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词风转变"

苏轼继承了范仲淹、欧阳修等士大夫词人的疏隽之风,用"以诗为词"的方法对当时词坛香艳俚俗之风进行反拨.苏轼有意扩大词的题材,弱化词的音乐性,改变词的语言特色,并将诗中才有的小序引入词中.这些在客观上抬尊了词体,打开了宋词创作的新局面,并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南宋与金元词人.     

词心说

＂词心＂虽系晚清词论家提出的一个词学范畴,但却揭示了唐宋以来词人在创作中独有的心理状态：或＂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或出于至情至性,所谓＂不能不尔＂。正是由于这种种＂赋情独深,逐境必寤＂的词心表现,才可能创作出与诗、曲、散文等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具有独特美感的词情词境。     

陈亮词论的内涵及其在龙川词中的反映

与传统＂诗重于词＂的文学观不同,陈亮更加注重词的创作。他推崇＂花间妙语欲无诗＂的理念,执著于词＂立意精稳,造语平熟,始不刺人眼目＂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近拍词的具体填词方式,要求词能够＂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谭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在语言形式和义理贯注方面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深刻体现了其词论＂立意精稳,造语平熟＂的特点。陈亮词论的内在精神与其＂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的理学思想是一致的。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论《史记》中的“烽火爱情”叙事

《史记》不仅尽情鼓荡英雄们的风云之气,还在战争间隙演绎了几出儿女风情的好戏。＂霸王别姬＂是风云气兼儿女情的不朽之笔,它演绎了＂战争与爱情＂.＂英雄与美女＂,＂生存与死亡＂三对文学母题。＂弱女子勇救落难公子的爱情佳话＂,以战争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两情相悦的风情喜剧。对＂红颜祸水＂进行的政治道德上的口诛笔伐,遮蔽了其中存在的＂男女真情＂,其中的普世性的爱情不能一概被抹杀。司马迁以史家笔法书写烽火中的爱情,掀开了战争中最浪漫的感情——爱情的红盖头,开辟了以此揭橥人性的新天地.     

程颐《诗》学中的义理化倾向

宋儒所倡之＂理＂,是指万事万物背后的一切平常之＂理＂,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最高范畴,所指范围要比汉儒之＂理＂广。宋人注重思辨的考索,既以《诗经》上的观点来证其道,又以其道来论《诗》,在《诗》与天道之间再加上一个＂理＂,由此,宋儒的解《诗》也就别有一番天地,实际上是逐渐将《诗》理学化了。     

止斋诗初论

止斋诗在诗思上具有郁勃不平的政治情感取向,但同时又能融苍浑于平实,归怨艾于雅正,体现出情兼怨雅的趋尚。止斋诗在诗艺上颇重用典,有意求雅;颇重炼句,有意求工;颇重炼意,有意求新,体现出淳雅工巧的创作追求。止斋诗具有不可忽视的多重诗学意义。一方面,它折射了永嘉学派的历史演进,其对雅正之思的强化正是陈傅良事功学术旨趣合乎逻辑的诗学呈现,而其与科举密切勾连的诗艺探求则对永嘉之学最终演为辞章之学深有影响;另一方面,止斋诗虽为＂学人之诗＂,但它在诗歌的抒情性与工巧性追求上,又对包括＂永嘉四灵＂乃至江湖诗派在内的＂风人之诗＂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从而真正前驱性地参与了南宋后期唐韵复归和＂宋调＂式微的诗史进程。     

“轴心时代”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虽然在西周时期就已实现＂人文转向＂,但真正揭明＂性与天道＂而确立儒家哲学基础的则是孔子,孔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建立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儒家的＂轴心突破＂即是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这个＂突破＂不是此前的＂人文转向＂,而是从生命精神的根源上建立人文根基的＂哲学突破＂。此＂哲学突破＂在孔子自己称为＂道＂,亦称为＂仁＂,深层内涵为《论语》中的＂性与天道＂问题,其内容包含有形上学本体意义,由此开出了融合生命、家庭、社会和天道的儒家之道。孔子之前的儒家文化特质以＂礼乐＂为核心,孔子之后的儒家文化特质则转为以＂仁义＂为核心。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三）

穆木天1926年以法国文学为参照的文学批评体系是通过《法国文学的特质》建构起来的。针对＂五四＂以来新诗观念上＂诗＂与＂散文＂的混淆,他提出＂纯粹诗歌＂,主张新诗的象征主义发展,追寻＂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与周作人、梁宗岱以及法国诗人瓦雷里的象征主义诗学不同,穆木天的象征主义是通过＂个人生命＂与＂国民生命＂的＂交响＂和＂暗示＂即＂诗性境界＂实现的,他揭示了＂诗＂与＂散文＂在建构基础和方式上的根本不同,为中国新诗的独立发展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东坡词初论

北宋中叶以前的词受晚唐五代词风的影响,虽然亦有清俊之作,却仍以绮婉细丽为宗。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弄笔的士大夫对词的看法与诗不同。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主盟文坛,崇古尊韩,极力反对骈丽轻浮的文风。他主张诗文创作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如他在《赠杜默》诗里所述:“饥荒与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但是对于词,欧阳修却有另外的看法,他在《西湖念语》序言中说到:“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因翻旧曲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可见他倚声填词,是为了流连山水,娱宾遣兴。欧阳修的词虽然不乏情致清秀浑成之作,但囿于诗庄词媚的看法,他的词仍大多是写儿女之情。这说明欧阳修也还不能把诗文革新的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宋的统一,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谓:“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竞赌新声”(《能改斋漫录》),《宋史·乐志》也说:“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受民     

《诗经》的水意象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

《诗经》是中国诗史的重要源头,引发中国诗歌的若干创作母题。其中,江水母题即是重要一例。《诗经》的江水意象,其情之抒发,其情之种种,均奠定了中国诗史的重要传统。然而,《诗经》独特之＂用＂,使之超越＂诗＂的本身,以之可以窥见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若干内涵,此又集中反映于中国的传统人生论、中国古代道德文化。     

袁枚诗歌真情论

清初诗坛,袁枚提出＂性灵说＂主张,其内涵之一就是倡导真情,具体表现为：＂提笔先须问性情＂、＂诗写性情,唯吾所适＂、＂‘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袁枚重＂情＂,目的是冲破儒家传统诗教的藩篱,以灵心妙口直接表现普通人的真情真性;袁枚诗歌真情论对清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李清照《词论》批评晏、欧、苏三家的理解

本文分析了晏殊、欧阳修、苏轼三人有程度不等的“以诗为词”现象,论证李清照《词论》中“皆句读不葺之诗耳”是对晏、欧、苏三人的批评。从而否定有的研究者认为清照此语仅是对苏轼一人的批评的结论。     

归有光的文学思想与欧阳修经学的关系

归有光的文学和经学思想都从欧阳修的经学中吸取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归有光文学理论的主干是文章自得、诗者出于情等命题,强调文学个性、尤其是内容的独特,主张文学表现亲情和仁民爱物之情,推崇文学的内容充实和真诚自然;其经学思想的核心是以自得之见求圣人之心,提倡独立见解、重视以普遍人情为本的仁政。归氏的上述思想都渊源于欧阳修本于人情、六经非一世之书的经学和文学主张;归氏还对欧阳修的思想加以发展,在爱亲之心一端突破了礼教的限制而纯任自然人性,并强调爱亲之心与仁政的内在联系。归氏的经学和文学思想堪称明清之际文学理论革新和清中叶儒学改革的先导。     

好篱并非出好邻——罗伯特·弗罗斯特《补墙》中的解构主义思想

解构主义是一种反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具有颠覆性的批评理论。它打破前人在我们脑海中印上的固有的思想观念。《补墙》看似是＂补＂实则是＂拆＂,诗中＂篱笆牢实邻居情久长＂的传统观念,不符合现代的要求。诗人弗罗斯特借助诗中的＂我＂表达对墙不满,对传统的反叛,诗人在词句、事实和思想上表达了其解构主义思想。     

从历代词选看欧阳修词的经典化过程

文章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欧阳修词在历代选本中的收录情况予以统计、分析、考察和梳理.统计结果显示,欧阳修词在以词选为载体的传播链上,其接受过程呈现出传播的及时性、选录的混杂性、风格的失衡性、发展的螺旋性等特点.总的来说,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是影响欧阳修词传播与接受的大背景.此外,词学观念的发展与演变,第一读者的推崇与理解以及传播接受过程中不同主体、环境、目的等诸多因素都在一代又一代接受之链上影响着欧词地位的沉浮,它们对于欧阳修词的传播与接受呈现出历史的动态平衡性,在推动欧阳修词走向大众的同时,也客观地区别了欧词中最脍炙人口的佳作和名篇.     

李煜词的美及美感

词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五代词尤为特殊。李煜词句句真、字字情,凄清、婉转、感人,具有真实美、自然美和意境美的特韵,是古代文学中一颗瑰丽的明珠,具有极高的赏析价值。文学是一种＂情学＂,五代词在＂意境＂的舒展后,＂缘情＂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给人以审美的愉悦。     

老子生命四重存在理论探微

人之＂自在＂、＂自为＂、＂自持＂和＂自然＂构成了老子对生命存在形式的反思。其中,人之＂自在＂最重要的特征是＂与万物并作＂,是一种生命体的存在;人之＂自为＂因充满私欲而表现出＂甚＂、＂奢＂和＂泰;＂人之＂自持＂趋于＂道＂,其典型就是圣人;最后,人之＂自然＂合于＂道＂,其主要特征是＂朴＂。这四种生命存在形式构成了老子生命四重存在理论。     

北宋词人诗词一体观成因脞论

北宋词人"以诗为词"创作观念之形成,与作家政治沉浮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政治险患中泄情之需,使其不自觉放弃"词为艳科"观念而走上"以诗为词"的抒情道路,另一方面,党争政治背景下,作诗实际存在的风险,也使他们自觉改变传统观念而"以诗为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