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翻译中的译者文化身份

译者的文化身份是一个既融合外来文化又维护本民族文化特性的矛盾体,具有鲜明的全球性和本土性两重特性.前者通过翻译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对“他性”文化开放和接纳,促进文化融合的步伐,后者是指在全球化翻译浪潮的冲击下,译者保固其民族文化特性对“他性”文化的一种本土化。翻译的全球性和民族性直接影响到译者的文化身份定位,译者文化身份的两重特性相互渗透,需要达到一种动态平衡。     

多民族文化语境中的民族作家“身份”——以我国台湾原住民作家为例

“第三空间”这一概念的引入或许会让我们对新的情境下的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也许是对游走于多种文化语境中的作家所处境地的相对比较契合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作家这种不确定的民族身份认同使之具有了不同于主流作家的视角。作家们跨越民族、文化、语言边界的“游走”体验通过写作表现出来,为读者构建出一个杂糅型的民族和文化的“第三空间”。多民族文学会通场景中,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亦可表现为多重性与杂糅性。这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界对当前现实语境应有的认识。     

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认同与文化遗产的继承——再析沃克的《日用家当》

短篇小说《日用家当》以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权力运动为背景,刻画了母女三人对美国黑人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以及黑人妇女的生存状况。本文从美国黑人文化遗产和文化身份认同的视角,围绕“我是谁”、“我与什么认同”两个焦点,对母女三人予以评价和剖析,以凸显该小说深层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及对美国黑人文化遗产应持的价值观与态度。     

语言的认同性与文化心理

所谓“语言认同”是包含名词性的“身份”与动词性的“认同”的一个概念，其实质是一种人为的文化选择。社团语境中的语言认同包括主动认同和被动认同，其语言身份的认同度与语言社团的规模成反比；个人交际语境下语言身份的认同随交际话题交集的不断增大而加强，与语言基调的丰富程度呈正态分布；这些现象是语言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语言身份认同不仅是一个心理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同时也是文化心理形成的动力之一。     

战后冲绳混杂文化的文学表征

战后冲绳文化的混杂性并非是在本土文化之上对美日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多重文化的矛盾冲突中走向文化重组,进而形成一种混杂的新型文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冲绳民族在历史舞台上也经历了从“迷茫”到“发声”再到“觉醒”的成长蜕变。战后冲绳文化的混杂性于文学书写中再现的不仅是冲绳民族的成长与蜕变,也是冲绳作家在历史流变中对自我身份及民族身份的认同。     

本土意识中的权力意志

文章从区所提出的“本土意识”出发 ,结合尼采的“权力意志”、福科的“权力话语”以及丹纳提出的形成民族文化意识的三因素 ,经过分析比较 ,得出结论 ,即民族文化意识深受权力意志的影响 ,因此本土意识也带上权力意志的色彩。这为本土意识 ,进而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权力意志的角度审视本土意识 ,并从权力格局变迁的角度来考察本土意识的变化 ,并以此考察各国文学相互之间的影响、接受和排斥     

中国心视界下的“厚德载物”论析

中国心是中国人所具有的文化心理特质，其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中，“厚德载物”中的“物”是一个人所具有或想取得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名声、功业、财富、权力等身外之物，“德”是与它们相符合能够承担起这些身外之物的心理素养。“厚德载物”就是不断培养、增进、厚实或提升与人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名声、功业、财富、权力等相匹配的素养即德性。否则，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依据这一概念，“中国心”是承载中国人身份的必备条件，要做一个能承担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的社会责任或使命的中国人，就必须培养和增强中国心。承担的责任或使命越大，“中国心”就应越强越大。基于此，德育应该把培养学生的中国心尤其是中国文化精神作为重要教育内容。     

规训或反抗--福柯的规训理论视角下严歌苓的《扶桑》解读

严歌苓在其作品《扶桑》中描述了早期华裔中国人在白人主流文化的规训下,丧失民族身份,被美国人驯服的悲剧故事。华裔中国人在白人文化的训诫下,大部分成为“被驯服的肉体”,也有少部分人进行“权力的反抗”,这一分化过程完全吻合福柯的规训理论。通过福柯规训理论对该小说进行分析,批判白人文化的规训手段,同时也警示中国同胞,在异质文化中生存也要坚守自身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创作的文化身份意识初探

“文化身份”即Culturalidentity,也被译为文化认同。藏族作家汉语创作的文化身份意识历经觉醒、初显、 深入三个阶段。随着人们在全球化的语境对民族文化的思考越发深入,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识必将越发理性和清 晰,从而成为民族精神的表达。     

一种自称 三个民族——对黄泥河右岸布依族群民族识别的再调查

在珠江源头的黄泥河右岸,世代生活着一个自称"布依"的族群。他们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族群认同等方面几乎完全相同,但在民族识别中却分别被识别为水族、布依族和壮族。究其原因,这与民族识别标准、民族识别方式以及对族群自称和族群认同缺乏科学认识有直接的关系。从心理人类学的角度看,族群自称是族群认同的外在标志,而族群认同则是族群自称的内在依据,因此,族群认同可以替代"共同心理素质"并成为民族识别的一项重要标准。     

论族群不能取代民族

针对近年来学术界部分学者提出的以"族群"取代"民族"的学术主张,本文着重从中文情景中对"族群"、"民族"含义的理解切入,以另一种思维模式,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族群"与"民族"的关系,认为族群不能等同于民族,不能与民族互换,更谈不上取代民族.     

从考古材料看白族的起源

云南洱海的新石器文化是以稻作为主的定居文化,继之的青铜文化则可分为农业文化与畜牧文化,青铜时代的农业文化与新石器文化有承继的关系,创造上述文化的是"昆明之属"这一古老族群。唐初,该族群在汉文化冲击下,因内部发展不平衡而分为"白蛮"与"乌蛮"。自南诏统一该区,区内多元部族开始了一体化进程,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白族。     

保安族口承民俗的分析与确认

保安族没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神话；传说是保安族口承民俗里最具地域和民族色彩的部分；众多的民间故事反映了保安人的生活智慧和价值观念；保安族花儿因其保安令的运用和独特声调使其个性突出；《满拉哥》《韩营长》类的哭丧歌使保安族宴席曲在多个民族共享的口承民俗中特色显现；保安族俗语和谚语以最精短的语言将生活智慧凝练，是多民族共享的口承民俗；保安族中传唱的民间打调不具民族特色；劳动号子是唯一的保安语说唱形式。     

民族“视角”呼唤与时俱进——谈当前民族研究中的热点话题

近来国内出现一些质疑、否定我国现行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文章,其所依据的是质疑或否定民族平等的公民平等观、民族注定要消亡的发展观以及崇尚民族国家的国家观等似乎“不言自明”的原理.但无论是近代以来的各国历史和实践,还是当代众多科技和人文理论成果,都已经证明而且仍在证明,传统的简单、绝对化的平等观正在让位于包容性平等观;以旨在同质性为根本的未来发展观,逐渐为欣赏多样性的共生发展观所取代;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基本特征的民族国家观,不仅早已被国家宪法所不容,更为当代主流历史进程所唾弃.尽管我们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仍需要不断完善调整,但包容性平等观、共生发展观和多民族国家观理应成为当今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基础,理应贯穿于相关研究和实践之中,以实现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道教传播与少数民族盘古神话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盘古神话不是当地原始社会神话的遗存,而是汉籍中的盘古神话随北方汉族道教在南方的广泛传播而流传开来的。神话传播研究是研究少数民族神话的基础和前提。用西方进化论神话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方法值得纠正。     

族群与国家：文化的想象与公民的认同

族群与民族虽可解析为想象的共同体,但在世界各地它们都无一例外的存在。个体公民化,是处理少数族群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矛盾的最好方法。强化公民身份有助于消弭族群冲突并增强国家认同。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大转变--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文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转变过程。作者指出,造成民族政策转变的原因在1983年李维汉同志给中央领导人和邓小平同志的信中有说明,一是由于我国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杂居和交错而居,二是我国是在党领导下各民族平等联合建立的共和国,没有经历民族分离。此外,毛泽东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建国前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也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论少数民族本土文化传人的培养--以纳西族的东巴为个案

每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世代积累的智慧结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知识体系、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皆离不开具体的传人来进行薪火相传。它既离不开大众,更离不开一个民间文化精英阶层,他们是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现代教育体制中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体系传承的漠视,导致民间知识精英阶层的衰落,而民间知识精英阶层的衰落,又加速了本土知识传承的中断。以纳西族东巴教祭司东巴为例,深入论述少数民族文化传人培养的重要性。     

从《清实录》看乾隆朝对回民案件的处断

纵观乾隆一朝 ,法律之于回族颇严。虽有“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 ,但在执行上往往走样。仅从《清实录》涉及回民案件的处断看 ,其处罚不仅比《大清律》正文明显加重 ,而且与他族同类案件相比较 ,对回族尤为严苛。充分体现了乾隆君臣“重法治回”的思想 ,暴露了统治者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反动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