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衍变——《史微》与《文史通义》之比较研究

在清末民初学术界,张尔田以推崇和发扬章学诚学说而著名,所著《史微》以章学诚《文史通义》"六经皆史说"为基础"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古代学术思想的通论性著作。《史微》与《文史通义》在治学方法、思想倾向等方面既有一致之处,亦有显著不同。通过对其异同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了解章学诚学说在后世的流衍及其对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影响。     

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近代中国学术变迁大势略论——《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序

"中国"从来主要不是地理的区划,而是以追求"王道"为内涵的政治、文化存在。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压力,中国学术在近代历经裂变。首先,经学、史学之更替。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学界的沉浮,康有为、章太炎之间的今古文之争及其在后世的演化,钱穆"就于史学立场"结束经学争议的努力,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分解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经学史学化"的趋势。其次,子学之凌驾经学。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严重效应是,子书不但成为"哲学史"、"思想史"的优先素材,还产生了顾颉刚所谓"经竟变成了子的附庸"的趋势。再次,"汉宋之争"之折变。以关于戴震研究的公案为例,在梁启超、胡适那里,"汉学"主要是"科学"的类比物,或者是"学术独立"的精神渊源,钱穆则将"宋学"拓展为一种涵盖了经、史、文学在内的包罗万象的学术类型。最后,"国史"创制之新局。钱穆的《国史大纲》代表了着眼于国史长程,反对"文化自谴",弘扬民族精神的坚贞努力。中国文化时值转运之机,复兴之前途是可以期望的。     

孟森先生与《广西边事旁记》

《广西边事旁记》是近现代史学大师孟森的第一部史学著作。该著的写作背景、体例与内容,所反映的治史方法与历史观,以及清末广西的边疆情势及"新政"之推行,皆可为今人了解孟森的学术生平及研究清末广西边疆问题提供新的视野。     

文廷式与近代萍乡煤炭资源的开发

文廷式是清末四大词人之一,被誉为"有清元儒"、"东洲先觉"。然而,文廷式在兴办实业方面的贡献,学界却鲜有关注。他积极推动清政府放开对矿业的管制,并凭借抗旱救灾积累的声望,以文氏家族为中心,组建广泰福号,采购萍煤运销汉阳铁厂。另一方面,他支持"官商分办",促成广泰福号的改制,推动企业发展,使之成为萍乡煤矿建矿的基础。     

表宋风,兴蜀学--刘咸炘重修《宋史》简论

近代学者刘咸炘立意重修<宋史>,目的有二,一是表彰"宋学",二是中兴"蜀学".他之所谓宋学,主要是指浙东学术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一派的史学传统.刘氏认为,宋代蜀中史学大盛,元后而衰,清末民初"宋风"渐为复兴,重修<宋史>正得其时.     

传统史德观的近代阐释——从章学诚到柳诒徵

史德观作为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出现较早,自春秋战国至清代中期历代史家围绕这一问题都曾进行过讨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明确提出"史德"这一概念并将其赋予"心术""敬恕"等内涵。近代以来,梁启超、刘咸炘、柳诒徵等学者对于章学诚的史德观各有阐说,展现了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这一大背景下,受治学取向差异之影响的学人对于传统史学的不同态度。     

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在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占据了时代主流的学术话语,桐城派与章学诚都对这一学术思潮进行了回应,古文理论是他们学术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桐城派古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注重文的传道功能,对骈文有相当的排斥,风格上讲究雅洁.章学诚论文重经学、史学,不拘骈散,文风上追求清真.     

才性论与清中叶古文思想的分化

才性论是清中叶人们选择学术领域的重要依据。在才性论基础上,袁枚选择了"入文苑",为了提升文学的地位而建立起"古文之道形而上"的理论,将道学与考据逐出古文壁垒,从理论上把古文创作导向纯文学之路。章学诚则重"神解精识",倡"比事属词",认为"必具纪传史才乃可言古文辞",不承认韩愈等人文家正宗的地位,实则要用史学取代文学。姚鼐"天与人一"的古文理论实现了对义理、考据、辞章的统合,既重先天禀赋,更重后天的学习,立论中允,影响力也最大。     

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章学诚均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在继承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丰富和发展了史家修养理论。刘知几、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但刘知几最重"史识",章学诚尤重"史德"。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史家修养理论,不仅能使我们发现他们理论的异同,深刻理解史家修养理论,而且对当今史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功用。     

20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对莱布尼茨史学研究回顾

莱布尼茨作为一位闻名于世的启蒙哲学家，他在史学领域同样取得了不能说是如何斐然却又实在是难以忽略的成就。20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在莱布尼茨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要而言之，史学与哲学关系问题、历史主义的方法、大局看小局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的目的与功能四方面乃欧美学界论述莱布尼茨史学的重心。回顾20世纪以来欧美学界的研究，既能承接国外学界对莱布尼茨史学研究的成果，也可审视既有研究的不足，以期推动国内的莱布尼茨研究。     

析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因素及价值

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思想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是"史学救国"学术理想的基础;"对历史文化,爱护之若生命"促使文化守成思想的形成;"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自然确立了他史料考证与关注现实并重的史学方法。另外,从总体上看,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思想当然也有其历史贡献及缺憾。     

庞俊经史学术述略:兼论蜀学的现代转型与学术取径

庞俊是20世纪前期四川的重要学者,深受当时四川学界朴学风气影响,在经学及宋明史学研究方面都有突出成就。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价值追求为我们观照学术现代转型背景下以蜀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归宿"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     

“闽学”新议

"闽学"成词大约在清康熙时,并渐多使用。它原本指称朱熹的学说思想,后在此基础上被引申指称包括朱熹及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熹学派的学说,以及其后历代闽地理学家对南宋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闽学"的学术品格是"旧学商量"与"新知涵养"融为一体,学理建构与经世致用并重,努力在"持旧"中"新变",以期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这样的学术品格一而贯之,影响深远,对当代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依然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     

对新世纪以来《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在经历了近两百年的研究历程后,世纪之初《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取得了新进展。然而对《总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总结和反思,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总目学"尚未形成。《总目》研究具有分散性、自发性、偶然性的特点,这几方面都严重阻碍了《总目》研究的深化。《总目》以经、史、子、集四部涵盖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总目》研究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专人"、"专才",即并无经学家专治"总目经学",史学家专治"总目史学",戏曲学家专治"总目戏曲"。《总目》研究尚未达到"精"、"专"、"高"的层次。未来《总目》研究方向如何,怎样让《总目》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学者需从哪些方面努力,作何种规划,这也是当下亟需思考的问题。     

背景与动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一直备受学术界推崇。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殷商史著作基础上推论出的古史方法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方法;其提出动机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而发,却又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有关注、有拨正,即虽然赞同疑古精神,但对"疑古派"否定一切典籍及传说的做法不赞成,虽然对"疑古派"有成见,但并不参与论战。"二重证据法"并不能完全代表王国维完整的学术旨趣。真正总结王氏一生学术成就与方法的是陈寅恪,他认为王氏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有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这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可见,王氏的学术范畴早已超出了殷史之限,但无论对哪一种方法的总结都包含了王国维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章学诚史传论三题

章学诚通过对"列女传"内涵的阐释,扩大了女性立传的范围,这是章学诚在封建道德范围内的对妇女人格日趋单一化的反拨。章学诚不仅唯"史意"是求,而且留心"史例",提倡建立《帝王传》与《史官传》:前者出于其对"本纪"的独特见解,《帝王传》的创立有利于解决《本纪》一身双任带来的尴尬;后者不仅是出于一种史家类群自我存在的认识,更表现为一种史学学术史意识。     

新时期史学性质问题的“分层思考”

新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有关史学性质问题的探讨上,从何兆武先生的史学"二分法"到张耕华教授的史学"四分层",这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关于"史学本质"问题"分层思考"的研究模式,从而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将"分层思考"与"回归史学实践"相结合的史学"元问题"研究思想无疑是一种符合实际且有效的新思路,对开拓富有特色的史学理论研究新路径具有更多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