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贸易收支汇率理论的回顾与评析——简论美国贸易赤字产生的原因

鉴于我国遭受美国等国家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通过对贸易收支的弹性理论进行回顾与评述,指出用汇率工具分析贸易收支存在着缺陷,汇率升值不是贸易逆差产生的主要原因;运用多因素结构方法,分析了美国贸易逆差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相关问题;最后简要提出了改善我国贸易收支不平衡的一些战略措施。     

中美贸易逆差的发展态势与解决方案论争

中美两国在贸易逆差的形成原因与解决方案方面存在着极大争议,选用不同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的背后,体现出两国政府对承担调整责任和付出调整代价等事关本国经济利益问题的考虑。在人民币不能快速升值、美国居民储蓄率无法大幅提升情况下,短期内中美贸易逆差的走势主要取决于中国居民消费能力提高、中国政府进口扩大措施与美国经济复苏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绩效与公司治理结构关系考量——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横截面数据分析

通过对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假设、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设计与计量、回归模型构建等方法,对2011年我国A股2274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模型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果：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要素中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的重要因素;董事会、监事会规模应当保证合理的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绩效呈现负相关,需要加强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     

集体行动发生的三种解释路径及其简评

运用比较法,对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社会心理学解释,强调集体心理、怨恨和剥夺感等心理因素;二是社会结构解释,重视阶级结构、社会变迁和国家控制能力等因素;三是理性选择解释,认为行动者的理性判断、制度和组织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考虑碳排放的中美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验证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和美国1994—2008年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鉴于近年来对贸易与碳排放的密切关注,文章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碳排放对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市场需求能力;碳排放在中美农产品出口中都表现出正效应;中国出口美国的农产品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美国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经济规模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成为中美农产品贸易逆差的重要因素。     

中美贸易不平衡对美国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由于中美双方的贸易差额状况及价值观念等差异所引起的贸易问题。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美国曾多次宣称美中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就业形势恶化。文章将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分析贸易收支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并选取1993—2018年美中两国贸易逆差额、美国失业人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是美国失业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美国劳动生产率及国内生产总值对其影响效应更大；从短期来看，美中贸易逆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美国就业机会。因此，将美国就业问题归结于中国对美长期贸易顺差是不合理、不客观的。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区间考察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长期巨额贸易逆差调整广受关注,此问题涉及到调整目标和调整成效的讨论.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目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把控国际贸易秩序的话语权;二是推进再工业化,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三是保持经济相对稳定增长、相对充分的就业与低通胀;四是继续维持美元霸权地位.金融危机后的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及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使得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幅度缩小,目标逐步趋近,预计以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的调整目标将在一定区间内继续波动,但较21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收窄.而COVID-19疫情的冲击将使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开始偏向经济复苏与经济增长.     

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神话——伊拉克战争揭示的悖论

冷战后,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了普遍诉求。但是,9·11之后美国发动的反恐怖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无疑对国际关系民主化形成显然的挑战。本文以伊拉克战争为视野,通过国际社会中个体本身的属性、个体间的互动能力和国际体系的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国际关系民主化在无政府状态下为何变成一个遥远的神话。     

影响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因素及其分析

在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的背景下,通过相关文献发现,货币供应量的规模直接影响物价水平。同时,货币供应量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选取信贷规模、国际储备、政府收支、准备金率等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并对其作简单的实证分析,从而提出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合理化政策建议:一是合理控制信贷功能;二是合理控制国际储备规模;三是为调整存款准备金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四是合理有效调整存贷款利差和贷款利率水平。     

国内市场体系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

首先列举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特征指标,说明中国在国际贸易等领域的迅速崛起不仅使中国成为统计意义上名副其实的大国,更重要的是,这种特征直接或间接地对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大国经济特征对培育国际竞争力有以下作用：一是有利于在国际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和获得贸易条件之利;二是对出口产业的规模经济支撑;三是当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一旦受阻,国内市场可以为出口商品提供一个缓和的平台;四是大国富有潜力的市场是吸引国际生产要素的重要因素。     

如何正确评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为国际经济稳定发展带来了震动,亟需学术界在各个层面进行分析与预判。通过数据分析、比较论证,结合历史时期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本质、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施政政策、中国的应对能力、美日贸易摩擦经验借鉴、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5个方面展开研究。研究认为,特朗普宣扬的“美国优先”和重商主义目的,会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而中国在产品与要素转移方面的优势,能保证中国受到贸易摩擦带来的中长期影响较小,但导致美方损失较大;《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停滞主要是日本自身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并非美日贸易摩擦导致的;中美军事力量存在一定差距,中国也不会挑战美国,中美是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表明,中国在正确的内外政策下,能够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降到最低,实现持续和平发展。     

国际贸易视角下逆全球化研究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世界经济遭遇严重打击，随后的欧债危机更是对欧盟造成了巨大冲击；个别国家面对国内外经济的不利形势，逐渐开始质疑自由贸易政策对本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有的甚至将经济增速的下滑归因于贸易因素，转而开始寻求贸易保护或中断贸易协议等逆全球化措施试图刺激本国经济增长。以典型的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事件为核心，对逆全球化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认为，虽然以往文献指出了特定情况下一国推行关税壁垒的合理性，以及实行反倾销措施对本国经济的积极作用，但是近期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事件的主要研究都指出了逆全球化措施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消极影响，包括其对价格水平、社会福利、经济增长、微观企业和就业等方面的负面冲击，只有少量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会对发起国经济有正面影响。研究结论和政府行为间的不自洽说明现有国际贸易理论很难解释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产生原因和动机，但随着后续研究的推进，预计将为从国际贸易角度理解本轮逆全球浪潮提供更多的新视角。     

美国经济逻辑构成要素的分析与批判

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条件是,政府财政预算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本币汇率稳定与维护自由贸易原则,这也是国家经济逻辑的基本构成要素。然而,美国政府秉承的经济逻辑则与此相反：它将财政赤字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认为贸易逆差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志,利用国际储备货币操纵汇率以及凭借霸权地位践踏自由贸易原则,从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谋求美国的最大化利益。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主要市场双边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和日元实际汇率均升值,而中美贸易呈现顺差持续扩大的趋势,中日贸易则出现逆差持续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升值,兑欧元实际汇率贬值,但中美与中欧双边贸易均呈现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趋势.这与传统的"J"曲线效应理论相矛盾,形成了所谓的"中国贸易收支之谜".本文采用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协整分析方法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和贸易收支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认为"中国贸易收支之谜"的原因在于:中国商品的国外实际汇率弹性与外国商品的国内实际汇率弹性具有显著差异,同时中国商品的外国实际收入弹性与外国商品的实际收入弹性也具有显著差异.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深层原因是中国与三个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此外,欧美等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政策也是其对华贸易逆差增长的原因之一.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与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高速增长,全球服务贸易格局出现不均衡发展特征。对当前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趋势进行梳理,分析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中国在“十四五”期间推进国际贸易发展的路径。研究认为,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存在逆差,且逆差在不断扩大; 就具体服务行业而言,中国在诸如建筑、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方面发展形势较好,但在旅游、留学方面存在较大逆差,原因在于中国总体经济发展较好使得国民拥有更多收入购买境外服务,并且中国部分服务基础设施国际化尚有不足。研究还认为,随着数字贸易兴起并在服务贸易中扮演愈加重要的地位,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新机遇,中国需要围绕扩总量、调结构、找亮点、树特色、减逆差5个方面发展服务贸易,在减少旅行服务贸易逆差的同时,重点发展数字贸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并主动争取服务贸易相应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误区和正解

为了全面理解中美贸易关系,解读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从美方特别是特朗普当局如何看待中美贸易失衡入手,通过对中美贸易数据的研判,预测未来中美贸易发展走向。研究发现,特朗普当局认为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的补贴以及高关税政策,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导致美国制造业丢失了近300万个工作岗位,因此需要打压中国出口,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关税来扭转贸易逆差,让中国长期处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中低端。研究认为,美国对中美贸易额的统计口径过于简单,减少中国进口不能直接增加美国的就业人数,中国扩大出口能为美国提供“价优物美”产品,中国投资者又把贸易所得投资到美国购买国债,美国是贸易逆差的受益方;中国的大量贸易顺差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得,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主要是把中间品加工成最终产品,贸易所得很小;此外,中国的关税政策符合WTO规则,美国也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投资。因此,中国从全球贸易价值链的低端爬到中高端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美应通过贸易谈判,争取经贸合作,才能够提高双方经贸规模,实现中美贸易朝着合理的方向再平衡。     

全球种子：贸易格局与国际竞争力评价

从贸易规模、贸易对象、贸易价格和市场结构等方面,分析2021年新种子法修订后种子贸易格局,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和出口价格指数等评价种子国际竞争力,并探讨种子贸易格局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全球大田作物类种子贸易呈逆差,少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严峻;花卉类种子贸易互补性较强;蔬菜类种子出口国的龙头种企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农作物种子进口市场结构趋于垄断化,而种子出口市场寡占、竞争和分散三种态势并存。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种子国际竞争力较弱,并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外生因素包括技术性贸易措施、税收制度、贸易规则等,内生因素包括农作物种子的品质性状、种粮比效益等。因此,为促进中国农作物种业国际化发展以及种子更好地“引进来”和“走出去”,应建立健全检疫监管体系、推动种子进口来源多元化、加强良种培育科技创新、监测管控种子进口价格以及鼓励跨国育种、海外制种等。     

亚洲金融危机五年后看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原因——关于人民币币值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以及国际经济出现一些波动时 ,许多学者都主张人民币贬值 ,以抵消危机对中国外贸的负面影响。人民币贬值也曾是中国长期使用的促进进出口手段之一 ,为鼓励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其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亚洲金融危机后 ,由于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外贸特征的变化 ,中国出口需求对人民币贬值的弹性趋于减小。本文从人民币币值与中国外贸关系的角度 ,揭示出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基本原因。这种分析对于类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波动同样合适     

WTO与我国的对外高教贸易

本文首先介绍了国际教育贸易在WTO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接着分析了我国对外高教贸易的状况 ,指出我国的对外贸易存在着巨额逆差。在此基础上 ,文章提出了发展我国对外高教贸易的一些对策 ,包括重视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扩大高校的自主权、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重视营销、发挥优势、完善保护消费者接受适当教育的权益法规等 ,希望能为进一步探讨我国对外高教贸易的问题提供基础。     

基于GARCH M模型的人民币汇率预测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人民币的走势是关系到中国外贸企业生存、国际地位以及国家金融环境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人民币/美元汇率进行预测是十分有必要的。通过对GARCH-M模型在预测人民币美元汇率的可行性,时间序列存在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的论证,建立相应的GARCH(1,1)-M模型,并运用模型对美元/人民币汇率进行预测。表明在现实中可以运用GARCH-M模型进行汇率趋势预测,但是由于检验的数据较少,所以不能达到精确的预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