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

在东亚国际体系由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说甲午战争发挥了彻底解构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作用,那么日俄战争则起到了最终完成重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过程的作用。甲午战争后,大清王朝进一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清帝国遗产的狂潮,把更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强加于清政府。在争夺在华权益和东亚主导权的过程中俄国成为日本和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确保在华利益和东亚主导权,英美等欧美列强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强敌沙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正式划分了势力范围。至此,在东亚地区正式形成了以欧美各国、日本、沙俄为中心,以近代条约规范各国关系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     

国际体系常态：疑惧与整合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系统成员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关系以及以实力界定并分配利益是疑惧产生的基础;国际规则与国际关系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依存只能纾缓疑惧的程度,由于国际规则在制定与形成、适用与效力、正义及其贯彻程度等方面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与缺陷,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疑惧心态。整合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彼此疑惧的逻辑结果,整合的过程就是国际关系体系的演进过程,其结果则是各行为体综合实力较量而形成的总合力所致的“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务”。整合的模式主要有“胜负型”与“双赢型”两种。在主权国家的历史终结之前,疑惧与整合仍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属性。     

南极国际治理:从南极协商国会议迈向永久性国际组织?

以1959年《南极条约》为核心的南极条约体系在南极国际治理以及南极和平秩序维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视为国际合作的典范.南极条约体系经历了从“去中心化”到局部机制化,再到全面机制化的漫长演变过程.目前,南极条约体系内已经形成了涵盖ATCM决策机制、CCAMLR与CEP局部机制和负责行政事务的南极条约常设秘书处等在内的国际组织雏形.在现有机制基础上建立一个永久性国际组织——南极组织,有利于南极条约体系内部机制的整合,进一步明晰其国际法主体地位,而且还将增强其与其他国际组织的联系与互动,促进南极国际治理的民主化与透明度.     

论WTO规则与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关系——兼论中国处理两者关系的原则和对策

WTO规则为国际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则,对国际社会各个方面都有极大的影响。WTO规则的性质是造法性条约,具有广泛性、多边性、统一性的特点。WTO规则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如何在国内执行WTO规则,各国对两者关系的处理有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对WTO规则应采取间接适用的方式。在处理WTO规则与我国加入的其他国际条约关系的问题上,我国应该从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把握WTO规则区别于其他国际条约的本质特征,采取务实、灵活和发展的态度,而不应简单采取平行适用的观点。     

传统东亚体系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东亚体系是“天下共同体”,倡导和谐共处,“以不治治之”,共生共荣.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时代,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两害,美国要摒弃冷战思维,与时俱进,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上,相互同处于平等的主导地位,要相向而行,以发展化解矛盾.双方在合作中发展利益,在利益发展中加深诚信,再反作用于合作的深化,把利益与诚信辩证统一起来化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脚踏实地地走向未来.     

马来西亚南极政策的演变（1982年-2008年）

1982年马来西亚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内发起了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挑战,批评重点涉及南极条约体系的缺陷以及南极环境保护问题和矿产资源的公平开发问题。从1993年起马来西亚逐渐认同南极条约体系的原则,马来西亚与南极条约协商国关系发生转折。2002年南极条约协商国邀请马来西亚作为观察员参加第25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马来西亚与南极条约协商国的关系得到重大改善,有望不久加入《南极条约》。马来西亚南极政策的转变既有维护马来西亚国家利益的考虑,也受到大国政治、环境政治等国际因素的制约。     

WTO内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弊分析

是否在WTO内谈判制定新的综合性的投资规则,争议颇多。主要争议在于分析欧盟、非政府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依据若干客观标准总结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与弊,其有利之处在于广泛的国际社会参与、弥补现行双边投资条约的不足、保持相互依存关系的平衡等,其弊端在于WTO的投资规则难于与现行区域投资协定保持一致,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力较弱等。但总的说来利大于弊。     

南极条约体系与国际海洋法:冲突与协调

有关南极海域的法律制度在国际海洋法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既属南极条约体系的调整范围,又面临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调整。在二者的发展进程中,有关南极海域的法律问题充满了冲突,尽管有协调二者的努力,但冲突仍多于和谐。本文依循南极条约体系与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介评二者在南极海域法律问题上的关系,这对进一步研究南极条约体系与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均有参考意义。     

探析东亚货币合作的机制属性及其效用性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利益追求以及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也决定着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国际机制的约束。东亚长期以来在区域合作中具有"非正规化、非制度化"的特点,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机制属性并非完全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其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协议中,并且是以基础的机制层次如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等为发展点。但只要这些发展点具备了机制属性,人们便应该审视国际机制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效用性,以期待产生更多完善的机制来规范和引导东亚货币合作。     

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条约规则及其发展

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条约规则主要体现在WTO及一些多边环境协议中。这两套规则体系并存,相互之间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国际社会应充分利用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境组织等WTO之外的环境工具,求得贸易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分析了两者冲突的表现和关键,并对解决冲突的方法及贸易与环境条约规则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与条约司法适用机制的完善

国际条约的司法适用是实现条约法律效力的要求,但现有宪法、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效力位阶的规定尚不明确。法院的司法活动可以在法律规定模糊、存在漏洞时,在不违背立法原意的情况下起到明确法律内涵和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因此,为了保障我国切实履行条约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率先采取完善国际条约司法适用的措施,包括出台司法解释、公布相关指导案例、建立逐级汇报制度、在内部设立专门机构等,从而为将来时机成熟之时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这些内容做好准备。     

宗教与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

现代意义上的现代国际体系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国际秩序,而这一国际秩序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秩序.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主要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与宗教密切相关,而对行为体有限制和约束力的国际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宗教也存在多层次的关联.     

论市场规则及其构成要素

作为市场经济中用以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市场规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主要内容或构成要素包括产权规则、合同规则、竞争规则、企业规则和劳资规则等,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支撑起市场规则的整个体系。文章对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理论、合同理论与市场规则体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尽管研究的主要是产权和合同方面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市场规则是一个由多方面内容构成的体系。     

多节点世界中的中国与世界互动

全球政治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行为体的多元化、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以及管理行为体互动的国际制度、观念、规则等的变化。这些变化推动国际关系朝着多节点政治转型。多节点政治中行为体的权力来自于其在网络中的位置,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受到国际制度、观念、规则等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已经成为所在地区的中心节点,并成为全球政治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节点。在当前背景下,中国首先要设法减少影响行为体之间良性互动的干扰因素,尤其是要处理好复杂的"周边"、"大国"关系。其次,要避免陷入多极制衡的权力政治怪圈,积极探索多节点政治互动模式。再次,要提升自身的互动能力。     

论市场规则及其构成要素

作为市场经济中用以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市场规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主要内容或构成要素包括产权规则、合同规则、竞争规则、企业规则和劳资规则等，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支撑起市场规则的整个体系。文章对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理论、合同理论与市场规则体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尽管研究的主要是产权和合同方面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市场规则是一个由多方面内容构成的体系。     

论经济全球化与WTO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乃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对全球经贸法律规则的统一、国际社会的组织化提出了要求。WTO既是一个国际组织 ,又是一个国际贸易条约体 ,也是一个多边贸易谈判的场所。它凭借“三位一体”的功能以灵活的方式应对了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从而成为后者的主要载体。二者的关系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论“二次契约”与企业内部法权利体系的构建——以现代公司为例探讨

企业的法权利体系包括外部法权利体系和内部法权利体系。我国现行企业法偏重规范企业的外部行为 ,对内部关系的调整则较为薄弱。为此 ,企业法要着力于对企业内部法权利体系进行构建 ,通过在企业内部建立“二次契约”(协作关系契约 )制度 ,使企业法成为调整企业内部自发形成的关系的法律 ,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的参加者协同生产创造剩余 ,并相应地分享剩余的权益 ,以促进企业普遍持久地发展和繁荣     

国际河流法刍议

国际河流是组成部分位于不同国家的水道。国际河流法主要是国家之间关于国际河流利用及其保护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它发展到今天，已经从过去比较单一的规范自由航行的功能进展到航运、水利水电等非航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领域。国际河流法有着丰富的条约法渊源，国际河流习惯法渊源也越来越重要。目前国际河流法的体系包括一般国际河流法、特殊国际河流法和区域国际河流法，适用于中国的国际河流法主要包括中外国际河流条约和一般国际河流法原则。     

论种子法的法律体系与价值取向

针对中国已加入WTO的形势,从法理学角度分析了种子法的法律体系:由广义的种子法及相关国际条约、公约组成。明确了种子法的价值取向:包括种子法的立法目的、基本功能、基本制度、法律责任及其所体现的秩序与正义价值等。从后果模式与行为模式、消极冲突与积极冲突等方面,指出了种子法在立法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全球环境管治改革:争论与进展

产生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主要组织决定就是创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其职能是在环境全球管治中协调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环境活动并担当新政策创议的发动者。自那时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在环境全球政策(以及最近在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创建了大量的条约、组织和机制。从总体上说,进展是积极性的,并日益指向一种不断扩展着的全球环境管治体系。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全球环境管治体系的规模和资金都在迅速扩大,但它在实现其实质性改善全球环境、走向可持续发展甚或扭转环境恶化趋势等目标方面并不是真正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全球环境管治体系的演进本身带来了难以应付的制度性挑战。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一种渐趋一致的共识是,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如何改革这一现存体系,而且关于全球环境管治改革的讨论必须超越联合国环境署本身的改革,以便构建一种全新的体系,其中不同行为体能够更加高效和有效地相互作用,从而服务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