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唐太宗与初唐经学的复兴

由于前朝经学的衰落和政权的频繁兴替 ,唐太宗在即位前后 ,为了建立和巩固唐王朝统治 ,重树儒学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 ,采取了尊孔崇儒 ,褒扬前代经师 ,重视经学教育 ,统一经典等项措施 ,使初唐经学有了很大的发展 ,出现了经学统一、复兴的局面     

范式突破: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

经学和理学是儒学的两大基本学术形态,经学自是经学,理学自是理学。唐宋之际,在儒学复兴的旗帜下,儒学经历了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范式革命。为研究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在此变革中,张载不但较早讨论了太极、性与天道、义理、心、性、动、静、天理、人欲等理学重要概念,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而精辟的哲学命题,建立了包括知天之学、为圣之学、外王之学在内的完整理学体系,对理学方法论也作了全面的探索和阐述。研究表明,作为一位创新意识最强、用功最刻苦、源流最为纯正的宋明理学奠基人,张载在理学脱离经学而成为一种新儒学形态的学术变革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所创立的话语系统和不同于经学的方法论对后世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 ,综合汉学与宋学 ,创新儒家经典 ,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文学与经学的交流——以汉赋为例

汉赋所处时期正是文学逐渐走向成熟、儒学传统正式奠定的时代,与当时经学相比,辞赋的政教传统与讽谏精神相对孱弱,如此辞赋文学也就深受经学之影响,其自身也不断地向政教精神靠拢,但此种文学与经学的交流最终却归于失败。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经学辨析

经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官方阐释学,通过十三经经学文本体系的建构,且随着阐释重心从"五经"到"四书"的转移,在进行皇权大一统意识形态重建的同时,也为儒学的形态演变及其社会传播提供了中介手段,由此显现出正统之学的经学与传统之学的儒学,从纲纪教化到思想发展的文化分野与中国命运.     

论戊戌时期湖南新旧派儒学观的分歧

对待儒学的态度不同,是引发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新旧之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激进维新派为了回应西方文化的侵略,同时也为了宣传变法思想,提出了“保教”的主张,并在恢复真孔教的名义下,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体现出一种保教尊孔的精神。由此引发了青年学子对传统儒学价值的怀疑,造成了儒学信仰危机。保守派坚持对儒学传统的继承,维护儒学的知识体系———经学,体现出一种尊经翼教的思想。新旧两派儒学观的分歧,折射出儒学在近代社会变迁局势下的困境。     

理学与经学

理学与经学李禹阶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别具风格、特点的哲学思维形态。它的出现，标志着汉以来以经学为形式的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本文就理学与经学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认识，以就教于方家。一、理学的经学形式理学是适应宋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需要而产生的，又是...     

论陆贾在汉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陆贾是汉初颇有成就的经学家 ,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当秦禁学之际 ,陆贾上承荀子发展经学 ,保证了儒学发展链环的一脉传承 ;又通过《新语》使刘邦进一步从治理天下的高度意识到儒学的重要作用 ,为儒学在汉武帝时的独尊奠定了一定基础 ,从而对提高儒学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汉代私学以经学传授为主的原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显学,读经习经蔚然成风,官办学校亦以儒家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但由于官学能力的有限和日渐衰废,私学中长期以来教授儒学的传统以及通经入仕的利禄诱惑,使私学成为普及和推广经学的主要承担者,由此也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发展。     

儒学教育的对象、内容及贡献

本文认为，儒学教育主要是以培养精英（君子）分子为对象的。教授的人文学科包括经学、历史、文学和礼书等；但不重视民众教育和自然科学教育，这同科举制度有关。     

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在汉代无人可比 ,但学界对此一直缺少足够的认识。面对西汉末年的神学经学的危机 ,扬雄自比于以“正人心 ,息邪说”为使命的孟子 ,从学理上树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学术正宗的观念 ,张扬人本主义理念 ,目的在于扫除董仲舒以来的神学泛滥及道、法等学派思想的抬头 ;扬雄借鉴道、墨等诸子的思想 ,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儒学的内涵 ;他在儒学指向上突出“内圣” ,拓展了孔、孟重视个体人格的道德自律及自我完善的一面 ,有利于矫正汉代神学经学在促使士人人格自觉上的苍白乏力     

归有光的文学思想与欧阳修经学的关系

归有光的文学和经学思想都从欧阳修的经学中吸取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归有光文学理论的主干是文章自得、诗者出于情等命题,强调文学个性、尤其是内容的独特,主张文学表现亲情和仁民爱物之情,推崇文学的内容充实和真诚自然;其经学思想的核心是以自得之见求圣人之心,提倡独立见解、重视以普遍人情为本的仁政。归氏的上述思想都渊源于欧阳修本于人情、六经非一世之书的经学和文学主张;归氏还对欧阳修的思想加以发展,在爱亲之心一端突破了礼教的限制而纯任自然人性,并强调爱亲之心与仁政的内在联系。归氏的经学和文学思想堪称明清之际文学理论革新和清中叶儒学改革的先导。     

论汉代儒学的两大特点及其与董仲舒的关系

汉代儒学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儒学的经学化,其二是儒学对道家、法家、阴阳家学说的吸纳。这两大 特点都与董仲舒有一定关系。     

典范初成:西汉儒学文献的发展与演变

西汉是儒学文献体系初具的时期。一方面因惠帝"除挟书之律"、武帝"置写书之官"、成帝遣使"求遗书于天下",前代经典文献大量复出,为后世形成"七经"、"九经"甚至"十三经"打下了文献基础,也为汉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重儒和五经博士设立,儒家经典传授形成固定模式,大量解经文献涌现,在先秦旧有"传记"之外,西汉产生了许多反映经学"家法"的"章句"文献;也由于儒学及其经典得到重视,西汉还产生了神化儒学的"谶纬"文献。章句和谶纬在西汉曾经盛行一时,但终因太过曲学阿世和唯利是趋,而缺学术价值和传世价值,最终都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魏晋经学的演变

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发生演变,而其传统地位在黄河流域仍得以继续.汉魏之际,汉学衰而郑学盛;魏晋之际,王学出而郑学衰.魏石经的刊刻,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西晋王朝的覆亡,王学亦为后人所弃,但儒学传统仍在中原地区继续传承.     

“独尊儒术”与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大事,本文从传播的角度,指出这一事件使儒学传播形态产生了根本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儒家思想从自由化向权力化转变,其二是儒家文本从知识化向经学化转变,其三是儒家创始人从常人向圣人转变.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不仅对中国思想史,而且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试论范仲淹与北宋理学的兴起

本文从对儒学的积极提倡、对传统经学的立异和不满、对追求理想人格风气的开创和对理学兴起的实际贡献四个方面,具体论述了范仲淹与北宋理学兴起的关系,认为范仲淹称得上是理学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