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炭企业的产能过剩 ——程度测算、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目前,中国煤炭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严重,而准确衡量和判断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程度是科学化解产能过剩的前提。在传统产能利用率估计框架中,引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影响,使用1998-2013年中国煤炭企业数据,对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并检验其演变特征:2000年前,中国煤炭企业产能利用率逐年降低,2001-2008年呈现迅速上升趋势,随后产能利用率开始下降;煤炭企业产能利用率水平呈现显著的区域以及所有权差异,具有顺经济周期特性。进一步地,通过分析中国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发现:过度投资、政府补贴以及信贷扭曲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因此,化解煤炭企业过剩产能,需要健全企业退出与转型机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此外,要推动煤炭清洁高效的开发利用,形成安全高效清洁的煤炭供应保障体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探讨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其与国内产业升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根据企业投资动机的不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及战略资源寻求型等类别,且不同类别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不尽相同的直接或间接路径影响国内产业升级,如保障关键资源供给、推动低端产业转移、扩大市场规模、提高技术管理水平等。但总体来看,对上述影响路径的分析较为零散,缺乏明晰体系。在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新形势下,系统梳理和深入解析多元动机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至关重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探讨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其与国内产业升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根据企业投资动机的不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及战略资源寻求型等类别,且不同类别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不尽相同的直接或间接路径影响国内产业升级,如保障关键资源供给、推动低端产业转移、扩大市场规模、提高技术管理水平等。但总体来看,对上述影响路径的分析较为零散,缺乏明晰体系。在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新形势下,系统梳理和深入解析多元动机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至关重要。     

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的产能过剩问题及其对策

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既有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产能变化的共性,也有独特之处。解决中国经济整体快速发展但不同区域间的不均衡性和梯度性矛盾;调整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发展贡献率比例关系的不协调性, 成为扩展国内市场有效需求、化解产能过剩的广阔空间。与此同时,转变政府职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整合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大幅度提升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综合采取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措施处理产能过剩问题,现阶段的产能过剩矛盾将会得到有效化解。     

中国重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监测与比较——基于可变成本函数法

重工业去产能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因为缺乏分行业可追溯的产能利用率历史和结构数据,现有研究对产能过剩的历史成因、结构演变和主要症结梳理多有分歧.本研究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通过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微观企业数据,试图提供一个能有效表征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变化历史与结构特征的统一数据基础,并选择钢铁、煤炭和水泥三个代表性部门进行了实证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重工业部门产能格局拐点大致出现在2004年,之后的供给扩张和政策干扰导致产能过剩逐步显现,并对退出成本高的钢铁等领域产生了最显著冲击;(2)不同行业供给侧改革方式应有所差异,钢铁去产能需要更多行政力量干预,煤炭去产能核心在于供给优化,水泥则可依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3)国企市场化改革并非去产能的唯一良药,依据行业特质进行产业整合有助于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该研究可拓展应用于其他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监测分析.     

基于微观数据分析的产能利用率 趋势变动、地区差异及其成因

1995-2013年中国工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57.43%，基本呈现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分析了产能利用率的行业和地区差异，研究发现，经济周期、资本密集度与工业化水平对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存在正向作用，而对外开放度与国有企业比重对产能利用率呈抑制作用；2013年后，国家关于发布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相关政策对中东部地区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明显。     

宏观经济波动、制度性激励与产能过剩

厘清产能过剩与宏观经济周期和制度性激励因素的关系,是治理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基于29家上市钢铁企业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行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构建P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探究了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补贴、金融支持等制度性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冲击,利用方差分解方法测算了各影响因素对产能过剩的"贡献度",结果显示:产能利用率的变动趋势与GDP周期不完全一致,在经济下行周期产能过剩有所加剧;在经济上行周期,产能过剩受到抑制,但该抑制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冲击效应方面,产能过剩对自身的影响在各期都是最高的,说明产能过剩具有很强的逐期积累效应.除自身冲击以外,政府补贴对产能过程的冲击最明显;金融支持在短期内缓解了产能过剩,但长期内反而加剧了产能过剩.实证结果说明,制度性因素在导致产能过剩症结中的作用很强,解决产能过剩的关键是改变政府治理模式.要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防止制度性因素激励企业过度投资,彻底改变无效产能难以退出的体制基础.同时,要明确政府补贴的范围和用途,评估补贴效应.此外,应注意金融支持政策的进入、退出时机选择,防止企业对金融支持的过度依赖.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

梳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能显著促进出口贸易,即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出口贸易互补;在进一步研究中国对东盟不同动机O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中发现,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在效率寻求和市场寻求两种动机,并且随着效率寻求型OFDI和市场寻求型OFDI的不断增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不断增长;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的出口贸易.     

基于产能过剩的成因思考疫情后的经济对策

中国当前面临经济转型的关键路口，供需不匹配形成严重的结构性过剩，因此，改变当前中国产业的发展方向，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是解决产能过剩和经济问题的关键点。疫情后，产业如何有效地转变?弄清疫情前供需不匹配所造成结构性过剩的成因至关重要。本文为分析产业的结构性过剩，将具有代表性的20个产业分为上下游，在DEA测算产能利用率的基础上结合需求端计算产能的过剩程度，根据产能利用率和产业状况分析结构性过剩的可能性成因。经过实证测算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应加大力度投资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减少传统的基建，刺激与需求侧相符合的产业，同时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