间的挤压性实践方位,面临着治理碎片化与整体化并存等叠加性挑战。作为现代性国家建构的内生基础,现代性秩序建构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主题。当下社会建设的实质,在于确立生活政治对于解放政治的结构性替代,并循序发展出对权利诉求进行制度化回应的服务行政模式。为此,需要实现社会建设的双重逻辑转换。理论逻辑的动态性转换,需从同质性的假设转向异质性的体认,在认知方式、建设中轴、支配属性以及空间形态等方面重构多重转型的逻辑链;实践逻辑的引导性转换,则应以价值凝炼、主体整合、路径选择、焦点聚合和资源调配为津要,塑成主体性社会权益的保障和发展,从而推进国家的深度建构。     

国家与社会互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构建及实证研究

文章依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内涵意义和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论断及其相关研究为背景,通过借鉴西方学术界以“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对社会组织的理论研究成果,同时梳理了中国社会组织的本土化研究进展,提出超越二元对立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分析框架,阐释了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学理可能性,并结合北京社会组织建设管理实践分析了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现实基础和制约因素及其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基本路径。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虚拟社会治理

国家与社会关系均衡化发展,是虚拟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支撑.无论是代表“强政府、强社会”模式的数字利维坦,还是代表“弱政府、强社会”模式的网络乌托邦,均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状态在网络空间的具体表现.国家中心主义行为逻辑的网络实践造就了数字利维坦,过度推崇理想化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则有可能产生网络利维坦,然而盲目地追求一方力量独大,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虚拟社会中失衡.因此,应通过推进治理框架下的理念重塑,推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平衡,提升网络公民社会的公共理性,完善网络空间公共事务的参与秩序等途径,才能化解虚拟社会治理中的潜在风险,促使虚拟社会走向治理和善治.     

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的图式变迁

弱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强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四种模式。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的图式变迁,在弱国家—弱社会到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到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到强国家—强社会的动态图景中,政治认同呈现封闭型到权威型、权威型到放任型、放任型到开放型的图式演绎,而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是政治认同生长的最佳生态。     

“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演变的简略考察，指出独立于和外在于国家的所谓“市民社会”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时期的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是自由主义思想中理论上的抽象。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也就是它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职能范围，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要求人们探索一种能够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活力与主动精神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本文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并且得出结论；这方面探索的成功将为人类的共同生活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当代文学自主性的建构

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自主性遭到了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两方面的制约,迫切需要重新建构.这样的建构,应该注意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具有较高自主性能力的文学权威必须自觉构建自主性的文学圈子,并在其中捍卫与贯彻文学的自主性;二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权威和文学圈子必须自主性地积极介入文学出版,同时把非理性的文学大众改造成具有理性意识的"文学公众";三是文学知识分子必须自主性地介入社会以实现自己的自主性价值.     

主体间性视野下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思想

西方古代美学始于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把对美学的思考纳入到对伦理社会哲学的整体思考中,目的是建立一个理想的城邦国家,成为西方政治美学之滥觞。数的关系的和谐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美学的核心思想。他们通过探讨宇宙的和谐本质,以及具体事物和艺术的和谐,进而提出了建立一个秩序与和谐的城邦国家的政治理想。这一理想实现的前提是城邦的公民成为品德高尚的伦理主体,彼此之间依循伦理道德原则而发生社会关系,因此,其政治美学具有主体间性的属性。为了将城邦的公民塑造成品德高尚的伦理主体,他们采取了修行和教育来净化人的身体和灵魂,以实现他们建构秩序与和谐的理想城邦国家的目的。     

从教育心理学角度谈外语学习策略

探讨了以学习者为中心外语学习策略的理论基础--社会建构主义,介绍了社会建构主义所包含的四种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在此理论指导下的外语学习策略的研究是研究学习者如何进行外语学习,运用哪些学习策略.对学习策略的研究,离不开对认知的理解.不同的学习策略体现了不同的心理认知过程,其中元认知策略是其他策略的基础.对学生进行策略训练是教学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策略培养的目标是使学生扩大外语学习策略的选择范围,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能独立自主地完成语言学习的全过程.     

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问题——以澳门社会科学发展为视角

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状况可作为知识生产之分析个案。对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问题化处理,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对全球化问题的建构和对澳门在这个世界结构中具体关系的前提性认识;这种认识在一般层面上也为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共同具有。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建构和世界结构的关系性视角的确立,一方面会使澳门研究在确立自身传统中真正地保持一种以澳门发展本身为主体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参与和改变这种强势与弱势对局的世界发展结构开辟可能性。     

政治营造与社会自主:基层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机制——以H市H工作室为例

社会组织公共性是指社会组织在维护组织成员利益、参与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善的行为与理念。通过对H市H工作室公共性的生长历程考察,梳理出当下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的两种机制——政治营造与社会自主。在社会组织的萌发、生长及成熟各阶段,政治权力分别以“父爱主义者”、“强制者”以及“扶持者”等多个面孔及多重治理逻辑来推动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产。而社会组织则会采取依附、合作和博弈等多重自主性的行动策略来拓展其自身的公共性。然而,政治营造与社会自主相互耦合催生出的社会组织公共性也有其不足的一面,如社会组织公共性的不完整性、两重性、有限性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卷化带来的公共性再生产的困境。     

自主性:一个概念的哲学考察

亚里斯多德、康德、马克思等人的自主性思想为我们树立科学的自主性观念奠定了基础。自主性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在承认主体对客体的需要与依赖、客体对主体的制约的前提下,人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主体特性之一。自主性的获得并不是在抽象意义上的观念性的显现,而是有着现实的社会历史基础。     

大众传播道德自律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行业自律的核心内容是职业道德规范的建设与奉行。大众传播道德自律,就是大众传播工作者以新闻传播职业道德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大众传播道德自律的兴起,使得向社会公开传播的职业,树立起本行业公认、全社会认可的职业道德行为标准,并建立起实施这些道德标准的机制。文章追溯中外大众传播道德自律的发生、发展,阐明行业自律的重要意义以及这种自律对于今天大众传播的发展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契约性”社会自治的限度与超越——市民社会的政治生态诉求

日益脱离政治国家获得自主、独立的市民社会,因它过分理性化、个体化、差异化以及市场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契约性”社会自治功能的发挥是极为有限的;要实现对其自治功能限度的超越,不在于重新恢复传统政治国家的统治,而在于建立与市民社会良性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治生态。因而,从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出发,理性分析“契约性”社会自治的限度及其可能的超越途径,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深远的现实意义。     

论高校学术职业的自主性与社会控制

高校学术职业的自主性是由其内在的逻辑所规定的,但是每一个社会组织都需要其成员对其社会体系和体制的忠诚,实现社会组织的特定功能与目标,因此,社会控制不可避免。高校学术职业的社会控制本质上是对高深知识弥漫性权力的控制,是对知识传授、创新创造、应用过程的内容、方式的控制。政府、市场、学校、学科和学生是社会控制的五个主要力量,而制度与文化控制是高校学术职业社会控制的主要表达形式。高校学术职业的自主性与社会控制要以学术的自由发展为基础。     

村民自治中的政府与社会

一个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国家必定有一个强大的、多元的、享有高度自治权力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二十年来中国村民自治的实践,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行动)的过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国家权力(主要指行政权力)与社会自治权的界定,以及基层农村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调整,对于解决现今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理解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句法自为与认知语境

句法自为强调语言内部的自我运行机制,句法的相对独立性则是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从交际功能来看,语言现象无疑具有社会认知倾向.因此,句法自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认知语境,而句法自为的主要制约条件显然有二:一则话语生成受制于认知,二则话语过程受制于语境.     

官民协同治理视角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与发展

官民协同治理代表了政府社会管理的发展取向,它要求政府与国民形成一种合作共事的关系,共同承担对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责任。但是,由于国民社会生活知识和素养的匮乏,以及长期以来国民管理主体地位的缺失,使得其对公共利益的期望日益淡化,国民中的不合作、不服从甚至对抗情绪滋长,使政府社会管理压力增大、效率下降、成本上升;传统的政府与国民之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两极"态势,严重影响到国民对于政府的认同意识和支持度。这些都反映出我国官民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所以,从官民协同治理的角度看,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公民权利体系;政府要切实端正其公共性角色;要培育多元化的社会自治主体,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和作用,形成政府和社会良好互动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