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地方竞争与经济增长质量

财政分权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有何影响.文章从竞争视角阐释了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质量间存在"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在短期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在长期将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地方竞争是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更为激烈,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意味着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需要考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实行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标准.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     

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起源、发展及其局限

层级政府之间的分权会导致次级政府的竞争(又称地方政府竞争或辖区竞争),这种竞争可以表现为税收竞争,也可以表现为支出竞争或者标尺竞争。现有的研究已经发现了这些竞争存在的有力证据,并且解释了这些竞争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不过,现有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不足,这些不足正是地方政府竞争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     

地方政府竞争动力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

基于财政分权、晋升锦标赛、官员治理的政府体制建立分析框架，使用2012—2016年79个抽样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动力对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动力、经济增长标尺竞争动力、官员个人竞争动力均能显著影响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且财政竞争动力还能强化经济增长竞争动力对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影响作用。3种竞争动力机制的分析显示：代表财政支出竞争动力的财政支出份额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负向关系，说明财政支出竞争动力越大，政府就越可能通过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促进企业发展，从而获取财政税收、减轻财政压力。代表标尺竞争动力的GDP增速竞争动力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负向关系，经济增长竞争动力越强，地方政府越有可能采取降低社保负担的方式来吸引投资，验证了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效率假说。官员个人竞争动力影响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分析显示，市长任期、市委书记任期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现正向关系；市长年龄、市委书记年龄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现U型分布，顶点为54、56岁时。任期越长，官员的竞争动力越低，越不会通过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来提高政绩。在超过晋升临界点年龄之后，官员升官无望，其竞争动力降低，就越不会采取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结论表明，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使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与国际税负竞争类似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竞争。     

信息经济学与政府间财政分权理论

财政分权理论是财政理论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对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 ,指出了财政分权理论的最新研究趋势 :将信息经济学引入财政分权理论。政府官员作为一个经济人 ,具有个人理性 ,因此 ,政府官员本身存在激励行为 ,而且 ,政府是代表民众行使各项权力和提供公共服务 ,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关系类似委托 代理关系。这都可以用信息经济学来分析。文中还简述了国内在财政分权理论方面的研究动态。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研究的缘起、现状与展望

地方政府竞争的概念在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理论研究不断升温。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和大国体制转轨的国内背景下,为实现地方政府在合作中竞争和在竞争中合作的目的,学术界对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从四个视角展开：财政联邦主义视角、公共选择理论视角、新制度主义视角、治理理论视角。从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审视,地方政府竞争研究应深化其中的财政分权、官员考核系统、组织体系和跨界治理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基于Meta分析的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质量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以政治晋升和财政分权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是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重要法宝,但这套激励机制在调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对其环境行为产生激励扭曲。现今关于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质量间关系的定量研究由于价值取向和数据尺度等的因素,对两者间相关系数的测度结果差异显著,甚至互相矛盾。文章采用Meta相关性分析法对有关中国省级地方政府与环境质量关系的41篇文献进行研究,降低了计量工具变量对相关性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晋升激励与环境污染,晋升激励与环境规制,竞争压力与环境污染,竞争压力与环境规制,这4项研究假设均呈正相关。     

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成因及其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聚焦城市用地扩张这一热点现象,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给予阐释,并分析形成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成因。研究发现: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竞争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政治集权催生了地方政府竞争,财政分权则加剧了地方政府竞争;土地制度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土壤。以江西省为例,对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城市用地扩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竞争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用地扩张,且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及城镇常住人口不同程度地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影响。城市用地扩张有其制度成因,是一种正常现象,简单的以行政手段干预城市用地扩张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     

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了地方债务增长吗?——来自中国省级城投债与空间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与政府晋升考核机制背景,分析地方政府间竞争对地方债务增长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5-2013年我国省级城投债面板数据,从税收竞争与引资竞争两个维度刻画地方政府竞争水平,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债务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债务规模存在全域范围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其局域性的空间集聚特征也尤为明显;不论是税收竞争还是引资竞争,均显著地促进了地方债务规模的增长;相邻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对本地区地方债务规模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如果忽略这种影响,会低估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债务增长的作用。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从地方政府竞争、空间关联、金融发展及财政缺口等方面提     

选择性执法、非法治化竞争与系统性腐败

部分地方政府执法领域的腐败呈多发性、关联性特征,是我国腐败现象比较集中的领域。地方政府对执法权力的选择性运用引发了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非法治化竞争,从而引发系统性腐败现象。非法治化竞争是指缺乏法治基础、参与竞争的各方利益得不到法治保障的竞争状态,具体表现为竞争规则不明晰或得不到严格遵守,发生冲突与争议时得不到公正有效的仲裁。系统性腐败是指除了腐败分子的个人主观原因,其所在系统的某些制度环境也成为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腐败的多发性、制度关联性及其固定模式。共赢、风险、保险、掠夺四种模式解释了系统性腐败的发生机制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由此产生的非法治化竞争现象在宏观上表现为区域性市场分割与地方间的恶性竞争,微观上表现为执法腐败下企业的违法竞争与非制度化生存。     

地方政府竞争与征地冲动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大趋势下,中国以土地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带来大规模的征地,其背后的重要激励因素来源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通过引入网络博弈模型刻画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的竞争机制以及策略互动性,并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互动,实现了网络模型与空间计量的有机融合。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确实存在显著的策略竞争,而且这种竞争行为属于策略互补,周边地区征地规模的增加会使得本地的征地规模也扩大。进一步扩展网络博弈模型分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策略互动性,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既存在横向策略竞争,也存在着对中央政府的纵向共同反应,即表现出横向竞争和纵向跟随并存的行为模式。     

领导力、法律和地方管理：理解所有政治制度的基础

中世纪的财务法院、英国普通法、英国议会和美国的联邦民主制是英国和美国政治史上四种重要的政治制度。财务法院实现了国家统治者对地方治理者承诺长期回报以激励其良好治理行为的统治意图;英国的普通法和议会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成功地保证了在政治生活中不同利益主体享有实现他们目的的平等机会,保护其私有财产与投资;美国联邦民主制的成功揭示了,民主若要成功,仅有选举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些可供选择的具有良好民主声誉的候选人,需要建立从地方到联邦的各层次的民选机构,通过各层面民主的激励,来推动民主的发展。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在历史缘由和功能上类似的重要政治制度,如科举制、奏章制度等。所有成功制度发展的背后都有一些普通准则,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对大国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     

共享农庄的建设与发展研究——基于协同治理和政策扩散的视角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与政策扩散理论的视角,对比分析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广州艾米农场、无锡田园东方、海南冯塘庄园等共享农庄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性案例,从中概述共享农庄建设的典型模式,并归纳共享农庄的协同治理逻辑及扩散路径。分析指出:在共享农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努力构建政府、市场、农村社会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有助于形成各主体联动赋能、良性互动的善治格局;在横向自发式的扩散路径中,政策学习与竞争始终是共享农庄政策扩散的关键环节,地方政府要善于从邻近区域的“政策样本”中汲取精华;在纵向推动式的扩散路径中,上级政府应通过完善支持机制、优化机制、“吸纳—辐射”机制等加速共享农庄政策扩散。     

系统观视角下的环保常态机制与企业竞争力提升研究——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及启示

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建立环保常态机制与企业竞争力提升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系统观的理论,构建环保常态机制的作用机理,以我国台湾地区企业、政府、社会共建环保机制的经验为对象进行理论匹配,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环保常态机制的运作模式及其对企业环保制胜、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就我国环保事业的现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研究揭示出:企业是环保事业的实施主体,政府是环保实施的规制者,社会是环保行为的规范者;企业应该转变经营思维,将应对环保挑战与提升企业竞争力相结合。     

国有土地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用委托代理理论视角考察我国国有土地资产运行,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公民、国务院、各级政府、用地者都有各自的效用目标函数,加之信息不对称,所以在整个委托代理链条中产生的代理成本较高,委托人的利益易被扭曲。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建立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国有土地所有者对经营权的约束;二是要合理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完善政府内部监督机制和考核制度;三是加快土地市场体系的建设,利用市场竞争机制约束政府代理人的行为。     

“机会—意愿”视角下的反腐败研究

基于珠三角B市和C市港资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访谈调研,从＂机会＂和＂意愿＂两个维度对行政性腐败风险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从＂机会＂维度来看,政府间竞争以及企业自身话语权的上升挤压了腐败的空间,规则和财政管理制度的完善弱化了腐败的制度动力。从＂意愿＂维度来看,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个体在腐败决策中需要考虑的成本上升、收益下降,腐败的意愿也在下降。虽然市场化带来了新的腐败模式,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并不多见。     

论现阶段我国府际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法制的视角分析

府际关系是各级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地方各级政府间的纵向关系,以及同级地方政府间、没有隶属关系的不同级别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纵向府际关系较多地体现各层级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和财政关系,横向府际关系较多地体现经济利益关系,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横向府际关系表现为竞争、合作和冲突的形式。另外,不论是分析纵向府际关系,还是分析横向府际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基于此,对我国府际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府际事权的划分、府际财权的分配、地方政府间竞争、地方政府间合作五个方面进行。对于问题的分析是从法制的视角进行的,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将从府际关系法制化的角度来考虑。     

民生类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不足是当前中国民生类公共服务供应短缺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分权、转移支付、政府规模和竞争等因素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以GDP为基础的官员考核模式及其引致的政府间竞争诱使地方政府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向增长效应明显的经济建设领域,明显挤压了民生类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此外,政府规模、转移支付制度等也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比重的提高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双重权衡机制下地方财政决策及其风险

为研究地方政府的财政实际能力究竟是否存在一定的赤字，以及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决策等问题，将公共预算视作地方政府可通过财政征收力度来进行调控的内生变量，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加入地方非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后，发现地方财政实际能力并不存在赤字反而表现为盈余；与既往文献将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作为与政府行为无关的外生变量不同，地方政府在制定财政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与公共财政预算净收入”的短期权衡和“经济增长竞争与财政收入”的长期权衡，使得地方政府在短期权衡中偏向于调节财政征收力度实现最优而非财政预算收入最大化，在长期权衡中偏向于持续调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而保持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双重权衡机制会扩大央地财政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财政的长期稳健和削弱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增长的可持续性；应该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寻找到央地财政关系的新平衡点，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保障财政能够始终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