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王氏研究《尚书》的成就与方法

高邮王氏的家学,以《尚书》研究为其发端。考证《尚书》文字,不是拿不同版本来互校,而是以小学为依据,判以义理之是非。解读《尚书》经义,没有采用传统的注疏或章句的方式,申述成说,而是针对前人的误释,另立新说。研究《尚书》虚词,除了分析句式,以例求义而外,因声求义之法随处可见。王氏能够超越前人,原因无他,在于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清华简《尹诰》与《咸有一德》相关文献梳理及其关系考论

清华简《尹诰》篇公布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热烈讨论,但许多问题仍有待研究,如关于其篇名命名问题,其与《尚书·咸有一德》篇之关系问题,其能否证明今本《尚书·咸有一德》篇之伪,等等。利用二重证据法,系统梳理《尹诰》《咸有一德》相关的文献记载,并对上述问题进行考论,通过比对、分析,认为《尹诰》篇与真古文《咸有一德》、今本《尚书·咸有一德》皆无关系,是独立成篇,名之为《尹诰》没有问题,其不能为证明今本《咸有一德》之伪提供有力证据。     

近二十年来《尚书》研究综述

在经过50—70年代沉寂之后,《尚书》研究在80年代开始逐渐升温,并逐渐进入高潮。近20年来《尚书》研究的综合性著作和《尚书》译注的大量出现,学者对《尚书》具体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广泛。特别是近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尚书》研究更加深入。本文就近20年来《尚书》研究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综述。     

汉石经《尚书》异文与今本《尚书》校议

汉石经刊刻于熹平四年(175年),虽然残存的字数有限,但仍能大致反映出石经刊立时《尚书》写本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异文,更是对今本《尚书》的理解和校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益稷》“光天之下”句“光”字的含义为“充溢”、“充满”;《禹贡》之“岛夷皮服”当为“鸟夷皮服”;《大诰》之“有指疆土”或为“有诸疆土”.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孔氏家学中的《尚书》学——《两汉〈尚书〉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尚书》展现出其愈久弥新的文化张力,现代人从对《尚书》的现代阐释中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观念和思想,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马士远著《两汉〈尚书〉学研究》从清理基本术语、学术文献等基础上,对西汉《尚书》学研究、东汉《尚书》学研究、《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汉代称说《尚书》学文献辑考等进行了系统阐释:一是厘清学术渊源,坚持“论从史出”原则,做到正本清源;二是把《尚书》学放在更为宏观、开放的视野里审视,站在学术史的高度看待《尚书》学研究,把《尚书》孔氏家学研究推向深入;三是把《尚书》学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考察,全面分析了孔氏《书》教“七观”说思想;四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两汉《尚书》学研究的背景、渊源、著述、成就和问题等,善于结合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深入论析、且叙且考,做到了言必有据、据必足考,在坚实的史论资料基础上展示两汉《尚书》学的整体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     

论蔡沈《书经集传》的训诂学价值

《书经集传》是蔡沈对《尚书》所作的注释。受宋代语言学变革的影响,蔡沈在其师朱熹经典诠 释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吸取汉唐训诂学与宋代义理学之长,继承了朱熹说《书》的基本体例和宗旨,疑古创 新、融会贯通,在训诂实践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是《尚书》古注中影响最大的注本,在《尚书》学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训诂学价值。其训诂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多样,释义方式科学, 择善存异、不主一家,将汉唐训诂之学与宋代义理之学有机结合起来。     

关于《尚书》的几个问题——与刘国忠博士商榷

与刘国忠博士《走近清华简》一书中的观点商榷,提出10个问题,并阐述下列看法:《尚书》中的诰、誓、训、命是事前草拟,届时宣读的原始文献,而谟、典是史官记录,后人美化而形成的历史故事;《尚书》小序非孔子所作,是西汉人张霸伪托孔子而作;西汉《今文尚书》28篇非孔子录百篇尚书残本,其中《禹贡》、《尧典》、《皋陶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历史故事;西汉《古文尚书》16篇,是孔安国所献孔子家藏本;梅赜《尚书》不是西汉《古文尚书》,但两者并非毫无联系,是利用了先秦书籍曾引用的尚书篇名及语句,加以自己的阐发而另作;清华简中的两篇商书,命名为《尹至》,《尹诰》均不妥,应改命《汤尹之誓》和《尹谟》,真正的《尹诰》并不存在;《尹谟》非伊尹亲作,《史记.殷本纪》所记《咸有一德》是伊尹亲作,前者记灭夏前事,后者作于灭夏后,所以《尹谟》不是《咸有一德》;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是魏晋人编写的伊尹训戒太甲的历史故事,《尹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商汤与伊尹筹划反夏的历史故事,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所以文字全然不同;用《伊谟》与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对照,而断其为伪作,方法不可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闪耀着思想智慧,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朱熹不掩其思想智慧,不忍中断中国文脉,所以不完全否定梅赜《尚书》;对于西汉古文尚书16篇而言,梅赜《尚书》是伪作,但它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形成许多格言成语,深刻注塑中国人的观念,是真实存在的书,是价值丰富之书,当代人不可斥其为伪书,应该直称其为梅赜《尚书》。     

剑溪堂刻本《书经》考述

剑溪堂刻本《书经》为近年在徽州地区发现的一种《尚书》新版本。根据其书口、版式、字体、用纸、内封面以及避讳等情况综合判断,该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与北图藏元明间宗文书堂刻本《书集传音释六卷》同出一个版本系统。它的出现对于认识《书经》乃至整个《尚书》的流变史有其重要意义。在蔡沈集传《书经》普遍流行六册、七册线装本的情况下,三册毛装本无疑还具有较强的版本认识价值。     

论三体石经《尚书》异文的类型及价值

今本<尚书>与石经本<尚书>之异文可分为五类,这些异文主要表现为借字与本字、古字与今字的不同,亦存在义近通用、异体换用和文字讹变的现象.这对于我们认识早期<尚书>写本的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异文也是校读今本<尚书>不可多得的材料.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尚书》研究方法革新作为中华礼法研究根基新论——《尚书》学方法更新兼及舜邦礼法架构初探

中华礼法研究对于《尚书》学的依赖迄今未能导出宏观规范说,以致帝舜邦畿政治构造不清,礼法问题的结构价值因而不明。其根源是学界不曾自省《尚书》学方法欠妥。讨论揭示,此等欠缺导致两个链式问题:一是没有夯实虞史传《虞书》的语言可靠性基础,亦即尧舜时代语言哲学基础不明。二是此等欠缺催生宋明清学人的孔传《尚书》怀疑情结。讨论亦揭示,伯夷由于职分特点能够以近乎全知的叙事视角记述尧舜业绩,而其全知叙事视角的基础是舜帝设定的语言哲学,其核心是古文时态观。基于此重大发现,且在兼顾孔子理《书》视角的前提下,舜邦的政治构造得以揭示,从而为中华体系礼法研究打下了基础。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古文尚书》与《逸周书》源流考--兼与刘起釪先生商榷

《古文尚书》百篇基本未失 ,多保存在后世的不同版本的书中。《逸周书》当属《古文尚书》。     

略论臧荣绪《晋书》的史料价值

臧荣绪《晋书》括两晋历史为一书,材料详实内容丰富,是唐修《晋书》的底本。该书虽已亡佚,但通过对其辑本的分析看,其史料应多来源于萧齐以前的众家晋史和起居注,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既可纠正唐修《晋书》之讹误,又可补充其缺漏,是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荒书》校勘补

费密为蜀地新繁人,其所著《荒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历史上,《荒书》最早的刻本当为怡兰堂丛书本,此刻本是唐鸿学根据新繁严渭春所藏钞本付梓,刻成后又得新繁杨氏之钞本,遂据以雠对,复出校记35条。1985年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太和县御寇始末》一书,又以“外一中”的形式,把费密的《荒书》也一并出版。此书由谢伏琛标点,并作校注。然而此书又出现了不少新的错讹。本校记以经唐鸿学校勘过的怡兰堂丛书本为底本,以《明史》、《平寇志》、《滟囊》、《明史纪事本末》、《圣武记》等有关著作为校本,另行出校35条,而谢伏琛已校者则不在其内。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和当代价值

《尚书》历史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实用理性主义的"王道"史观。发端于《尚书》的实用理性、"民本"、崇尚和平的历史思想是中国历史思想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以《尚书》为原点,中国的史学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史学。《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传统历史思想和整个传统文化两个维度去探讨。《尚书》是中国文化的元典,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原初"密码"和基本价值观念,而历史思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对复兴民族文化、促进国家统一和建设和谐世界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作为中国史书之祖,《尚书》中的历史思想也对于在新形势下融会中西历史思想的精华,铸成更有真理性的历史思想体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小注释后面的大学案──关于“《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诠释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研室编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以《毛诗》的“变雅”概念来解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小雅》怨诽而不乱”,在这条注释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作为刺诗的《关雎》、《鹿鸣》为什么居于正风正雅之首的传统大学案。根据司马迁所习的《鲁诗》,“《小雅》怨诽而不乱”不是指《六月》以后的“变雅”,《小雅》的怨诽基调是由其始篇《鹿鸣》奠定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实际上沿袭了一个传统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