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新史学运动中陈黻宸“六经皆史”论的泛化

在近代经史嬗变的过程中,陈黻宸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尊经重史”思路。在此基础上,为应对近代学术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之争;赋予史学“道德之权舆”的功能,以史代经,实现经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六经皆史”论的泛化,不仅为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思路,也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

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可以看出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六经皆史”说强调“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六经之载道,乃是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依照经学态度,“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中居间的“事”失落了,只剩下言与道,二者之间也被误解为明述关系。如此,言蜕变、异化为离事之“空言”。事变,道亦变,故道不备于六经。经学态度误将关于道的默会知识当作明述知识,误将“语意”（话语意义）化约为“语义”（语句意义）。把握“语意”需要作为默会能力的“神解”和作为学习之方的“效法”。经学态度之误,不仅在于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而且还误在通过六经把握恒久之至道的雄心。作为历史撰述的言实际上也是事之一种。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通过观念层面的“作”达到现实层面的“作”。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观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章学诚杂文学思想探析

清代浙东学派经史文三位一体,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而且有文学上的实践,章学诚即为其中之集大成者。以《文史通义》为考察对象,相比于浙东先贤,章学诚在对经典的引用与表述中,更加注意六经之间的互通,对六经的表述趋于细化。相比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对史的重视则更多在于理论的提升方面,“六经皆史”极大提高了史学的地位。章学诚的文学思想在关注文学性的同时,将经史引入文学,体现出杂文学的特质。章学诚的文学创作亦体现出经史文的融合。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的文体观

“六经皆史”说是统贯章学诚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在其文学思想和文体观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说对“文本于经”的传统文体学思想形成一定冲击,为宋代以来开始盛行的“诗史”说注入了新的内涵,催生了章学诚以史为宗的独特古文观,也影响了章学诚的小说文体观.     

章学诚论“佛学不该称经”质疑

章学诚《文史通义》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六经皆史”说。他认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这种观点颇受学术界重视,至今聚讼纷纭。但是,他在阐述经的意义时,往往认为佛学不该称经,这个问题却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实际上这种观点很难成立。     

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探究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其重要的学术论断。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乾隆嘉庆时期所面临的转换学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的问题境域中去,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历史理性批判的力量,打破六经所负载的永恒之道的神话,消解"经学即理学"研究纲领的合法性,从而开辟一种走出汉宋、由史明道、经世致用的新的学术风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尽管具有价值革命的逻辑力量,但由于时代命题域的限制,以及文化传承中自然的信仰,使得这一论断没有上升到价值层面,承担破除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永恒性的作用。     

略论章学诚对目录学的贡献

章学诚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杰出的史学家和目录学家。他生于1738年(清朝乾隆三年),卒于1801年(清朝嘉庆六年)。他所生活的时代,是考据学盛行、理学仍被统治者尊为学术正宗的乾、嘉时代。他一方面认为考据学专重考据,罕言经世致用,象这样脱离实际的学风必须纠正;另一方面又认为理学“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同样是脱离实际,必须加以矫治。为此,1773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这部名著。同一年,章学诚还编写了《和州志》,其中有《艺文书》一篇,按照“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分为八个大类,三十五个小类,分别著录了和州人士的著作。1779年,章学诚又撰写了目录学专著《校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在他看来,六经乃圣人的“写心之书”。圣人之心与我之本心不异,如能照自己的本心天德去做,便是真能发挥六经者。堂堂正正地做人,是人生第一等的学问。因此人应致力于道德实践,成就完美人格。果能如此,六经便成为自己的注脚。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他以生命实践为经典诠释的形式,相比之下,儒者注经成了等而次之的学问了。     

转型而不同调：晚清以来蜀中学人之经史观

晚清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重心由经学转入史学,就是所谓“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在学术演变过程中,“蜀学”也发生了这一“转型”,但没有与学术“主流”同一步调地将经学“边缘化”。以廖平、蒙文通、李源澄等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坚守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根荄”的思想未尝有变,“六经皆史”的思想也始终未被他们接受,在经史之辩的积极回应中,彰显着“蜀学”的独特个性。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方祖猷章学诚在其《原道》篇里继承了黄宗羲唯物主义道器论的观点,进而从道和器的质的规定性、道因器而显及六经皆器等三方面予以发展,章氏又继承了黄宗羲和万斯同史学经世的现点,并从通器论、经的本义和经世必须联系当代三点,对史学经世作了初步的理论分析。在史德上,章氏从万斯同史家必须“平心”的思想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史德”的概念,并从治史的原则、治史的困难和治史的主现要求三方面对史德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由此可知,章学诚是清初浙东史学在理论上的集大成者。不过,由于世迁时移,他的史学思想与其前辈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     

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在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占据了时代主流的学术话语,桐城派与章学诚都对这一学术思潮进行了回应,古文理论是他们学术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桐城派古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注重文的传道功能,对骈文有相当的排斥,风格上讲究雅洁.章学诚论文重经学、史学,不拘骈散,文风上追求清真.     

刘师培的“六经皆史”观

刘师培是近代著名的经学家和政坛人物。在1905年前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的时期，他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对传统经学进行改造，以服务于新兴的阶级运动．他接过前人“六经皆史”的口号，把经学典籍视为科学研究的资料，大力阐发社会进化论，阐发重视科技、发展工商的思想，为图阐明“社会进化之秩序”，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伟大事业鸣锣开道。由于理论的局限性，他无法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无法对历史的进程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表达。     

章学诚的史学重建和社会理想

学问和政术的相关度历来是传统中国学人不得不面对的历史难题，本文旨在通过对清代章学诚史学重建动机、前提、规模和性质的探讨，揭示其中“史”“治”趋同的内在理路和创新批判之际的意向     

章实斋评戴东原——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二

会稽章学诚字实斋,休宁戴震字东原,都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学者。章氏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戴氏是著名的思想家。 由于章学诚在做学问上强调“经世致用”,反对为学术而学术,对脱离当时现实生活的考据学(亦称汉学)笼罩整个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抱着“持世而救偏”的宗旨,因而对这种处于官学地位的考据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在批判中间,势必要涉及当时的社会名流和权威人物,所以他这种批判精神,在当时社会不仅没有得到支持和欢迎,相反遭到了社会上对他很不公平的待遇,明枪暗箭,一齐袭来。特别因他批评了汉学大师戴震,于是长期以来一直遭到指责。说他批戴完全是出于“门户之见”,目的是“维持宋学”。直到解放后,有的文章还把批戴笼统说成是章学诚“六经     

“发现”章学诚与经史学的异轨分途——以张尔田、内藤湖南的交往为线索

张尔田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章学诚为纽带，成为惺惺相惜的学术知音，旗帜鲜明地倡扬章学。作为彼时中日学界名望颇重的学者，他们有关章氏之学与中国经史传统的看法，构成一种潜在的跨文化对话关系，为讨论章氏之学的越境受容与思想学术的古今之变留下了空间。就思想理路而言，他们有关章氏之学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对中国经史传统的认知亦存在新旧之别。张尔田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脉络，持一种内生性的视角，对“六经皆史料”与“目光皆骛于外”的学风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内藤湖南怀揣现代学术意识，以“史料”论“六经皆史”,以对象化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从外部打量、摆置中国学术，构成辨伪疑古风尚的先声。内藤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具有新型方法意识的“支那学”的体现，潜在地蕴含着“帝国”的视角，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

一、开阔眼界,发掘一切可以发掘的材料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随着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史料发掘的范围也日益扩展。所谓“六经皆史” (明清人语),所谓“一切古书皆史”(胡适语),从史料学的角度看,无疑地都是正确的。 在发掘史料的过程中,新史料的发掘具有突出的意义和作用。在《陈垣墩煌剩余录序》中,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     

追寻六经之本———曹元弼的《孝经》学

在晚清民国经学中，曹元弼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元弼遍注群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而在他的经学思想中，他通过注解《孝经》，为其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继承郑玄的思想，认为《孝经》是六经之道的总汇。在曹元弼看来，六经之道，在于人伦，而《孝经》恰恰提供了这一人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认为通过《孝经》中的“爱” 与“敬”，可以贯通百王之道，六经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