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胡适民主宪政主张述论

20世纪30年代胡适的民主宪政主张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他积极倡导宪政,反对独裁专制,认为宪政在中国是可行的,只有民主宪政才能建设强有力的政权。他主张通过民主法治团结人民,约束政府,以形成一致对外的力量。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开启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临时约法,主张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实现了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在这场革命中获得了巨大进步,逐渐走上了民主、自由、平等和解放的道路。不论是从这场革命对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与传播,还是民主行为的养成,新的政治关系的建立等各个方面来看,辛亥革命应该是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伟大开端。     

宪政“中国化”的另种文化取向——胡适“充分西化”观述评

在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与张君劢等那种意在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统摄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省超越式进路不同,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代表着另一种文化演绎取向：以＂充分西化＂为表征的外化适应式进路,致力于寻找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在中国历史文化空间里的安身立命之所。从＂造因＂方案到＂幼稚园＂宪政,大致体现了胡适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理性思考以及执着探索精神,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表达了中国政治转型中现代性成长与乌托邦诉求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抒写其卓越的宪政情怀。     

抗战时期张澜民主政治思想初探

民主政治思想是张澜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他一生历史功绩的关键问题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张澜先生积极宣传民主政治主张,为在中国真正实现民主政治,他终日奔走呐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着民主运动的向前发展。抗战时期,张澜先生的民主政治思想首先是以“抗战建国”的政治主张为基本出发点。自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关头,张澜先生以满腔爱国热情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他愤     

评胡适的现代化模式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理论界展开了关于现代化模式的第一次大讨论，胡适在此问题上独树一帜，提出：在政治上，走英美式的现代化道路，实行民主政治；在文化上，“充分世界化”；在人的现代化方面，主张个人自由和人格独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宪法原则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 ,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社会改革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本文论述了《临时约法》的宪法原则 ,即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权力制约原则 ;文章还论述了《临时约法》在中国近现代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意义     

强势民主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主实践的启示

作为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重要代表,本杰明巴伯认为自由主义对代议制的强调和对公民参与的排斥已经使自由主义的民主沦为＂弱势民主＂。为了修正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巴伯主张通过基层民主的公民实践来培养＂强势民主＂的行动。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推动了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深化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并为民主实践的扩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参考。     

刍论中国民主党派选择与中共合作的内在动因

中国民主党派自身的性质和特点使其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民主党派所具有的反帝爱国、崇尚民主的政治主张,推动中国现代化以实现国家富强的价值取向,顺乎历史潮流的不断进取精神,是促成民主党派从爱国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内在动因,也是民主党派选择与中共合作的内在必然.     

"人权派"宪政思想探析

“人权派”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是由一批从欧美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派别。他们揭露和批判在国民党训政之下,人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状,主张国家的功用和目的在于保障人权。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用约法或宪法来约束、规范政府行为,最终建立一个个人尊严得到充分尊重、个人价值充分实现的社会。     

徐复观对西方经典自由主义的评析——兼与儒家政治思想比较

徐复观认为,西方近代经典自由主义主张理性至上、伸张自然权利特别是财产权促成了西方民主与法治的形成;然而以洛克、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强调资产阶级追求无财产的权利和自由,是以牺牲劳动者的权利和自由、牺牲平等和分配正义为代价的。他主张对自由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将先秦儒家思想包含的德治思想、民本主义和政治抗议精神等核心价值与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实行创造性的融合,以便在中国开创体现着民主与法治精神的新型政治文化。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思想统制与思想自由——1930年代舆论界的自由论述

1930年代国民党借口国难限制新闻舆论，1935年通过的《新出版法》即是显例。在此背景下，舆论界就舆论如何成立进行了积极的讨论。1934年底汪蒋的通电，又引起国内有关“自由”的激烈讨论，胡适等人试图对“自由主义”的内涵进行阐发，而遭到张佛泉的强烈反对。     

《新华日报》的抗战——以批判汪精卫为例的分析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响应日本第三次“近卫声明”，公开叛国投敌。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站在反对汪伪斗争的最前列，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和南京傀儡政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敌斗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领导力量。     

胡适论议政的知识分子及其独立性

在胡适看来，议政的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是要力争做国家、政府、当政者的“谏士”和“诤臣”。然而，身为“诤臣”的议政的知识分子言论的相对独立性如何得到保障？胡适认为，主观上，知识分子要与政府有意识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做一个置身局外的“局外人”；客观上，知识分子要有经济上的保障，即“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这样才不会为“饭碗势力”所左右。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从历史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

从历史的视角考察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首先在认识上必须还宪政以本来的面目,即宪政首先是"限政",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其次,进行宪政建设还必须依法治党,即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和党的法规来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通过党的各项具体制度来保证国家的宪法和党章成为党组织和党员的最高行为准则;再次,进行宪政建设,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民权的教育与训练,这也是中国实现宪政的必要条件之一。     

胡适与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

胡适一生提倡传记文学,理论与创作并举,对发展、推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和实现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适是从发展“新文学”和革新旧体传记文体的要求中把“传记文学”独立出来的,而他提倡传记文学的目的不只是介绍西方传记文学思想。而是“发现”中国的传记文学传统乃至建立中国的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应是“胡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前夕的学人论政--以《独立评论》的"民主与独裁论争"为中心

<独立评论>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学人论政的产物.当时学人论政涉及多个方面,以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影响最大.这场论争由福建事变引发,以1934年底汪蒋通电为分水岭.前期的论争基本上是以胡适、蒋廷黻为核心在唱对台戏,这与两人所依附的政治权势密不可分.后期的论争显示文化精英在现实的政治操作与理想的制度追求之间艰难的抉择.无论汪、蒋合流或分裂,只要外敌仍存在,国内政治秩序的规范化没有解决,学理纷争就不可避免.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新解

对于《文选序》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历来存在分歧,这也影响到学界对萧统选文标准、文学兴趣等方面问题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澄清。《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任萧统东宫通事舍人,他对萧统的学术观点有重要影响。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