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仁以知天:牟宗三新儒学审美的道德进路

牟宗三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真善美的分别说与合一说"。他认为"分别说"的美,是人的"妙慧静观中直感于气化光彩的自在闲适的愉悦",虽能使人自在洒脱,但因"无道德之提起",终非本真之美,它很容易使人耽溺消极,有极大弊害。他强调道德主体的根源性和基础性,认为道德主体就是人的审美主体,只有挺立起人的道德生命主体,"践仁以知天",才会达至"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进入真善美"合一"状态的美,这才是最为本真的美和最高的审美境界。从美的"分别说"到"合一说",牟宗三揭示了一种极具儒学色彩的个人审美的道德进路。     

牟宗三“智的直觉”思想所圆成之境

牟宗三"智的直觉"概念是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但却做了相应的改造。"智的直觉"在康德处是一个消极意义的概念,因其不承认人可以拥有智的直觉;而在牟宗三哲学中则具有积极意义,他正是以人可拥有"智的直觉"为出发点来建构其整个道德形上学体系。康德是在西方传统认识论的意义上考察"智的直觉",而牟宗三则是在中国传统境界论意义上探讨"智的直觉"。牟宗三所言的智的直觉的呈现,不是指人通过自身的认识能力认知超越的本体,而是指人可通过实践的工夫达至超越的境界。此境界也不单单是指道德境界,而是包含了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宗教境界的圆融之境。     

审美判断与合目的性之关系——论牟宗三关于康德美学思想之商榷

康德通过审美判断设置世界的合目的性,牟宗三先生认为此二者没有关系.本文认为康德这一步工作可参照儒家尽心工夫见良知本体之说,二者实为内在心性自觉觉它而归为本体自身.其中关键问题在是否从本体上承认个体心性之情的呈现作用,即世界的体用不二性质,以此消解康德由于感性直观形式的有限性分离的审美判断与自然的舍目的性设置,将主体的审美判断与客体的规定打并为一在世的存在,使我们切近即真即善即美的本体世界,从而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出路在本民族传统智慧的言说中寻找深刻而坚实的在世基础.     

论康德审美第三契机理论中的形式美

康德审美判断第三契机中把＂美是无目的合目的性形式＂作为形式美的核心观点,从而把审美形式与以质料为目的的快适和以概念为目的的完善性区别开来。最后将无目的合目的性形式美与人紧密相连。康德的形式美论与传统形式美不同,对形式与内容、物与人等关系作了比较辩证的阐明,给美学注入了一种人性美的色彩。     

牟宗三的善美学与康德的审美共通感

牟宗三善美学的突出标志,便是否定康德的审美共通感.因而,这种善美学并不足以批判康德美学的形式化和空虚化,反而在真善美的"合一说"中极成了一种智的直觉的形式主义,让美与政治、经济、伦理等社会生活的实际内容完全融离.这样,这种善美学也就成为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的路标,为我们标明:牟宗三式的"内圣"不但不足以开出"新外王",反而可能造就一种反政治的政治哲学.     

牟宗三与康德哲学

牟宗三哲学是当代新儒学的理论颠峰,他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自我评述为"古今无两".牟宗三的理论创获与康德哲学的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康德哲学的自身问题为"物自身"的两重涵义:知识论涵义与价值论涵义,前一层康德有积极的说明,后一层则在康德哲学中隐而未显.牟宗三以中国传统心性之学为资源.创造性地转化了"物自身"的价值论涵义,从而建构了"两层存有论"的"道德形上学".对此新儒家阵营有着不同的看法,而牟宗三汇通康德的努力本身为中西方哲学的"思想对话"提供了绝佳范例.     

道家象征诗论考辨

庄子"象罔"说贯穿着"虚实相生"的思想,精确地表明了中国象征诗论是一个通过提炼精当的"言",创造生动的"象",暗示深微的"意",从而构成的"言"、"象"、"意"隐秀相成、虚实相生的象征系统。它与"易象"说、"比德"说在旨趣和价值方面各有特色,对中国象征艺术超越简单的类比,向意象妙合无垠的方向发展有启迪作用。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四)——关于自我及"心"

本文为作者对牟宗三的康德研究进行清理并指出其误读的系列文章之四,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个是牟宗三对康德“自我意识”或“心”的概念的误读,指出牟宗三出于中国哲学无视个人反思能力和独立人格的立场,否认康德经验自我意识的实在性,抽掉了康德先验自我的主体能动作用而归结为仅仅是价值实体;其二是牟宗三所设计的良知的“自我坎陷”并不具有康德和黑格尔的自我限制和自我否定的意义,而只是在既定前提之下的权宜之计,无法开出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且与中国古代儒家中开出法家的“儒表法里”划不清界限;其三是牟宗三把康德的自由和自律理解为实体性的东西,并试图用中国哲学的自然天理和道德情感来取代其地位,完全撇开了康德的先验主义和批判理性的基本立场,漏掉了西方理性精神的自我超越的自由意志这一精髓。误读的根本症结在于固守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的非理性和独断立场,而对异质文化缺乏同情的理解,值得中国学者深刻反思。     

哲学可学吗?——康德和牟宗三论哲学原型及其意义

通过对康德和牟宗三在哲学可学与否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思考方式与解答途径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特性和欲达至的目的,即可明白为什么牟宗三把康德哲学作为中西哲学会通之桥梁,且康德哲学必须被超越的原因。     

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也谈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革新

马克思审美理论的主要来源是德国古典美学,其中康德和席勒最为重要.关于美,康德提出了"美的理想"说,认为理想的美是合主观规律(审美的规范观念)与合他律目的(理性观念即道德)的统一;席勒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美是"技巧中的自然",即美的对象是合客观规律(技巧或技艺性)与合自律目的(自然或称本性)的统一.二者的观点都良莠互现,马克思汲取了前二者理论的有价值部分,认为美是合种的尺度(客观规律)与合内在的尺度(自律与他律目的)的统一.这样,马克思就科学地解决了德国古典美学所遗留下来的"审美与自由"之历史谜题.     

开辟牟宗三哲学研究的新视域与新境界——评张晚林教授新作《“道德的形上学”的开显历程》

正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牟宗三被视为港台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与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巅峰。自上世纪90年代起,国内学界虽已开始关注和研究牟宗三学术思想,但从总体上看,相关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截至目前,国内对牟宗三哲学的研究较为集中于道德的形而上学,而且是从康德哲学的角度入手,着力探究牟宗三哲学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关联。应该说,这样研究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虽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亦有其不足与限制。众所周知,牟宗三是以一人之力完成康德的三大批判译注而闻名于世;而且,他     

美学重建与“感性学”“审美学”反思

在当今的美学重建中出现了一种超越康德的"审美学"回到鲍姆嘉滕的"感性学"的倾向。但对于一种更具有整合性、普遍性的新时代中国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来说,无论是康德意义上的"审美学",还是鲍姆嘉滕意义上的"感性学"都是需要反思的。鲍姆嘉滕"感性学"的主体性原则导致对自然审美的忽视;"感性学"的感性认识能力对身体及"非完善感性认识"的排除,又使其无法很好地解释身体审美和当代艺术审美活动;"感性学"作为主要依据诗歌艺术建立起来的"自由艺术审美模式"也限制了它对自然审美活动的解释力。对感性学、审美学反思的目的,不是要完全离开"感性学",而是为了促进一种新时代的更具整合性、能更好地解释当下所有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的"新审美学"的重塑。     

简述崇高理论的演进

从美的价值、美的特征、理论家心中的美、传统美的理论、当代美学的审美价值和审美对象等角度对崇高理论的起源和理解都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崇高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古典阶段,古罗马美学家朗吉弩斯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他认为崇高的根本特征是灵魂的"自我超越";第二是现代阶段,以艾迪生、博克和康德的理论最为著名.艾迪生的观点同朗吉弩斯一样.博克认为崇高就是被视觉认为恐惧的东西.康德则发展了合理的崇高理论,使"崇高"代替"优美"成为18、19世纪西方美学的主潮;第三是后现代阶段,以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的论述最为著名.     

王国维“古雅”说的美学解读

"古雅"说是王国维融合中西有关理论提炼的一个新的中国特色的美学范畴.王国维从审美形武上界定了古雅主要属于艺术形式美,而不存在于自然.古雅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学的实际,创造出来的一种可学可教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美的共性.古雅,作为中国现代文论新话语,是对康德命题"审美判断"和"天才"说的一种修正.     

牟宗三先生对康德“先验的观念论”与“经验的实在论”之辨析——兼论邓晓芒教授对牟宗三先生的误读

"先验的观念论"与"经验的实在论"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一对极其重要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对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整体把握。牟宗三先生通过对康德这两个观念的辨析指出,康德的正面主张乃在于"经验的实在论",而非"先验的观念论",并指出"先验的"一词涵有双重意蕴。然而,邓晓芒教授在《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一)——关于"先验的"》一文中对牟宗三的解读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通览全文,我们发现邓教授对牟宗三的批评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与曲解,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与辩解,并就教于邓教授与诸位方家。     

美学中的“入出说”:哲学的阐释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并不缺少美学研究,"入出说"是中国传统美学研究中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以往的研究多从审美态度与审美体验的关系方面来考察"入出说",而忽略或回避了其哲学基础,换言之,对于"入出说"只是从工具理性而非哲学的角度来加以理解。本文尝试探讨"入出说"的哲学基础,旨在说明,美学与哲学是从不同的视阈启示着生命的真相与意义。     

牟宗三对康德物自身概念的分析和转换

牟宗三对康德思想分析转换之一,是将康德哲学里只是消极意味的物自身概念转换成一个积极的、价值意味的概念,并通过智的直觉可以被给予.牟宗三认为康德对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是超越的区分,但康德只把这一区分若隐若显地预设在那里,所以康德只集成了物自身的消极意义而未集成其积极意义.牟宗三由此依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资源将康德的物自身概念从一个具有事实意味的概念转换成一个具有价值意味的概念.     

牟宗三幸福观探略——基于《圆善论》的考察

为了说明幸福是如何产生的,德福一致是怎样证成的,康德提出圆善问题.然而,牟宗三认为康德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其《圆善论》旨在化解圆善难题,进而阐扬自己的幸福学说.总的看来,牟宗三对幸福产生之源、内在动因、实践途径和表现方式提出了独具慧识的见解,对于改善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大有裨益.     

"一心开二门"与"一心开多门":从康德、牟宗三到傅伟勋

傅伟勋的哲学是从对康德问题的追索开始的 ,而联系康德哲学与傅伟勋哲学的枢纽则是牟宗三。牟宗三将康德哲学的核心观念理解为“一心开二门” ,但他不满意康德解决问题的思路 ,认为在康德哲学中缺乏“真常心”的观念 ,从而无法解决人如何会有道德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傅伟勋肯定牟宗三用“一心开二门”来理解与笼罩康德的慧识 ,但他又认为“一心开二门”的视野过于狭窄 ,因此提出“一心开多门”。“一心开多门”肯定世俗真理之多元 ,可以对治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之偏颇及其独断论 ;但其逻辑结论 ,却有最终瓦解与颠复康德哲学的形上性的可能。因此 ,康德问题的最终解决 ,无须遵循“一心开多门”的实证主义路径 ,而仍须从生命本体出发 ,这就是傅伟勋提出的将生命“从十字上打开”的方式。     

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

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的关系如同一枚铜板具有不可分割的两面,其中一面是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天才理论,另一面是以南宋典雅词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词学中尚雅的审美传统,离开了其中任何一面,都不会有"古雅说"的提出.从理论渊源上看,王国维的"古雅说"植根于以康德美学为代表的西方天才理论,但王国维建构"古雅说"的目的,是企图对中国古代词学的雅化传统进行颠覆和重估,因此尽管中西两种诗学都参与了"古雅说"的建构,但前者是以"理论",后者是以"材料"的身份介入其中,二者并不是一种平等参与的对话关系.正是由于王国维对西方天才理论的所谓"普遍真理性"缺乏必要的反省,导致他在跨文化阐释中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