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对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宪法学解读——基于浙江温岭“民主恳谈”的一种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的民主实践形式发展迅速，协商与对话的机制被引入各地民主实践之中，成为民主治理的重要内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就是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典范。运用宪法学原理对浙江温岭的协商民主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政治具有特殊优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创设理想的协商情境以推动协商民主的深入发展，是今后宪政国家的努力方向。     

协商民主视域下农村公民教育探析

协商民主与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契合,将之嵌入乡村治理,是谋求乡村善治的可行路径。推进协商民主所内在的对公民素养和能力的要求与我国农村公民意识缺失和能力欠缺的矛盾,是当前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主体困境。公民教育是培育理想公民的最佳途径,协商民主视阈下的农村公民教育应将农民培育成具有主体性及权、责意识,具有参与意识、公民能力和公民美德的现代化公民。     

从工具到机制：农村协商民主的生长过程与局限——来自苏南某村庄的案例

【】农村协商民主对于扩展村民有序参与、促进村庄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学术界多数从静态的视角观察乡村协商民主,而忽视了其在农村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以及期间乡村治理各主体之间的互动。苏南某村庄的案例提供了动态分析的视角。分析表明：农村协商民主经历了一个从治理工具到治理机制的发展过程。协商民主在最初阶段作为治理工具被发明出来,用以化解乡村矛盾；而后在基层政府推介下扩展功能、完善机构,发挥信息沟通、有序参与和协商村务的功能,成为治理机制。同时,农村协商民主在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表现为在结构上实践与法律相脱节；在运行中威权引导盖过民主协商。学术界与实务界需要在肯定乡村协商民主的基础上,从发展的过程中优化改进,克服局限性。     

乡村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困境与推进思路分析

推进乡村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更广泛更深入开展的同时,其制度化建设不可忽视。乡村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是其由文本制度的正式确立到切实落实趋于稳定的过程,但是目前乡村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在制度确立及制度落实两个方面都存在建设困境,推进乡村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必须要采取完善文本制度、提升制度意识、推进保障机制和衔接既有制度等措施。     

新时代乡村基层民主治理困境及其现代化转型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基层组织体系得以健全完善，村民的民主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得到提高，村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信心得到增强，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但也存在传统封建思想和宗族意识阻滞村民民主意识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乡村治理主体流失，治理实践流于形式，法治意识淡薄、政治参与度低等问题。新时代要促进乡村基层民主治理主体现代化，优化党委、政府、市场、社会、村民共治的内在结构，明确县乡政府与乡村组织的职责界限和利益边界。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处理好政府与乡村主体关系，推进基层政府治理职能转型。健全法律体系，开展法治宣传，加大普法力度，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和村务公开等方面建章立制，强化民主监督。     

村民自治中的草根式权力平衡与民主能力培育——广东"蕉岭模式"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广东"蕉岭模式"给我国村民自治提供了这样的启示:现阶段的村民自治,对显性的村庄治理制度建设和隐形的村民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外力(尤其是国家)的介入,然而这种介入是有一定条件的,也是需要克制的.最好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在满足村庄发展的实际需要、解决乡村治理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不给村庄增加额外的治理成本,也不妨碍基层民主的发育.     

村民自治呼唤协商民主

村民自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村民自治实行几十年，意义非凡，成绩显著，但也确实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要大力推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协商民主的内在价值、村民自治中全面推行协商民主的意义看，协商民主为解决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有效手段，当前我国的村民自治呼唤协商民主的全面渗入。     

双重嵌入与制度激活:第一书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经验逻辑

中国在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国家与社会间的关键接点,影响着国家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成效,并被赋予加强基层党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职责,但也常常面临着被乡土社会"悬置"、单向度为村庄链接资源等,而无法提升村庄治理能力的实践困境.探讨了第一书记在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实践模式,研究表明:第一书记应既能实现村社内外建设力量的有效整合,又能推动村社自主治理持续运转;应通过发挥党内民主、践行群众路线嵌入基层党组织和乡土社会,获得党员和群众认可支持;同时,乡村治理应借助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等外来力量,以激活完善既有协商民主治理制度为重点,着重解决协商民主制度的组织支撑、实践平台、正反馈机制和社会基础等问题,运转村级民主治理.在此基础上,中国乡村治理才能进一步提升村内外资源良性互动和村级治理水平与能力.     

"商量式"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概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始终强调“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逐步形成了“商量式”民主的重要思想。“商量式”民主思想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坚持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既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内涵,又为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遵循,既丰富和创新了我国的人民民主,又反思和超越了西方“争吵式”民主,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协商民主与票决民主

协商一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精髓。协商民主和票决民主相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它既存在于政治体制安排及其运行机制中,也体现在各级各类选举和领导班子的决策中。协商民主与票决民主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坚持协商民主并不等于排斥票决民主。协商民主相对成熟,但它不应成为我们故步自封、不思改革的资本,更不应成为我们怠慢票决民主的理由。在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在各级各类选举和领导班子的决策中,既要进一步坚持协商民主,更要进一步完善票决民主的具体制度、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     

协商民主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对协商民主理解的实质,是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民众参与要求日益高涨和多党合作逐步活跃的情况下,对如何整合群体利益、扩大政治参与、推进社会和谐而作出的一种政治选择。随着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已逐渐显现出协商民主的某些特征和趋势。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制度上的建设相配合,要大力完善和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要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还要处理好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同其他民主形式的关系。     

依法治国视野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关问题探讨

在依法治国的前提和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法治化,是完善和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这要求我们必须根据依法治国的全局战略部署来处理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有关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法治化”基本含义和内容;党内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制度的衔接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发展探索中的法律保障与责任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建设的法律保障问题等。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三三制”政权

对协商民主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有公共性、合法性、政治权威主导性.“三三制”政权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政权工作中与非党人士实施民主协商,充分发挥参议会这一协商民主形式的作用,实施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因此,“三三制”政权是协商民主的雏形.“三三制”政权建设对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启示有：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扩大协商民主的主体,丰富协商的内容,创新协商民主的形式,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等.     

马克思恩格斯党内协商民主思想

党内协商民主作为党内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能够充分体现党内民主的本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内民主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党内协商民主思想,这些思想表明,党内协商民主的本质是党内一律平等,发展党内协商民主要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目标,发展党内协商民主的保障是构建以党的章程为依据、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以具体制度安排为支撑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是我们今天发展党内协商民主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     

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一重大历史命题,使协商民主由民主形式上升到民主制度层面。这一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的决心和使命。     

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

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在世界民主体系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要求,也是消除对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误读和误解、丰富和发展世界民主理论的需要;同时,不仅能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提供支撑,也能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有重要的基础,中国式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的一般性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中国式协商民主在与国际民主话语共通的基础上,还有特色鲜明的话语体系,它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影响、西方民主思想的历史影响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根本影响综合作用下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进一步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需要构建系统的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优化中国式协商民主的话语环境,加强中国式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效能。     

协商民主：中国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协商民主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事业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