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目前有关中国政治信任的研究多是在中国农村地区进行的,还没有对城市居民的相关研究。我们根据对厦门市居民的问卷调查考察了我国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各种因素。我们将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作为主要的预测变量,探讨了社会资本各个因素及政府绩效对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情况。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对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是积极正面的。改进政府工作和建构社会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城市居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     

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建构

根据2005年1月在厦门市问卷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构成与影响因素。测量居民社会交往的变量可以分为社交团体参与、非正式交往和社区团体参与三个因子。因子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状况对城市居民的社交团体和社区团体的参与程度有显著性的影响。横向关系的社团对于社会资本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居民的社团参与还十分有限。     

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健康的影响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丰厚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人们的健康程度。然而,国内探索社会资本对健康状况影响机制的研究还是比较少。基于此,运用2006年在福建省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检验了社会资本对城乡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及其影响机制。通过分析发现,虽然由特殊化信任和普遍化信任两个要素构成的功能部分社会资本对健康显示出积极的作用,但由社团参与数量、亲密网络规模及社会交往频度三个要素构成的结构部分社会资本对健康却显示出负面的作用。分析还发现,结构部分社会资本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可能是通过加剧人们的喝酒频度来实现的。该研究结果进一步厘清了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中对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同时也说明社会资本的作用并不总是正面的。     

清末新政时期法律修订论略

依据湖广总督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修律路线,清末新政时期修律的主要程序是编订商律、修订刑律和译法三项,其中修订刑律的内容是改良诉讼与刑狱,主要方向是刑罚由重改轻 修律的模式是效仿日本法制 修律的论证方式亦是取资法古、仁政和情理等传统法资源。此间法律修订在清廷内部虽并未引起较大争议,但亦有明显的分歧出现。     

全球传播中电子媒介垃圾的危险性确证及其规治

数字智能时代，伴随飞速增长的电子媒介而来的是电子媒介垃圾的全球传播。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电子媒介不仅在其“前半生”发挥作用，而且在废弃后的“后半生”同样能够发挥本体能动性影响，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损耗、人类生命健康的威胁等问题。因此，需在思辨人与电子媒介的动态关系中对电子媒介垃圾的危险性进行确证，并结合中国本土化实践来思考对电子媒介垃圾传播的全球规治进路。研究发现，通过与人的交互，电子媒介的本体能动性得以体现，并深刻作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体验，两者互为媒介。电子媒介垃圾的危险性、问题性在“物质性”“政治性”“非线性”三重维度中被证实，具体表现在不断消耗自然资源、加速异化媒介生产与使用行为、持续污染生态环境。面对电子媒介垃圾的全球传播，笔者提出了“在地思考，以媒治媒“”命运与共，多边协作“”全球思维，绿色消费”三种可能性的规治进路。     

高校心理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分析

在我国教育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各地区高校教育水平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为保证我国各地区高校综合教育符合我国教育行业发展需求,不仅仅需要考虑高校内部相关专业教学质量,还应保证高校心理教育和思政教育的合理性。为响应我国教育行业发展需求,我国各地区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通常将心理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效融合,改善原有高校综合教学模式,这对于提升高校学生思想教育水平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城乡居民社会资本构成的差异

根据厦门大学社会学系2006年在福建省安溪县城、厦门城区及同安农村三地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资本构成情况与差异,可以发现,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资本构成差异十分显著.首先,农村居民的团体活动参与程度及社团参与数量均低于城市和城镇居民,这主要是由城乡之间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差距造成的.其次,从城乡居民在对他人信任程度的差异上看,农村居民对亲属密友、一般熟人朋友的信任度相对高于城市和城镇居民,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村社会特征所致.再者,城乡居民在互惠规范方面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为农村社区与城市及城镇社区之间的不同.     

后突厥汗国末期史事新证——基于史源学的考察

两唐书《突厥传》对后突厥末期政局的叙述存在很大差异,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二者的史源不同。《旧唐书·突厥传》关于后突厥末期史事的叙述最初应是来源于颜真卿所撰《康阿义屈达干神道碑》,这一记录多有不确之处。《新唐书·突厥传》的史源则较为复杂,涉及后突厥末期汗位更迭的一段来自《唐历》,史料价值较高,其他部分则多是编者对已有史料的重新删减、编排,需要谨慎使用。后突厥末期诸可汗的活动地域一直在漠北,而非漠南,唐朝北伐突厥的态度远比我们此前认知的要积极,九姓部落和唐朝在消灭后突厥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