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自延伸”:人机交互中知识权力话语模式变迁及潜在风险

以ChatGPT4.0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打破千百年来人类的话语主体地位,更冲出以人为本的“媒介即延伸”发展轴线,转向以媒介自我能力延伸的“媒介自延伸”之轨,人类知识权力话语模式的主体、特征以及权力关系受到巨大冲击。在梳理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同媒介时代权力话语模式变迁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人机交互权力话语模式与特征进行分析,发现算法规制下的智能话语或将人类话语引入范式化与平庸化,造成机器知识内容权力宣示、庸语驱逐俗语以及情感话语蛊惑方面的潜在风险,需从个体“算法启蒙”及社会规制层面采取必要举措并进行反思。     

新时代把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路径研究——基于网络“元媒介”对文化主体的重塑及异化分析

网络数据信息安全、网络法治化规范化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索网络传播规律及网络交互本质是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前提和基础。网络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信息媒介，在融媒体时代愈发突显其“元媒介”特性，是整个人类生产交换、经济交往、文化交流、人际交互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此时代背景下，厘清网络的“元媒介”效应及其对文化主体的重塑及异化，有利于筑牢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网络的“元媒介”特征及其对主体的重塑和异化主要表现为网络对主体认知、行为产生的整合和重构效应。这些异化与重构现象的根源在于三组动态反应链条的交互作用：数据表象与表象思维、定向数据与主体行为、数据霸权与资本逻辑。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进一步探索破解网络“元媒介”异化与重构的现实出路，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新时代加强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实践路径。     

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的伦理风险与虚无困境

以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为代表的生成式AI的创造力和技术想象力正在以“数字化身体”为焦点，重塑数字生活世界。一方面，数字化身体以一种数据信息流的方式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传播和应用，塑造了高度流动性的场景。另一方面，在全景展示社会中，数字化身体不断建构符号化、流程化和同质化的主体暴露美学，为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的技术叙事和场景叙事提供了可供性。基于数字化身体景观的涌现，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强大的“数字世界再造”导致生物识别数据隐私泄露和自主性丧失、社会信任危机与群体分化、政治舆论变异和社会民主破坏、后真相与本体性安全丧失等伦理风险。进而，在超真实的数字化世界中，现实世界被虚拟世界遮蔽而引发人的认知、伦理和生存的虚无化，从而走向真相与假相的内爆、真相衰退与认知无能、图像制造的道德悖论以及主体性剩余的虚无困境。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内在的虚无主义力量，关键不在于确定性世界和确定性观念的建立，更重要的是以一种生存论哲学视角去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即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人的本质存在，其带来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技术对人的单向度地反噬和异化，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自我建构不断扬弃的历史过程。     

媒介传播中的“效果断裂”现象研究

媒介的效果不仅仅是媒介与受众、媒介与效果之间关系问题,也是媒介的效果与效果之间关系的问题.从媒介—效果间性向效果—效果间性(inter-effectuality)的转换视角,要求加强对媒介传播中“效果断裂”的重视和系统研究.传播的效果断裂具有表层效果模式、潜在效果模式等典型的运作表现形态,与媒介的潜功能、受众主体非一致性具有重要的机制关联,具有构筑维持文化稳定的“文化安全阀”、缓冲文化传播的强效果、生成和维系“隐性意见”等社会文化功能.     

网络意识形态的后真相症候及其应对策略

在网络技术座架的加载之下，网络意识形态日益烙印了虚假谣言遮蔽真实信息、情感驱逐理性的“后真相”特征。真假待辨的拟态环境失焦、真假不辨的数字鸿沟加深、真假难辨的信息传播熵增等是网络意识形态典型的后真相症候。追问网络意识形态的失“真”因由，主要存在情感至上的非理性化、个体驱动的去中心化、负面取向的偏向化、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外来侵扰的迭代化等。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后真相症候需要对症施药，坚持创设有益拟态环境、管控数字资源、甄别意识形态问题等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还需讲究宏微策略，于宏观层面做到正面回应、负面限流、侧面引流；于微观层面推动全媒体时代的迭代更新、融合发展，做好“正能量”“管得住”“用得好”的议程设置，释放行业协会、头部媒体的自建自治效能，培育个体延迟判断、理性冷静、查找证据的媒介素养等。     

论媒介系统与身体之关系——基于A·哈特的“媒介系统论”

［摘要］不同的媒介系统与身体形成了不同的关系,传播与身体不同的关系又构建出不同的媒介系统,作为主体的身体自始至终影响着媒介的技术、形态以及传播方式,身体及其功能在传播中的体现决定了媒介的特质与内涵;同时,媒介的发展又反作用于身体,形成了特殊的媒介身体文化。     

技术化交往中的“媒介人”及其主体性适应

在媒介的演化进程中,技术始终是催生新的媒介形态、决定媒介传播力、建构媒介信息方式与传播格局的关键力量.现代人在社会交往中对技术化传播工具的普遍依赖,体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中,人类因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介人”.技术在推动媒介进化的同时,也为人们开拓着更多的交往方式与主体性实现途径.技术工具对交往主体社会实践的作用和意义,也渗透于人们整合社会关系、建构交往方式、营造生活空间、探求主体性的过程中.因此,在技术化的交往方式中,人的主体性的存在与发展,必然面临着对技术理性、社会角色以及文化价值的全方位适应,并由此实现人与技术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打开“媒介黑盒子”——“延伸论”的多重意涵与现象学诠释

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代表媒介生态学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命题,突出了技术的能动性/结构作用,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理解:硬性决定论、软性决定论、控制论和技术现象学。以直面技术本身的现象学,来处理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之技术现象学取径,是一种值得媒介研究者关注的视角。媒介研究需要把媒介本身拉回到媒介研究的中心焦点,以媒介形式、历史性、文化嵌入以及具身等方面作为突破口,撬开“媒介黑盒子”。     

数字资本的“智能”统御与主体复归——基于芬伯格“技术民主”理路的审思

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成为撬动客观世界、重塑个体生活的强大力量。因凭对“智能”技术的隐秘操纵,数字资本崛起并将人工智能塑造成符合资本利益的工具,人工智能的不当设计及资本应用导致了主体生产的遮蔽、真实交往的缺位、本真需求的异化。安德鲁·芬伯格以“技术代码”解构了技术的本质为工具与文化的聚合,揭露了技术设计领域的沉疴,并提出关照公众利益、以技术民主实现主体复归的变革进路。文章通过对芬伯格技术民主理路的审思,指出应及时规制资本权力对人工智能的不当应用,多措并举引导人工智能持续向善,才能破除“智能”统御,在更高层级实现主体复归。     

元宇宙时代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转型——理论逻辑、内在机制与操作路径

元宇宙时代，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结构性、生态型的媒介环境改变，铺垫了元宇宙兴起的算力基础，也在加速人们对新媒体现象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反思，带来一种认知与实践上的“范式与革命”。新闻传播学科关键性的核心路径以及具有带动性的突破点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于人的研究，探索人的多重化身表征、多模态延伸在虚实空间的传播行为与结构特征，即从社会动力学的视角，研究瞬时传播与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结合，从小样本实验数据的循证研究，真正找到关键要素之间的因果联系；另一方面在于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研究，即从元宇宙、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视角，以大样本计算网络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在现有的传播学研究手段之外，将行为预测与传播效果测量放置于社会网络连接的群体之中，进而探索虚实空间中人的瞬时效果的情感认知加工，以及身体在场的自主神经活动研究范式，提升未来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对话”与“韧性”,深化新闻传播学科理解“媒介—人—虚实空间”及其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群的建设。     

作为“类人艺术”的人工智能艺术

[提要]人工智能不纯粹是一种人工机器，但也不能等同于具有独立思维活动的主体，这种无法归类的溢出现象，正是技术革命导致文化调适过程中的挣扎心态之真实写照。基于当下的实践现实与技术期待，人工智能只能是一种“类人”智能，借助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因而只能是“类人艺术”。不过，人工智能艺术的兴起，挑战了我们对于既有艺术创作过程以及艺术观念的理解。从创作过程来看，人工智能艺术突显其“非媒介性”；从创作主体特征来看，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是“互动共生”的结果；从创作意图来看，人工智能艺术主要探索艺术的“创造性”问题，它是一种“观念艺术”。     

媒介环境视阈下传播的“媒介偏向论”探析

媒介环境学派自开创以来,历经三代传播学者的开拓和创新,诞生了许多经典的观点。而“媒介即环境”的隐喻经过度解读后,却被扣上了“媒介决定论”的帽子。爬梳媒介环境学派发展的脉络,建构以伊尼斯的“时空偏倚观”、麦克卢汉的“感官偏向”思想以及马克·波斯特、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偏向”思想为坐标,以“偏向性”为轴的“媒介偏向论”体系,则相较于“媒介决定论”更为符合该学派的逻辑阐释。在当前新媒介环境下,探讨传播的偏向性仍具有现实意义。媒介的偏向不仅可以反映出社会文明和媒介技术的变迁,也对两者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且媒介偏向性可在社会文明和媒介技术的进步中得以延伸。     

技术如何“信任”人——算法信任视域下智能风控正义的审思

现代人工智能的“可信任”研究通常关注的是人对智能算法的信任问题。但在风控领域逐渐转向AI“合理怀疑”能力的要求中,算法对人的“信任”也已成为人工智能伦理的重要问题。风险防控本身就是如何信任一个人的问题。在现代未来学思维下,人把对信任与怀疑的规划都交付给技术,以降低风险率。人工智能风控技术以数据和算法作为信任人的方式,这是智能时代“后人类”的一个必然的社会深度脱域特征。因而,人工智能风控相对于其他智能技术需得到独特的哲学关注。但是这种算法信任主导下的风险防控,必然面对正义性的考量。在人工智能物逐渐被作为一种能动主体的情境下,实现其在风控场景中对人的“合理怀疑”也成为智能风控的基本伦理要求。     

全球传播中电子媒介垃圾的危险性确证及其规治

数字智能时代，伴随飞速增长的电子媒介而来的是电子媒介垃圾的全球传播。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电子媒介不仅在其“前半生”发挥作用，而且在废弃后的“后半生”同样能够发挥本体能动性影响，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损耗、人类生命健康的威胁等问题。因此，需在思辨人与电子媒介的动态关系中对电子媒介垃圾的危险性进行确证，并结合中国本土化实践来思考对电子媒介垃圾传播的全球规治进路。研究发现，通过与人的交互，电子媒介的本体能动性得以体现，并深刻作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体验，两者互为媒介。电子媒介垃圾的危险性、问题性在“物质性”“政治性”“非线性”三重维度中被证实，具体表现在不断消耗自然资源、加速异化媒介生产与使用行为、持续污染生态环境。面对电子媒介垃圾的全球传播，笔者提出了“在地思考，以媒治媒“”命运与共，多边协作“”全球思维，绿色消费”三种可能性的规治进路。     

论媒介技术演化和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关联

在媒介技术与媒介制度的关系上,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都失之片面。由于媒介技术的演化,媒介政策会随之调整。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新的媒介形态演化出来,加剧了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竞争,成为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之一。新媒介的出现使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生产、传播和过滤成本发生改变,也能够影响到媒介的制度安排。由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国际和国内这两种制度体系的比较与交流变得更为明希和迅速,其溢出效应同样会影响到媒介制度变迁。从长远来看,人们有理由对媒介新技术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保持     

智媒时空观与社会变化：技术文化互动史的视角

人们历史持有或现有的传播时空观是信息传播系统与运输系统共同介入人们交往活动后所产生的文化结果。该观念伴随着两大系统的变化而变化,并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行动及社会关系。目前智能媒介深度发展,新的传播时空观可能生成,并对个人与社会产生新的影响。以德布雷“媒介圈”概念为理论框架,以技术文化互动关系为视角重新审视传播系统介入人类交往活动的历史与现实进程,并根据目前智能平台逐渐下沉为社会基本操作系统的发展趋向。判断具有万物皆媒、人机相生、空间媒介化特征的“拟态圈”出现并控制未来传播活动,而人们将以数据为中心开展社会互动。该互动模式可能给人们带来高度个性化、人性化、自由化的“时空自由”观。     

当“断联”成为奢侈品:数字戒断的媒介文化想象

尝试从数字戒断的观念入手，剖析数字媒体生态与人在行为、心理和精神等维度深度交缠的症候，反思数字信息生活被科技资本主义逻辑支配的现状，并从人本主义和公共性价值理念出发探索在数字时代重建人的文化自主性的实践路径。研究认为，数字媒体生态的基础设施化、自动化和情感化三种结构性特征导致媒介依赖的普遍存在，而数字媒体对公私领域边界的破坏、传统社会层级的“数字复制”，以及媒介生态“情感转向”下人的文化能动性的觉醒，则是数字戒断的直接动力。当下流行的数字戒断运动在本质上是将“断联”商品化，而真正有价值的数字戒断实践应通过恢复媒介间性和重建专业主义权威的方式在技术环境与人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连接。     

媒介：讯息还是权力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肯定了媒介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它过分强调了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压倒性影响，忽视了社会历史因素对媒介技术的塑造作用，从而陷入了强技术决定论的泥沼。同时，麦克卢汉将媒介的影响片面地归结为媒介对人的行为和思维的影响，特别是对心理和感官的塑造和延伸．而忽视了其所包含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内涵。文章试图以“权力”的概念为中心，建构一种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从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两个方面来对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解释与评价。     

从“媒介化”到“事件化”:媒介事件研究范式的拓展与变化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遍运用,大众传播的线性控制模型正在被双向交流的互动话语模型取代,这种媒介环境系统的变化要求拓展媒介事件理论研究范畴与研究模型。传统媒介事件研究,其基本理论倾向是事件"媒介化"(mediation),强调媒介在事件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叙事主题一般较为宏大。新媒介环境系统中媒介事件研究基础路径转向"事件化"(eventization),关注媒介事件对分裂、碎片化社会的整合作用及其意义表达机制成为媒介事件研究新的重心。     

媒介环境学理论范式：局限与突破

媒介环境学彰显媒介形态的特性及其对人和社会的结构性影响。它忽视传播主体和政治经济等因素对媒介效果的影响，体现了学科理论范式的局限。同时，它突破了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理论范式，试图从人性化的新视角思考媒介形态的演化，显示了学科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