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筰都夷"、"旄牛徼外"与"徼外夷"--论汉代川西高原的"徼"之划分及部落分布

汉代川西高原地区的部落分布中,出现了同都夷地区紧密相关的"旄牛徼外"和"徼外夷"等,这些特定称谓蕴含和折射了川西高原地区"徼内"、"徼外"两地人群间的界线、关系与二者互动等情形,反映出都夷地区是当时联系"徼内"、"徼外"以及邛人、人往来及通蜀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地区。     

翻译与历史语境——"夷"字的语义沿革与英译问题

近年来由于郭实腊把"夷"字译为英语的barbarian而引发的争论呈一边倒的局面.论者普遍认为,郭实腊此译是故意"做手脚",刺激英国人的情绪.而实际情况应是,"夷"字意义的历史沿革和清朝的历史语境来看,清朝官员所用的"夷"字表达了对西方人的藐视和憎恨,因而译为英语的barbarian并没有错.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

越南自10世纪建立大越国后,便开始接受中国儒家学说,建立文庙。至陈朝时,更开科取士,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以中国官方所推崇的程朱学说为依归。其中《春秋》的夷夏之防和朱熹《通鉴纲目》的正统思想,对越南史家有深远的影响。越南史籍的正统论,其作用在分辨"正闰",又采用汉族政权惯用的"中国"以自称,以否定明朝的天朝和正统地位,将"居天下之中"的中国观念据为己有。可见中国古代的华夏与四夷观念,对周边民族有深远影响。中国周边的国家互相仿效,"中"与"外"、"华"与"夷"的概念在国与国之间变得模糊和混淆,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因素而转换。越南虽然在文化上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但在政治上却对中国政权有所谴责,对政治和文化的归属有不同的立场。同时,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观和文化优越感,虽然称其周边的民族为蛮夷,却又不能接受别人称自己为夷,以致在与中国交往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关系。     

"镇墓兽"源流考

本文从全面搜寻古代典籍相关记载入手,考察了战国楚墓出土文物"镇墓兽"的真实名称与身份,认为"镇墓兽"即"坟羊",应为"幽都"主宰,即死亡和毁灭之神,其巫术神话衍生物有"夷羊"、"土伯"等,其原型应为麋鹿,其产生年代不会晚于殷商,为上古墓葬中的厌抑之物.     

《羌戈大战》为羌族本土先民部落战争“迟戈大战”考

国家级"非遗"名录《羌戈大战》,多年来被视为羌族先民由北方南下岷江上游战胜当地土著"戈基"人而定居其地的重要证据。本文经深入分析认为,现今流传的羌族史诗《羌戈大战》及其传说内容,以羌族英雄史诗《迟基格布》传说为基础,融合了"野人"传说、羌族部分先民的南迁祖源记忆和"白狗"羌人东迁进入岷江上游时与戈基人的战争传说等内容。《羌戈大战》的主要内容源自"迟基格布"南征传说,应为"迟戈大战",反映的是岷江上游羌人部落之间的战争而非异族间的战争。迟基与戈基同为本土古蜀人支系"冉駹"部落,羌族自称的"尔玛"、"日麦"为"冉駹"的同音异写。     

重释"风马牛不相及"之"风"

"风马牛不相及"中的"风"字,主要有两种解释一说为"牝牡相诱",一说为"走逸".从三方面论述认为,此二说均不可靠,"风"当训为"如风奔之速","风马牛不相及"即"如风奔之马(牛),(人们)难以追及",以取喻彼此之间有距离而互不相干.     

"师夷制夷"与辛亥革命

近代以来,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从理论上开辟了一条近代中国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辛亥革命在"师夷"方面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内容更加丰富,仿照欧美模式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然而辛亥革命在"制夷"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时地暴露出来.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说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革命若要取得胜利,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蛮夷风"与"好文雅":班固视野中的"文翁兴学"再认识

本文结合班固<汉书>对西汉蜀郡"文翁兴学"事件的有关记载,分析班固所持有的中土视角和儒家观念.在东汉"隆儒"时代风气的影响下,班固较司马迁更为关注文化先进区域与落后区域的"文野之别",在历史记述中透露出了"别夷夏"、"进夷狄"的价值取向和强烈的教化理念.班固对汉代"循吏"政治的溢美记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人对"文翁兴学"实际情况了解的不足.     

"羌戈大战"与岷江上游古羌人的族群认同

<羌戈大战>作为广泛流传在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民间史诗,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而且还蕴涵着大量古代的历史文化信息,本文简要阐述了"羌戈大战"故事的流行范围、社会功能、情节类型等,并试图从族群关系层面,解析<羌戈大战>中隐含的岷江上游古羌人与"戈基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概述

为了推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于2007年9月20日至24日在承德联合主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理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成就、历史学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进展述要——2009年发展报告

2009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研究现状述评、创作态势综述、理论批评研究、多民族文学史观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本质属性诸方面得到不同程度的进展。英雄史诗和地域文学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族别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体,32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均得到不同视角和层面的考察和研究,展现出年度进展和收获。作家作品、三大史诗、民间文学总体探索和多民族文学理论审视等领域将会得到新的深入和推进。     

《三国史记》载“靺鞨”之我见

靺鞨是6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活跃在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古代部族,与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有着密切的互动与交往.但是,朝鲜半岛的第一部正史《三国史记》中有关“靺鞨”的记载,早于中国史书600年,引发了学界对“靺鞨”理解上的混乱,值得探讨.从历史地理方位以及相关记事来看,《三国史记》所载“靺鞨”并不是对某一民族的专指,而是对不同时期、不同部族的泛指.     

扩大中国文学版图 建构中国佛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编撰刍议

中国佛教文学史就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就是佛教实践即佛教修持与佛教弘传过程中产生的文学的历史,就是用汉语、西域胡语、藏语、蒙古语、傣语等语种写成的大中华佛教文学的历史。"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应该禀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教派史视野,全面清理中国佛教文学的历史进程,并进而提炼民族精神、建构宗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特别要关注印度佛教在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本土化进程以及汉语佛教在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化进程,在民族互动和国际交流中探讨宗教实践对社会和谐、文明演进的重大贡献。     

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怒族社区的社会变迁

怒族是居住于云南省境内怒江峡谷中的少数民族,他们的传统社会容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曾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并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怒族社会的变迁更加迅速.该文讨论了怒族社会变迁的动因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     

西部开发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及研究

西部开发不仅对西部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同时也给西部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机遇。迄今所见的“中国文学史” ,实际上几乎都是内地中原汉族的文学史。真正的“中国文学史” ,它不仅应涵盖各民族的文学 ,同时应涵盖各地域的文学。因此 ,对西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不仅对文学研究本身 ,而且对促进西部地区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关系研究:内视、自觉与正义

近些年来,民族关系研究又成为热点,从去政治化的争鸣[1]到新清史的论战,[2]彰显了人群关系中民族关系的特殊性。本文认为,国内有关民族关系的讨论存在几个值得改善的地方:只看别人不看自己,把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其他民族;平面地看问题,不联系历史,不联系背景;不考虑感情,不考虑美德和正义,不考虑尊严;拒绝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因而也就难以对话。因此,把内视、自觉与正义引入民族关系研究刻不容缓。     

寻找满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

17世纪中叶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之际,"满族"就已经成为一个"都市民族"。这种状况延续了三百年,至少到1949年前后,尽管历经沧桑,他们大多并没有回到农村。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时候,这个调查对象不是选在城市,反而是在农村,不是在北京,反而是在东北。而近年满族人口的迅增,则又从另一个角度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当今满族共同体对传统的重构问题。     

珞珈中国哲学传统与《土家族哲学通史》的研究与写作

萧洪恩教授的《土家族哲学通史》自2009年出版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书蓬勃大气地揭示了一个内陆腹地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变迁的灵动历程,向世人生动地展现了土家族特有的世界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倾注了一个土家族学者对于自己民族与民族文化的挚爱之情。这部著作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创新及其多层面的学术意义与理论价值均值得重视与借鉴。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历史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它集中表现为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认同。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历史基础,从外来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等进行分析,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认同中华民族,反对分裂祖国,反对撕裂族群文化。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史、中国史是这种意识的历史基础。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人性意识的民族化表现,是民族意识的成长和升华,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中华民族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了历史上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各种民族主义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紧密相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种意识里,每个民族都是平等的,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都应和其他民族友好相处,团结合作,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