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与发散:成都佛教在民国汉藏交流中的中转效应

民国时期汉藏关系错综复杂,涉及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在不同时期又有着不同的特征。民国成都是军阀割据对抗的中心地带之一,也是汉藏交流的枢纽之一,汉藏佛教交流内容之丰富,僧俗来往之频繁,当时全国其它各省难出其右。本文从历史事件与社会活动中探索民国成都地区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情况,发掘这座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在汉藏交流中展现出的历史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元素的表达:打箭炉商货的类别、技艺与消费

清代打箭炉市场的兴起日益成为连接汉藏物资与文化交流的重镇。在人们经济行为的生产、交换与消费过程中，打箭炉流通的商货有输入型、输出型和汉藏文化元素结合型类别，其产品的类别、技艺与消费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元素与符号。文章从物质的生产技艺与消费方式窥探人们在服饰、日常生活用品、生活习惯与消费观念等方面由物质需求到文化认同再到文化共享，实现了人、物的互动与情感、观念的沟通，是青藏高原的藏族与周边人群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形成的物品共享、观念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特质。这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实践，也是打箭炉区域社会秩序得以有序确立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民国时期的河州牛帮商队

牛帮商队是历史上西北地区以牛为运输工具的集货物运输和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商业运输团队，历史上的河州牛帮商队在民族构成上以回族为主，他们来往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为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浅论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从民国初年开始，内地佛教界为推动僧伽制度的改革，积极开展了汉藏佛教界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不仅缘起于佛教界自身发展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使命，而且与宗教文化所赖以存在和交往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此时，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不仅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而且也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论民族意义上的藏文化

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原汉文化对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藏文化一部分的藏传佛教同样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滋育。从藏传佛教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它对社会稳定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表现在它能为社会的和谐增加和谐,为社会的紧张增加紧张。今天研究藏文化,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历史融合过程中的藏汉民族在宗教和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藏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心理认同的理解,有助于加深藏民族的心理认同与国家认同,这对抵制和反对民族分裂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化认同: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

文化认同是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下推进文化认同,有利于增强港澳台学生的民族认同.推进文化认同,需要分析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理解国家意识、历史底蕴和兼容风格对于增强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通过开展历史文化教育、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等途径增强港澳台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以文化认同助力推动中华民族大一统进程.     

论中唐时期文化特质的转移

安史之乱,不仅是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枢纽,同时也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盛衰转变的一大关键。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因此,中唐文化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产生新的特点。本文拟通过中唐时期社会心理因素的变化与宗教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对中唐时期文化特质的转移这一文化史现象,作尝试性的论述与概括。     

汉藏关系史的重要一页——唐蕃使臣往还述要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国内民族关系的发展和统一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具体条件的不同,其关系的内容和形式,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唐朝和吐蕃时期,以使臣往还为表现形式的汉藏两族团结友好关系的发展,就是这种特点的一个具体内容。它为藏族人民与祖国各族人民,首先是与汉族人民的兄弟联合和共同缔造祖国大家庭奠定了基础,在汉藏关系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解放后,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内各民族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逐步形成。但是,多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民族反动残余势力的蛊惑宣传,人们对于汉藏兄弟关系的发展过程和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必然性并不全然了解。因此,研究阐述这一历史过程的各个侧面,分析揭示通过使臣往还所表现的汉藏关系的内容特点,对于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统一,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青海东部地区藏汉关系史述略

一部青海地方史,就是青海世居的几个民族关系史。其中汉藏两个兄弟民族至少大约一千多年以来即长期杂居于青海东部地区,结下了深厚情谊,形成了不解之缘。笔者以为这与形成汉藏民族关系的广泛的社会基础是密切相关的。追古抚今,我们总结这一地区历史上的汉藏关系这支民族团结凯歌的主旋律,将有助于展望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远大前景。     

天府文化与成都超大型城市治理

文化治理是超大型城市治理的核心和有效手段。成都从西汉开始就是中国古代的"超大型"城市,本文通过把脉成都城市文化肌理,结合成都历史上作为超大型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上的文化治理经验,论析天府文化在成都超大型城市治理中体现的以"创新创造"为城市文化内核、以"优雅时尚"为城市文化认同、以"乐观包容"为城市文化表达、以"友善公益"为城市文化传承的文化逻辑,从而为超大型城市治理提供借鉴。     

论辽金文学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质

辽金文学以豪放慷慨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质为其灵魂,以北方民族特有的浑朴遒劲、雄健磊落为其生命张力。他们那种刚健质朴的文化心理和勇悍尚武的民族精神,根植于我国北方的雄川大漠之中,具有原生态的生命强力以及独特的文化内蕴。本文拟从地域文化的因素、北方民族粗犷强悍的民族性格以及审美范畴等方面去探寻辽金文学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质。     

成都"天府论"考

成都自古即有"天府"和"天府之国"之称,其最初得名略晚于关中,以后取代关中,这已成千古定论.根据苏秦、张良、诸葛亮之定义,所谓"天府"和"天府之国",必须具有"四塞之国"、 "沃野千里"、 "天子之都"三个标准.后来太原、北京、沈阳、江淮以南、闽中等地先后有"天府"之称,但均因缺乏其中一条或多条标准而够不上"天府"和"天府之国"之称谓,也自然为历史所淘汰.目前在成都未丧失上述条件前,来开展评选"新天府"活动则毫无意义.     

论贯云石对汉文化传统的接受

接受与融合是民族融合时期文坛的主题之一。贯云石就是一位在散曲创作上享有很高声誉的维吾尔族作家。他的散曲以俊逸质朴、豪迈爽健的风格在散曲作家中独具特色;他的思想修养、人生经历与创作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接受汉文化传统的熏陶与浸润,并与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加以融会,从而真实地反映了民族融合时期汉文化对他族文化的亲和力。这对我们准确理解元代文学多元繁复的色彩具有重要意义。     

僧肇和宗喀巴佛教思想比较——兼论汉藏二地般若性空思想的异同

文章在对僧肇和宗喀巴大师的中观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剖析了二者的差异,揭示了汉藏二地佛教思想的特质,从而对当代如何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成都贤母大爱元素的垂范形式与价值

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天府成都自古以来非常重视母教,而且拥有丰富的母教文化资源。这些贤母懿行所呈现的无私的爱与善的文化元素,以其尊礼至孝、和睦宗亲、琴瑟和鸣、均一等爱、友善邻里、博爱善良等丰富的实践与垂范形式,早已成为天府成都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发展不可小觑的力量。     

百年来汉藏关系史研究及相关问题

汉藏关系或藏汉关系,于唐代而言亦称唐蕃关系,这与之后内地与西藏地方关系或者说藏区与中原各民族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这里所谓汉藏关系或藏汉关系并不是狭义的汉族与藏族的关系,而是广义的表达,指以藏族为主体的藏文化民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多元文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诸方面的关系史。在藏学领域甚至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汉藏关系史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边疆史地研究永久不衰的话题。文章在阅读相关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1911-2010年百年来的汉藏关系史研究主要成果作一系统介绍和总结。谨供学界同行参考,不揣冒昧之处还望学界同行批评指正。     

《汉藏语同源研究》简介

吴安其先生的新著《汉藏语同源研究》新近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 8章 ,50余万字。近年来 ,在语言系属分类上 ,汉藏语系部分语言的归属问题仍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和难点。研究汉藏语言系属关系的传统理论方法正受到挑战。吴先生的这部新著试图从较新的角度研究汉藏语言的系属和分类问题。全书围绕着方言和谱系树、汉藏文化的历史背景、汉藏诸语的文化源头和支系、古音构拟以及汉藏诸语的同源关系展开论述。本书借用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新成果 ,论述了操汉藏语民族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 ,界定了汉藏语的谱系关系 ;运用丰富的语料从汉藏诸…     

论仪俗与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审美特质

民族文学有其独特的审美特质,这一点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然而,独特的审美特质何以形成、何以体现等问题却较少得到系统的研究。由于仪俗不但是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主要载体,也是民族文学中无法回避的书写逻辑,因此,以仪俗为切入口,探讨仪俗与少数民族小说审美特质的形成之关系当是一个较为合理的研究路径。研究发现:通过仪俗书写,少数民族小说在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生态空间、无意识空间以及空间结构等方面,形成了其复合而独特的空间美学特质。     

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和平协商土地改革

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 云南是多种经济文化叠合的边缘地带,又是外来民族与土著民族的交汇点。民族种属众多和自然生态环境复杂,不仅是云南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也是同一民族由于分布地区和生产力水平差异而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原因。云南西北接青藏高原,从新石器时期到战国初年,氐羌族群经过四川沿横断山脉河谷南下;滇南连接东南沿海和中印半岛,濮越族群溯澜沧江、红河、西江流域北上。战国以后,汉族(华夏)自东而来;隋唐时藏族自北南下;元朝明清时期,回、苗、瑶等族陆续西迁。进     

自我的“他性”——论回族文化的兼容性

任何一个族群的文化都不是纯而又纯的,其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其他民族文化特质和成分。回族文化的兼容性就体现了这一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