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解说词创作理念探析——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

解说词作为纪录片创作中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其创作理念与风格也在发生变化。影视是声画结合的艺术,观众对纪录片解说词的理解与感受虽是诉诸于人类的听觉,但解说词的本质仍属于文字。因此,必须在纪录片制作的大背景下,思考解说词的创作。传播学理论中的"5W模式"为我们分析解说词的创作理念提供了理论框架。为此采用案例分析法,以《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为例,对纪录片解说词的创作理念进行多视角的分析与总结。认为纪录片解说词的创作要以影视创作的思维方式进行,不仅需要对纪录片的受众定位与传播内容进行研究,还要具有一定的拍摄与剪辑意识。     

纪录片的故事化趋势

近年的纪录片创作表现出故事化趋势.纪录片故事化有其诸多原因并有助于加强传播效果.纪录片的故事化技巧包括细节、长镜头、组织拍摄、真实再现等方式.但纪录片的故事化不能构成对纪录片真实价值的扭曲.     

大运河文化的影像构建与叙事策略研究 ——以申遗纪录片《中国大运河》为例

影像是信息时代文化传播、表现和建构的重要媒介与形式,作为配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而创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大运河》,正是以影像的方式完成了对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全面展示、形象构建与视觉传播。文章主要研究该片对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影像构建与叙事策略,寻求大运河主题影像创作与运河文化建构的有效路径,以期对今后的相关纪录片创作有所裨益。     

理念与方法殊途同归的维尔托夫和里芬斯塔尔

纪录片观念与拍摄方法之间的积极互动以及与作品形态之间的密切相关,不仅从纪录片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如此,而且在观察维尔托夫、里芬斯塔尔这样风格特点非常鲜明的纪录片大师的创作过程中,也可以获得同样有力的例证,尽管他们的创作发展轨迹及作品呈现形态具有诸多的不同。     

国家形象传播视角下的外宣纪录片翻译浅析——以2011年CCTV-4《走遍中国》2、3、4月为例

本文将传播理论与外宣纪录片翻译相结合,选取CCTV-4《走遍中国》2011年2、3、4月6档节目为研究语料,从词汇和语篇两个层面探讨外宣纪录片的翻译技巧,及如何通过翻译成功传播国家形象,以期对外宣纪录片翻译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提供一定指导。     

从张以庆作品看纪录片中编导意识的渗透

本文以湖北电视台纪录片编导张以庆创作的一系列纪录片作品为例,从纪录片创作的三个过程来探讨编导意识在纪录片创作中的渗透问题。在前期准备阶段,题材的选择和开掘是编导主观评判、取舍、参与的结果;在实地拍摄阶段,拍摄角度的选择和细节的抓取有赖于编导的主观能动性;到了后期剪辑阶段,编导的艺术水准决定着纪录片的内涵和价值。     

从技术到观念:网络环境下的纪录片创作流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带来的不仅是媒介技术的进步,也推动了媒介内容与形式全方位的变化,为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各种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与想象空间。由于互联网的深度介入和参与,基于网络传播环境之下的纪录片创作,与传统创作形式相比,正在发生从创作理念、创作形态到运作方式的全方位变革。个性化的创作理念与多元共生的创作形态成为网络纪录片的鲜明特征。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谈民族纪录片创作——以纪录片《传承之路》为例

通过拍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纪录片《传承之路》的亲身经历,深入分析研究了民族纪录片的创作。从题材的选择、镜头语言的调度、纪录片的采访运用、故事性与真实性的分析和解说词的运用等五个方面,分析在拍摄有关民族题材方面纪录片时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影响比较:“格里尔逊式”与主题先行

在1990年代以前,“格里尔逊式“被建构成政论片和专题片创作的理论基石;之后,随着客观纪实浪潮的兴起,“格里尔逊式“被理解成一个颇具贬义色彩的概念。时至今日,日益边缘化的中国纪录片创作呼唤选题视点向社会主流生活的复归。格里尔逊拍摄“发生在家门口的戏剧“的主张,对中国纪录片创作的现实意义日益凸显。     

“俺爹俺娘”纪录片形式的传播与叙事

以"俺爹俺娘"命名的传播形式有四种———摄影展、纪录片、图书、电视剧,这些创作都植根于生活,传达亲情,感人至深。其中纪录片形式有浙江卫视版和焦波个人版两个版本,对其叙事艺术进行解读和分析。两个版本:一为感念其中亲情,体悟生活沧桑;一为借鉴两个版本的纪录片的创作手法。     

中国人文地理类电视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及艺术表现手法的变革——基于《话说长江》与《远方的家》的对比

不同时期社会思潮的变化会带来纪录片的不断创新,以这一社会规律为出发点,引出对中国30年来人文地理类电视纪录片发展历程的概述;以《话说长江》和《远方的家》两部纪录片为例,并将二者放在时代变迁下多元文化背景和生态文明语境中,结合纪录片中的具体内容,对中国人文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变化加以分析;结合视听语言、叙事策略等理论,对比两部纪录片中具体的创作手法,剖析30年来中国人文地理类纪录片艺术表现手法的变化;创新之处在于对两部纪录片的同地比较研究,对中国未来纪录片发展创作有一定启示。     

中国农业大学纪录片创作与研究中心成立

中国农业大学纪录片创作与研究中心(CAUCDS)2014年10月19日正式成立。‘‘中心"归属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它的建立,将为中国农业大学"乡土中国"影像创作和乡村传播研究开启一个展示、创作、研究和交流的新平台。"中心"创立伊始,即已群贤毕至,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庄孔韶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1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教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副会长冷冶夫教授等9人受聘担任"中心’’顾问。同时,"中心"已与美国杜克大学纪录片中心等国际知名机构建立并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2014年11月,"中心"与《数码影像时代》杂志社联合启动"影像成长扶植计划",     

DV摄像机与电视记录片创作

纪录片是一种被普遍公认的影视艺术形式,成为了每一个有志于影像创作爱好者谋求进步的桥梁与阶梯,而DV摄像机的问世则为这个沉闷保守的影像世界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它可以被看做是拍摄故事短片的技术与思想准备,同时又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DV的出现激发了人们多层次的创作空间,纪录片的创作在新技术层面的推动下有了更新的发展。     

纪录片中的河南形象塑造研究

通过对1958—2013年以＂河南＂＂河南人＂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进行分类汇总,可以看出：河南以其厚重的文化和与时俱进的风貌受到了各级纪录片制作单位或个人的青睐,但外媒拍摄的有关河南的纪录片,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黄河、少林寺等主题展开的,河南省在对外形象宣传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以＂河南＂＂河南人＂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在选材技巧方面,既有对河南的历史文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全景扫描,也有对河南人包括生活在外地的河南人日常生活的关注,特别是现实纪录片充分发挥了其纪实的特点,聚焦于河南草根人物;在叙事层面,讲述者通过对客观现象的真实记录,使拍摄影像远离创作者而独立存在,再凭借优良、自然、客观带有戏剧化因素的镜头,通过对具有悬念性质但是又在情理之中的素材剪辑,运用较为对立的人物情节组合故事,重复强化叙事效果;在美学理念方面,通过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表现,展示了中原文化惯有的乐观色彩,但其乐观深处还蕴藏着一种沉重的哀愁。通过纪录片介绍、宣传河南,要改变单向度、以自我为中心而忽视受众进行对外宣传的传统外宣模式,拓宽选题视野,充分挖掘和利用河南文化符号,使河南形象与河南悠久的文化底蕴和省情相吻合;同时开设纪录片频道,完备纪录片市场化运作,扩大社会影响力。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艺术路径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走向世界,可以借助传统表演艺术、艺术设计及影视艺术等艺术路径实现对外传播。音乐、舞蹈、戏曲等表演艺术的创作从传统造型艺术中汲取灵感,生成新的作品,面向海外传播同时,必定带动其中传统造型艺术信息的跨文化传播。现代艺术设计中的传统造型艺术元素,也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向域外推广的重要艺术路径。文化遗产纪录片、古装影视剧和动画艺术片等影视艺术包含丰富的优秀的传统造型艺术元素,是易为海外观众所接受的传播路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扩大海外影响力可以考虑更多地利用艺术的传播路径。     

从“作家电影”到“作家纪录片”——论纪录片《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风格

近年来,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大胆借鉴国外纪录片创作的思维和方法,创作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曾获中国纪协"年度节目创意"和"最佳纪录片"两项大奖的17集纪录片《一个人与一座城市》,在创意、叙事风格和摄影剪辑风格三方面具有区别于传统纪录片的个人彩色,表现了纪录片可能给人们带来的智性启示。     

自娱自乐的中国纪录片

电影《三峡好人》片尾的致谢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叫做李一凡,他与《三峡好人》的副导演鄢雨2002年拍摄的反映三峡地区拆迁现状的 DV 纪录片《淹没》,是贾樟柯眼中"近年来最好的纪录片",也是让贾樟柯创作《三峡好人》的灵感之一。虽然这部纪录片从未在中国公开放映,但却在2005年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最高奖沃尔夫冈·斯陶特奖,这也是该片拿下的第8个国际奖项。     

人物纪录片的叙事特征与叙事结构模式透析

本文从人物类纪录片创作的性状分析入手,以人物纪录片的叙事结构模式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论证大量优秀样片,对三种人物类纪录片的叙事特征及其对叙事结构的不同需求进行全方位的剖析和解读,对人物类纪录片在实际创作中,如何有针对性地完成叙事结构构架进行了分析与总结,为人物类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价值。     

《三国演义》中“道”的名义考究与文化迁移

“道”是中国文化重要概念之一。在文学作品的境外传播中,译者是否能准确理解“道”的语内含义,处理好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迁移,对考察中国文化的境外传播十分重要。以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中对“道”的处理为例,译者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道”的价值守恒,但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不相同,在文化迁移过程中“道”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价值疏离,打上了基督文化的烙印。     

从文化人类学看边缘纪录片的价值

纵观纪录片的创作 ,从题材上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 :新闻纪录片、历史纪录片、科学文化纪录片和人类学纪录片。近些年来我国创作的有影响的纪录片大多属于人类学的范畴 ,被记录对象在地域上很多是边缘性的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它的价值所在。排除政治上的功利 ,用一种全景式的视角 ,比较和相对的创作思想 ,去客观、冷静地对边缘的人与事作记录 ,是这类题材的创作观。边缘纪录片也不应只是人们的猎奇和满足人们的窥视欲 ,而应成为一种体现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的载体和媒介。只有抱着对人类文化作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创作 ,这样的纪录片才真正属于全人类 ,中国的纪录片才能真正走向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