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抒情诗琐谈

抒时代之情政治抒情诗是时代风云最凝烁的艺术概括,它是诗人性格、情感、理想最真挚的表露,它是敌我对垒阵地上振奋军心的鼓角。它灼热似火,以奔腾的激情,在人们心中掀起感情的波涛。它清彻似水,也促使人们去深深地思考诗中所提出的重大的主题。政治抒情诗具有如此强烈的艺术魅力,不仅仅由于精巧的艺术构思,更由于诗人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感情和思想方法来认识和反映生活的结果。     

北宋重要诗案与诗歌发展的转向

诗案对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是北宋诗歌和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北宋以儒立国,诗人以诗议政,发挥儒家政教精神,但屡屡因诗得祸。诗祸与新旧党争密切相连,从乌台诗案的政见之争,到车盖亭诗案的党同伐异,再到崇宁全面文禁的意气用事,始终贯穿着鲜明的政治特色。诗人的命运随着政党的得势与否而浮沉,而且波及的诗人一次比一次多。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喜同恶异使诗人难以独善其身及保持创作的独立批评精神。诗人的创作经此连绵的政治打击,由经世致用转向寻求安身立命和追求纯粹技艺,崇宁四年(1105)后,北宋诗坛批评政治的诗歌陷入历史低谷。凡此,与北宋诗案的政治化本质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     

十七年诗歌的艺术缺失及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诗歌创作一度成为时代的"热潮",也出现过一些感情真挚的佳作,但缺乏诗性和诗美的平庸乏味之作居多,很多诗歌沦为了图解政治的一个符号或传声筒,整体上蜕变为革命话语和政治权力的承载工具。一些诗人泯灭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把诗歌当作政治权力的一种玩赏;一些位居高位的评论家把持着话语权,成了扼杀诗人和诗歌的刽子手。在极左政治的时代语境和态势中,十七年诗歌的发展艰难而曲折,出现了严重的非艺术性、非诗化的畸变。     

论唐代政事诗及诗人群体性格

唐代的政事诗从初盛唐的"四杰"、陈子昂、杜甫到中晚唐的元白、小李杜等,贯穿了整个有唐一代。这些诗歌犹如一幅唐史画卷,从多侧面反映了唐代政治及军国大事。唐代政事诗的产生,缘于传统诗教观念及诗人强烈的参政意识,同时也是诗人这一群体独特的性格特质决定的。     

新诗与政治文化

20世纪90年代是新诗发展过程中受外界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影响最为"式微"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新诗真正进入艺术探索的时代。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立场看待新诗的发展则不难发现其与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不但新诗的发生、发展和历次诗歌运动无法远离政治文化,即使是诗人心理和诗人评价中,甚至是最不应受到影响的"纯诗"也同样没有避免政治文化的问题。目前,无论是蓬勃发展的文学史研究工作,还是方兴未艾的诗歌史修治工作,都使我们无法回避"20世纪诗歌与政治"这一客观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可以沿着艺术的轨道自主前进的时代条件,从已有的历史、传统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新诗的研究乃至新诗的未来发展探寻出路。     

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解读诗人李白的月亮情结

李白是我国古代写月亮最多的诗人,月亮意象是李白一个永恒的情结.李白的月亮诗蕴藏着巨大的人格力量和哲理精神,是高亢激昂的盛唐时代理想和清明政治的象征;是诗人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性格的标志;是诗人消解内心痛苦,确认自身人格的方式;是诗人抒发热恋故土,怀念友人之情的对象,还是诗人寄寓叩问人生、探索宇宙的哲理思考的栽体.李白的月亮意象意蕴丰富,艺术高超,代表了我国古代咏月诗歌的最高成就.     

两种艺术品格:中国的“酒仙”与西方的“酒神”

本文通过比较中西饮酒诗,论证了二者在思想主旨和艺术特质上的不同所在,并以此发掘出中西诗人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的深层差异。文章认为,同是饮酒诗,在中国,因文人的隐士思想根深蒂固,表现为一种“酒仙”精神,其风格冲淡、平和;在西方,则因诗人具有追求肉体或精神“沉醉”之渊源,表现为一种“酒神”精神,其风格高张、狂放。     

论古代论画诗表达的中国传统美学观点

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古代哲学为基石的.唐代杜甫论画诗折射其儒家的审美理想,宋代苏轼论画诗则倾向道家的美学立场.剖析中国传统绘画的特质,中国纯艺术精神应是由道家思想引发而来.     

锡德尼的诗人观——读锡德尼《为诗辩护》有感

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书中,锡德尼针对清教徒牧师高森对诗和诗人的污蔑和抨击为诗进行了辩护,阐释了诗的特质和作用等。通过这些阐释我们也能了解锡德尼的诗人观。在锡德尼的心目中,诗人是学术奠基人,诗人是教育家,诗人是创造者。     

岑参对先唐送别诗的艺术超越

中国古代文人钟情于抒写离情别绪,诗作颇丰,本文以先唐送别诗作为参照,研究盛唐边塞诗人岑参送别诗中的功业情志、儒学用世情志及雄奇壮阔的诗歌意境等方面的开拓创新及超越。岑参送别诗的特质是诗人改变了先唐送别诗随意点染的写景状物特点,大肆渲染,烘托环境气氛,改变了先唐送别诗普泛化的抒写离情别绪的方式,是独具特色的心灵抒唱,用传统的低沉忧伤的诗题传达出坚定、高昂、豪迈的时代强音。     

晓雪诗歌中白族神话传说的意义

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看,晓雪诗歌对白族神话传说的取材都是创造性的,本质上可以视为诗人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诗的自觉与民族的自觉,是对白族历史文化在文学中的追溯.晓雪将白族神话传说入诗,是对古老原始思维方式的怀旧与追忆,具有文化寻根的意义,不仅与白族的自然风物、婚姻爱情、宗教信仰等与古老精神传统联系,是诗人童年耳濡目染民间文化的经验和美好回忆,又是白族得以发出自身声音的媒介,也表明了白族文化在当今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有力绵延.     

中古隐逸诗的文化功能探析

中国隐逸诗承载着其自身的文化功能:诗人运用隐逸诗,可以叙述自身“安贫乐道”、“不仕王侯”的隐逸精神,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统治者运用隐逸诗,可以召隐士归来从政;士人运用隐逸诗,可以进行政治批判,因而隐逸诗又具有政治实用性功能。     

重评“边塞诗旅”与“郭、贺诗风”——关于中国当代诗潮的反思

在宏观中国当代的诗潮涌动的历史考察中,“十七年”的新诗创作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它是连接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诗歌发展的过渡性桥梁。虽然因时代政治的变化,“十七年”诗歌创作的风尚在７０年代后期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民族文学传统和同宗政治文化的联系不可能对新时期诗歌毫无影响。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十七年”诗潮中代表主流创作的“边塞诗旅”和“郭、贺诗风”,探讨政治文化与诗人角色的契合、革命观念与艺术观念的冲突磨合、理论精神话语与诗美艺术话语的整合等问题,重新认识“十七年”诗潮特征和探寻其与新时期诗潮的复杂联系     

悖论：生存的黑色图景——奔雷诗歌评析

诗歌存在于世俗和超越之间,它源于生活又指向宗教,它永远在圣与俗之间寻求平衡.这是诗歌存在的悖论.山西新锐诗人奔雷的诗通过对黄土地的书写反映了时代变迁给诗人造成的内心激荡.从写作内容,诗歌特色和诗风转变等各个不同层面反映了诗歌的这种悖论特质.     

经典生成与阐释范式的流变——以清代对杨万里诗歌的接受为中心

伴随着宋诗逐步确立为与唐诗并列的诗歌经典范型的过程,宋代诗人杨万里方得以进入清人的批评视野。随着清朝不同时期诗歌观念与阐释范式的流变,持不同立场的批评者或给“诚斋体”诗贴上宋诗糟粕的标签,或推重其为性灵诗、白话诗的经典。正是在以唐音宋调为标准范式的古典诗歌审美标准凝定以后,“诚斋体”的特质及其创变性得以凸显。     

《饮冰室诗话》的编辑特色

《饮冰室诗话》是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在《新民丛报》上开设的文艺类栏目之一，是梁氏文学救国论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民丛报》上具有重要地位。基于文学救国的立场，《饮冰室诗话》在组稿对象、组稿方式、稿件内容等方面与传统的及同时代的诗话、词话相比具有独特魅力，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和个人特质。     

解读“诗史”精神

千百年来,杜诗学的研究者们在对“诗史”的阐释中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其一,在一定程度上将“诗史”等同于史籍、史料;其二,认定“诗史”乃是自觉服务于政治教化的样板。本文旨在辨析此两种误解,揭橥诗史精神的实质,进而探察并阐述诗史精神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意义。文章认为：既不能仅仅把诗史等同于史料,也不能把诗史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所谓“诗史”乃是诗人以仁者心观照当下社会现实,从而创作出的具有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及其相应艺术特征的“第一等真诗”。当今诗坛所缺乏的正是此一“诗史”精神。时代固然需要个人化的独语性的小诗,然而更加需要的是能够反映时代脉搏的、与核心文化价值相系的大诗。一个拒绝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的诗坛毕竟是贫乏而病态的诗坛     

政治诗?爱情诗——也说《再别康桥》

<再别康桥>不是一首咏物诗,也不是单纯的赠别诗、爱情诗或者政治诗,它是诗人种种理想碰壁后的沉默放歌.康桥是诗人的母校,但更是他的精神故乡,是他各种理想的象征.沉默的康桥既是诠释诗人寂寞灵魂的诗歌意象,也是诗歌主旨之载体.     

杜诗现实主义深化的标志--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其现实主义深化的标志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本文通过比较 ,深入地阐述了这首诗表现出来的诗人积极入世的态度 ,勇敢地面对、批判现实的精神 ,投身政治、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思想。这首诗深刻的思想 ,浓郁的感情 ,沉郁顿挫的风格 ,把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诗人后期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诗人现实主义道路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诗界革命”文学地理考察

从诗人籍贯的地理分布看,晚清＂诗界革命＂是以广东为中心的东南滨海区域诗人发动的一场诗歌革新浪潮。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产物,＂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无不与东南滨海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特质等因素息息相关。由于东南滨海在近代历史上的门户位置,它成为东西文明交流与冲突的最前沿,为新派诗人呼吸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感受西方新事物提供了优厚的地理环境,加之滨海地域所秉具的开放、进取的文化特质,造就其颠覆传统、别创新局的精神气质。而一旦在空间上置身于西方异域世界,则以西方意境、欧洲语言入诗的＂诗界革命＂的爆发,即成不可遏抑之势。随着人类地理空间移动的频繁加剧,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观念的转换、审美范式的不断更迭,新派诗人的诗歌实践最终由特定时空之下的精彩走向了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