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文学价值论及其创作动力论性质

曹丕从经国治世之功用和个体生命之存在的角度考察文学价值,提出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文学既可经国治世,又可使个体生命延续永恒。这种巨大价值使文学创作能满足作家的超越性需要,从而构成了作家创作的巨大动力。     

文学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典论·论文》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学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观，“文气”说的创作论，“文非一体”的文体论，并针对“文人相轻”提出“审已度人”的文艺批评的态度。从而确定了曹丕在文论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典论·论文》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文学观念·文学价值·文学批评──曹丕文学理论三题

本文将曹丕关于“文以气为主”、“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审己以度人”的文学主张化解为“文学观念论”、“文学价值论”、“文学批评论”三个命题来研究。认为曹丕文学理论的诞生，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它使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迈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其历史意义自当不可低估，其现实意义亦不容忽视。     

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

怨与愤都是指人在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情感,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如果说“怨”侧重于抒情在创作上的表现,那么“愤”就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遭遇及其对“立言”的重视有关。在汉儒们提出“怨而不怒”的抒情标准情况下,此说大为珍贵,在理论上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谈“玩”

我喜欢翻翻报刊上的小文章,看着玩;偶尔也写,也是写着玩。虽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离我实在太远,谁把“大业”委派给我经纬?当然,写文章跟稿费也不无关系,但也是拿着玩,不是不指望它发财,而是发不了。     

先秦至唐代“发愤说”内涵及源流考索

“发愤说”中的“愤”在唐代以前专指作家创作前情感郁结于心的憋闷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既可由愤怒等否定性情感引起,也可由创作主体极度快乐的情绪造成;“发愤”则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解除郁积在内心的憋闷情绪。“发愤说”很好地解释了作家进入正式创作前创作动力之所由的问题。“发愤说”滥觞于先秦的屈原,历经汉代的《淮南子》;司马迁、王逸的发展,降及有唐,孔颖达、韩愈等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创作理论。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新解

曹丕《典论·论文》所云“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长期以来被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新观念予以肯定。本文通过对曹文中“文章”、“不朽”等概念的语义分析 ,指出曹丕的文章不朽观与汉人一脉相承 ,主要重视的是能“成一家之言”的论著而非表达性情的诗赋 ,并无与今人类似的纯文学观念 ,因而也谈不上文学的自觉。当然 ,由于时代的变迁 ,曹丕的文章不朽观对于强化文章价值理论和文章体式多样性的认识 ,对于促进传统文学观念的多元发展 ,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试从《典论·论文》看文学的政治功用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笋观点,谈到文章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有着一定的政治功用。本文拟从三个角度出发分析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提到的文学的政治教化的价值,这三个角度分别为文体的角度、内容的角度以及创作者的角度。     

曹丕的文学观

曹丕的文学观王开国《典论·论文》中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论，是在为文学的独立地位张本呢，还是将文学引向非文学的歧途？围绕这个问题，承续着历史上对丕植二兄弟文学业绩大小的不同说法，文学界断断续续的讨论至今也没有结束。上述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对...     

史有遗贤,而文章无穷——邵祖平先生《词心笺评》略评

一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道:“盖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其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诚乃至理之言!古往今来,也不知有多少人空怀满腹经纶,然因时运不济、命途多蹇而沉沦下僚,直至湮没无闻;惟文章使他们名留史册。野有遗贤,史     

无望速成 无诱势利——论韩愈《答李翊书》中的为文之道

韩愈论文之言不多,《答李翊书》是其极为重要的一篇。在《答李翊书》中,韩愈对李翊所问的＂立言＂之事进行了回复。李翊以立言问于韩昌黎,不过是想要知道如何写作古文,本无心以立言为己之志,韩愈却借此之间,演绎了一篇及其精彩的文字。本文试从具体分析韩愈自我论述的生平实践经验出发,以＂无望速成＂＂,无诱势利＂为切入点,解读韩愈的为文之道。     

试论柳宗元的传记文学思想

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在传记文学思想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柳宗元认为 ,传记的写作宗旨在于辅时及物 ,经世致用 ;传记作者的神圣职责在于敢于秉笔直书 ,以撰写一代史事为己任 ;在传记材料的搜集上 ,强调实地调查 ;而在传记文学的立传标准上 ,柳宗元主张拓宽传记文学的创作空间 ,并以一批优秀的人物传记实践了他对传记文的创新与开拓。     

论曹禺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贡献

曹禺是现代著名的剧作家,但在戏剧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见解。曹禺的悲剧观念,虽然受到了古希腊命运悲剧的深刻影响,但又有新的超越。曹禺把命运理解为"机遇"或"环境",具有浓重的唯物主义色彩。因而,他的剧作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创作上,曹禺主张写"真知道"的东西。他认为情和理都是从生活中来,要真知道才能使作品做到情理交融,这是关系到作品成败的重大问题。在编剧理论上,他要求编剧要考虑到演员的表演,应尽量多找动作,以便增强观赏性。在演剧理论上,他特别强调演出的真实性。他还指出演员感情的表现,要注意控制,要懂节制。曹禺的这些极富个性特征的戏剧思想,为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宝库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好古敏求 以为今用——读陈炜湛先生的三本论集

《甲骨文论集》、《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和《古文字趣谈》分别是古文字学家、甲骨学家陈炜湛先生学术论文和随笔的结集。三书近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实为学界佳音。三书贯之以"古为今用"的精神,在治学方法及特色上各有承继发挥,内容上互为表里。     

冯镇峦的《聊斋志异》评点

《聊斋志异》是古代文言小说的压卷之作,文坛名士围绕它的评点层出不穷。在诸家评点中,以王士禛、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四家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四家之中,王评过于简略,何评流于泛泛,但评似作品导读,唯冯镇峦的评点理论特质最为鲜明。他"有意作文"的创作立场、简练含蓄的评点话语、贯穿文本与历史的宏观视角等批评方法,为人们深入发掘《聊斋志异》的文化魅力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王充的史学功能观

王充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史学的功能有自己的见解,认识到史学对社会、国家、人生修养等都有重要作用。他不仅提出了对《春秋》褒贬功能的看法,认识到史学的主要功用在于“载人之行,传人之名”,达到“惩恶劝善”,提出撰写史书要如实记载;而且认识到发挥这一功用必须注意方式方法;还说明了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强调史学要有益于国,可补于化。这些理论成就对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友爱是通往幸福之路——亚里士多德友爱论探析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最终的、最圆满的目的就是幸福。幸福需要友爱，友爱是生活中最为必需的德性。有快乐、有用及互知善意三种友爱。友爱不同于爱和友善，友爱是一种品质，是自然感情的理智的表达。友爱是对自爱的延伸，真正意义上的自爱是依照理性生活、公正地行动并培养高尚的特性。幸福的人需要在朋友的实践活动中即友爱中来沉思和实现生命的全面实现活动。从广义上说，公正是德性的总体，但友爱在一定条件下比公正更为重要。有友爱就不会需要公正；而仅只有公正，就还需要友爱。良好城邦的条件之一是公民的善德，这就需要友爱作为保证，因为友爱会激发人身上的好品德，最终促进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达到完善的道德关系从而实现美好生活。     

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伤体验

创伤体验作为中国古代作家普遍存在的创作心理背景 ,对其文学创作活动产生着直接而又积极的作用。探讨创伤体验形成及其作用机制 ,既需要注意心理学的因素 ,更不能忽略社会伦理思想的重大影响 ,正是后者使中国古代的“发愤著书”说与西方的“苦闷的象征”说有着不同的文化意蕴 ,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仙桃（姚嘴）方言动词本字考

考索方言本字是追溯方言词源、寻求方言间对应关系的有效途径。古代文献中有些字的音义与现代姚嘴方言中部分动词的音义相合，可认为是这些动词的本字。     

“刺世嫉邪”:一脉相承的文化情结——从先秦至魏晋

饱含"刺世嫉邪"情结的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朵奇葩。这种情结从先秦至魏晋的形成和发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刺世嫉邪"的情结是驱动儒家学者关注现实、干预政治、关心民生疾苦的内在原动力,这种情结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士苍凉悲壮的独特情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