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思考

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以保护的最终体现。通过剖析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执行监督的现实需要和优越性、制约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执行监督的因素,并结合实际提出如何加强执行监督的建议和对策,以切实推动和加强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执行的监督。     

对执行定位、执行不能和执行规范的法律思考

执行工作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能,应严格按照民事诉讼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展开,体现出救济性、中立性和被动性;执行不能是申请执行人对其经营风险的延续,是申请执行人应当自行承担的后果和责任;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要淡化职权色彩、强化法定程序、完善执行监督。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有效性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保证既定政策目标得以实现以防止政策执行偏差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国目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制仍不完善,仍受多重因素制约而不能有效发挥其监督功能。因此,可以从提高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和素质;增强专门监督机构的权威;构建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络;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制度保障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执行难"之成因及对策

人民法院“执行难”有其客观原因 ,也有其主观原因。要解决“执行难”问题 ,应加快依法治国进程 ,消除“执行难”存在的空间 ;加强立法、完善我国强制执行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 ;改革人民法院隶属体制 ,建立上下垂直的统管体系 ;人民法院要优化内部执法环境 ,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     

构建新型公共政策执行体制

在“有效执行”成为公共政策的必然选择的新形势下,我国传统公共政策执行体制却暴露出诸多弊端。为此,我们必须通过扩大执行主体范围、吸收基层执行人员参与政策制定、提高执行机构设置的灵活性、丰富执行方式和完善执行监督体制等途径,构建新型公共政策执行体制。     

政治文明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论政府行政的分权和制衡

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的"行政三分制",是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有益尝试.其推行是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技术维度向政治维度转变的促进,是对决策民主、执行高效和监督有力的政府体制建设的促进,是政治文明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论财产刑执行监督机制的构建

2013年开始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将刑罚执行监督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赋予了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刑罚执行监督的职责,特别是对财产刑执行监督作出了明确规定。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财产刑执行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执行率低、违法违规现象严重、法院重视度不够、很难摸清被执行人实际的财产状况等。与此相应,财产刑执行监督也存在许多问题:执行监督意识薄弱;立法不完备,缺乏可操作性;检察院与法院之间沟通不畅,监督乏力;检察机关纠正问题的方式缺乏强制力;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存在一定问题。加强财产刑执行监督是确保财产刑有效执行的关键,应提高监督意识,积极开展监督,纠正违法违规执行行为,规范执行活动、创新监督方式,优化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完善相关立法以增强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可操作性。     

完善民事执行制度的思考

当前,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后执行难成了社会的热点、难点,影响了我国的法治进程。最高人民法院也开展了如＂执行难＂活动年的活动,各地法院也纷纷开展了＂执行会战＂,集中气力执行积案和强化委托执行工作,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对于根治这个久治不愈的顽症又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破解执行难,需从立法、执行体制、国民素质等多方面入手。     

试论民商诉讼中执行客体的拓展

民商诉讼中的执行工作是保证人民法院裁判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得以实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环节。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执行难”问题困扰着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执行工作全方位努力。我们不仅要有“新的思维观念,要树立新的执行工作理念”,而且对执行工作制度、方式方法等应有创新和发展。其中对执行客体内容的拓展是解决执行难的一个重要途径。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研究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该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制约审判权和实现司法公正,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然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原则、方式、程序等并没有作出细化和具体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行刑与改造罪犯的犯罪学理论依据研究

我国的司法体制深层次的矛盾不断凸显,在行刑与改造方面表现为行刑机制不灵活、行刑方式不规范,影响行刑功效的有效发挥。究其理论根源在于我国的行刑与改造理论和司法实践受刑事古典学派理论的束缚,重罪刑等价,强调报应刑,却忽视以犯罪人为中心,个别化和效益化的功利追求。犯罪学理论是以犯罪原因、犯罪对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以犯罪学理论为依据,激活行刑机制,提高行刑功效,促进我国行刑与改造机制规范运行。     

从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角度谈我国执行制度的改革

法院在民事执行过程中应本着“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要改变目前执行中效益不佳 ,积案严重的状况 ,需在执行管辖制度和执行期限制度方面加以完善。     

论行刑经济

行刑经济与刑罚经济、行刑效益、行刑节俭并不是相同的概念，行刑公正应该是行刑经济的当然内涵。行刑经济的确立在于刑法演进过程中刑法观念转变和刑罚演进的必然结果。观念的转变和具体规则的确立是实现行刑经济的基础。     

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的实然缺憾与应然选择——以《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为中心

中国当前的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存在权利救济情形过少、权利行使主体单一、权利行使方式不当的现实困境。这一困境是基于立法者忽视执行和解协议天生具备的私法属性,采取债权人中心主义与效率价值优先理念违背了利益衡量理念和多元价值衡平思维。为完善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在理念上,应以比例原则与效率与公正衡平原则指导制度安排和司法适用。在具体规则上,应修正将执行和解协议与民事合同完全等同的制度设计:在权利救济情形层面,划定除显失公平外的所有实体法效力瑕疵为权利救济情形;在权利行使主体层面,根据实体法效力瑕疵类型重新界分权利行使主体;在权利行使方式层面,增设执行完毕后当事人权利实现的诉讼程序。     

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救济程序和立法完善研究——兼论《民事诉讼法》第225条与第237条的适用和关系

仲裁裁决被依法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达成新的仲裁协议再次申请仲裁,也可以另行起诉。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确有错误的,当事人应当有权申请执行异议或者通过执行监督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误区,即法院以《民事诉讼法》第237条的规定为由剥夺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25条之规定申请执行异议的权利,亟待立法规范。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有其存在的独立价值,但需要立法重造,一是将之与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进行明确界分,二是协调好仲裁裁决不予执行救济与执行异议制度的关系,三是对不予执行裁定的异议进行立法完善,四是加强对不予执行裁定的执行监督,赋予当事人对不予执行裁定的上诉权、申请再审权。     

死刑立即执行监督研究

死刑立即执行是我国最严重的刑罚,在刑法体系中处于重要的位置。但在其刑罚监督中,仍存在监督主体多元、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定位欠准确明了、监督措施单一、缺乏刚性保障等问题。完善这一重要的刑罚监督,应该从规范监督主体、完善死刑交付执行、执行监管、执行变更（中止）、终止执行四个环节的监督内容和措施,以形成监督合力。     

论执行不能案件的退出

执行不能案件退出执行程序且不得恢复执行,不仅有利于提升当事人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而且有利于执行工作的正确定位,规范执行程序和司法资源的重新整合,化解执行难.执行不能案件的退出,不仅需要符合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而且还应建立审查确认、退出宣告,以及执行依据有效期限制度,并与破产法、刑法相接轨.     

论金融诈骗罪中的死刑

我国刑法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不适用死刑、有选择地适用死刑和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三个阶段。在我国死刑的存在目前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应逐渐限制并在将来废除死刑,这是刑法学者的共识。在金融诈骗罪的死刑问题上有废除论和保留论两种观点。对金融诈骗罪适用死刑,既不利于刑罚的报应功能的实现,也不能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取消金融诈骗罪的死刑规定。     

论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明

由于法律规定得不明确,我国目前的查明被执行人财产制度在实践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变,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的主要责任落到了申请执行人一方身上。这既违背了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基本法理要求,也缺乏现实的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我们应当以合理划分执行机关、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责任为主线,完善我国的查明被执行人财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