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妙悟“与“活参“的诗歌接受理论

"妙悟"与"活参"本是禅宗提出的把握真如佛性的两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受"以禅喻诗"时代风气影响的宋代诗论家则借用来喻示读诗和学诗一类诗歌接受活动的思维特征和思维方法.文章在分析"妙悟"与"活参"这两种诗歌接受理论与禅宗思想的内在关联的同时,侧重揭示该理论所蕴涵的极有价值的文学接受思想及其与当代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的某些契合之处.     

从《伊川击壤集》看邵雍的风月情怀

"风月情怀"是指一种与自然相契合的审美意识和诗化的生活作风,从其中包含的形而上的追求而言,它又是与道合一的生命体验.欢乐之情是邵雍风月情怀的精神性内核和情感主导趋向.具体说来,邵雍的欢乐之情有三个层面的内涵,即他在《伊川击壤集序》中所说的"自乐"、"乐时"与"(乐)万物之自得"."自乐"即隐居生活中的安闲之乐,它与"乐时"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乐)万物之自得"是一种本体之乐,它既是审美情感,又是情感的超越.     

和谐之道的简单性原则

和谐发展之道平实无华,寓繁于简,内涵着纵览阴阳、知白守黑、奥妙无穷的简单性原则,指出了和谐发展"圆理"全真、至善、达美的简单路径.领悟和谐发展的"哲学圆理",与万有存在共同描画出全真、至善、达美之简单圆道,这是一种引领全人类复归于德、复归于道,达到圆满生境的必由之路.和谐发展之道,原来不过是最简单的自然法则.在和谐发展...     

从藏头拆字词看王重阳和马丹阳的关系

全真道是金代著名道教,创始人王重阳。在王重阳劝化马丹阳的过程中,关于藏头拆字词的运用耐人寻味。藏头拆字词是金代道家词中特有的一种词体,其作者仅限于王重阳和马丹阳,它对于马钰的被劝化起了关键作用,由此看来,王重阳去世后首先由马丹阳来继承全真教主的地位并非偶然。也许在劝化之初,王重阳在综合各方面因素之后就已经把马丹阳作为后备掌门人的人选了。事实证明,马丹阳确能不负重托,王重阳的选择是正确的。     

从道言关系看老子"道"之四境

在对老子之道与语言关系的分析与阐述中来探讨老子之道的四重境界,可看出作为"对象"的道,即非恒道,是恒道的经验层面;作为"非言"的道,即道言悖论与言不可言;作为"反对"的道,或"否定"的道,是"无"的表征,道本质的内在表现;作为"境界"的道,即一种超本体的存在方式,是超越与圆融的存在.以道言关系贯穿始终看老子的"道",可对道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论苏轼岭海山水诗与“天地境界”

苏轼岭海山水诗是其晚年生命实践与人生哲思的艺术外化:首先是超越世俗功利而体认自我本体性之孤独存在,然后是融入无穷宇宙以成就自我无待之自由生命,兼能执著现实承当士道文心,最后是以和陶范式开掘内在心性境界,由诗艺风格之平淡发溢为生命精神之平淡,完成诗、人、道之圆满统一.它标志着苏轼经由山水审美而追求内在超越,肯定个体感性生命又调谐社会理性要求,尽性以至命,塑建全新理想人格而达到“天地境界”.     

理学幸福观的整合与重建——黄道周论孔颜之乐

"孔颜之乐"是宋明理学幸福观的核心问题,作为人生理想境界和价值取向,它涉及感性自然和道德理性两个方面。程朱理学将孔颜之乐归结为道德理性之乐,王学则注重孔颜之乐中的自然感性内涵,阳明后学更把"孔颜之乐"发展为重视个性自由之"乐"。针对理学和心学的分歧与对立,黄道周对孔颜之乐做了独到诠释,他以"乐性"作为人生之乐的基石,以"知性"作为实现人生幸福的途径。他认为,"孔颜之乐"是有待与无待的统一、道德理性与生活感性的统一、有我与无我的统一。黄道周理论阐释的思想旨归是整合理学与心学分歧,重建理学幸福观。     

审美的超感性与即感性以及艺术的品性

审美具有超感性和即感性的两重性,前者是本质的属性,后者是非本质的属性,这一两重性也是世俗美学和超越性美学存在的依据,世俗美学体现了审美的即感性,是审美与感性的融合,在升华感性的同时,却也降低了审美。超越性美学既超越感性,也超越理性,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体验方式,从而体现了审美的本质。同时,审美的两重性也产生了文艺的雅俗之别,两者各有优劣,互为补充,应充分尊重两者的自身规律,不可过分干预。     

全真性命论及其哲学义蕴

以“先性后命、重性轻命”为核心的全真性命论 ,主要包括“性命双修”、“先性后命”、“性神命气”与“昼命夜性”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全真性命论虽然渊源于钟吕 ,但其“先性后命、重性轻命”的性命论 ,与钟吕及内丹南宗有明显差异 ,除受到儒、释、道三教影响外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内丹实践经验 ,也是这一差异产生的原因。化肉体长生为境界超越的全真性命论 ,不仅是对传统道教的变革 ,而且也是向先秦老庄哲学的回归     

坠网之中的逃脱——解读张爱玲作品的“世俗性”

张爱玲为了逃避虚无的人生体验,世俗生活进入了她的文学世界.但在对世俗生活的感性认同中,她的虚无思想又时时渗透于字里行间.张爱玲坠入了世俗最终却又超越了世俗.     

王安石的经学观和他的词

王安石是宋史上重要的一笔,但是九百年来褒贬不一。王安石具有既不同于汉唐诸儒又不同于程朱宋儒的经学观,是宋代不可忽视的一位经学大家;同时,王安石以一首《桂枝香》横亘宋代词坛,单片成名,成为宋代词史上的重要词人。从王安石的经学观来关照其词学观,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王安石。     

宋词调与宫调

本文首次对《全宋词》《白石道人歌曲集》《清真集》《碧鸡漫志》等文献中关于词调和宫调的资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律词与"宫调"的关系及相关问题。认为"宫调"对于词调词作(的唱)并无决定性意义;词调并没有、也不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称律词是"以诗从乐的‘音乐文学’"说者所声言的每个词调"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作词者"依声填辞"是"依各词调具有的‘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填入文辞"是绝对没有的事,也根本不能有的事。     

试论欧阳修词与诗之关系

宋词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宋诗的影响和支持,这一点最早可以从欧阳修的词中看出。欧阳修是宋代第一个诗词兼擅的大词人,他的词和他的诗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二者在主体形象和理性精神的突出方面表现出深刻的联系,颇能说明宋词在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宋诗的影响。     

宋诗风运动中的王嗣槐

康熙十七年拜谒冯溥对于王嗣槐来说意义非凡。冯溥的礼待与人格魅力、诗学影响以及受冯溥所托编选当代诗选,使王嗣槐产生整饬诗坛的动机。在冯溥的影响与鼓励下,王嗣槐开始大力提倡唐诗,反对时下盛行的宋诗风气;他的诗歌创作、诗学批评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经过反复斟酌,五年后终于向诗坛领军人物王士禛、王又旦申述观点,施加影响,而王士禛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重返唐诗道路。王嗣槐的诗学活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冯溥对诗坛的影响,对他的诗学活动缘起、过程的考察使康熙年间诗歌史的路径更加清晰。     

论“韵味说”的“味”与“格”——兼论司空图对王维诗歌艺术的理论阐发

在司空图的诗论中,王维以澄淡精致,格在其中、趣味澄敻为特征的意境创造艺术与审美内涵得到了首次标举。司空图的创见奠定了后世对王维诗歌艺术特征的基本体认。韵味说在后世的接受中有玄虚化的倾向,相应对王维诗歌艺术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味、格并存而更重味才是司空图韵味说的理论内核,也是司空图体认王维诗歌的基本态度。     

论刘商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中唐诗人兼画家刘商与王维的家世、身份、经历近似,且审美观念趋同,因而刘商在诗歌艺术上能主动学习王维,二人诗歌的意象、意境、句式与韵律有不少近似之处,均具诗有画境的特点;二人都善于用画家之锐眼“取象”,在诗中以散点透视法“经营位置”,将线条与色彩巧妙搭配,使诗作富有画面感。刘商继承王维的诗歌艺术,并有新的探索,他是王维诗歌接受史上一位重要的诗人。     

试论王融与“永明体”创立之关系

永明诗人的共同努力,造就了永明文学的辉煌。但是由于南齐史料的残缺以及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使得学者们在研究永明体的过程中,将焦点主要集中在沈约、周颙、谢朓等人,而对另外一些作家缺乏应有的关注,王融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诗品序》和相关史书的文献记载,在分析王融诗作声韵规律的基础之上,结合王融本人的文学和声韵学修养及其生活环境,可以说明王融在永明体创立过程中所起到的首倡作用。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其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一直按王国维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摩罗诗力说》等开始了,但王国维的思想提出得最早,是纯粹的哲学立场,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虽然其诗学观念至今少有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初探

刘辰翁是我国评点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其众多的评点作品中,杜诗评点影响较大。从表面上看,刘氏评点完全不同于诸家对杜诗的注解,是一种对其诗歌艺术和风格的探讨;往深层观察,刘辰翁的评点是与作者进行一场心灵的交流,从而使评点作为一种批评形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