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早期小说观与小说概念的科学界定

中国小说史上战国至六朝时期的早期小说观念,并不是一个文学性文体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体概念,只能说是一个准文体概念.它只是一般地揭示了“小说”、“道听途说”、“丛残小语”的特性,而缺乏对文体要素的明确规定.早期小说的功能观表现为伦理功能、政治功能、知识功能和娱乐审美功能四个方面.科学界定小说概念,应遵循四个原则,即叙事原则、虚构原则、形象原则和体制原则.     

从目录分类看章学诚以史为本的文学观

章学诚对目录学上“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看法有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转变过程,尤其是对集部态度的前后变化,与章学诚的以史为本的文学观密切相关。     

翻译研究中的文体观：研究综述

论文综述了翻译研究中对“文体”的不同认识,将其划分为修辞文体观、语言文体观、叙事文体观和语料库文体观五种,并指出每一种文体观的主要特点。最后提出：语料库翻译文体学是未来翻译文体研究的趋势,其主要内容包括统计文体、叙事文体和语言文体三类。正是翻译研究领域的学科交叉使研究者能更全面地认识文体这一概念,拓展翻译文体学的研究范围。     

有方与通变:诗体的规范与进化--论刘勰诗本体论中的诗文体观

刘勰诗歌在形式本体上，即“怎么写”上的思想是既保守又激进的，他的重文体、重语言、重体验、重想象都符合今天我们研究出来的诗歌创作规律。“诗有恒裁”为代表的“体”的形式规范观偏向于传统与保守，“随性适分”代表的“体”的选择进化观偏向于现代与改革。刘勰诗的形式本体论的主要学说是“诗有恒裁”说：发现诗歌有体，诗人应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本文还在诗学的现代视野中探讨了刘勰诗本体论中的形式论产生的原因及意义，特别是对当前现代汉诗文体建设具有的积极意义。     

章炳麟的文学观

章炳麟在其代表作《文学总略》中，对阮元“沈思翰藻”的文言说进行了尖锐批驳，并从现实出发，从文字学角度对“文学”和“非文学”各类文体作了重新界定。这种文学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韧产生了积极影响。     

古文辞中“说”文体分类问题初探

在我国古典散文中,“说”是一种文体的专称,还是多种文体的共称?过去,接触“说”文辞较少未注意这个问题。后来,因工作关系,接触各种“说”文辞篇章多一些,才感到把“说”文辞通看成一种文体是不对的。可是,把“说”文辞通看成一种文体这种见解,还并不是个别现象。普及如中学语文教材,权威如工具书《辞海》,都把“说”当作“一种文体”加以解释。因此,“说”究竟是一种文体,还是多种文体的共称?这个问题就值得讨论了。 本篇小文,即想就:“说体,并非一体”,“说字头篇章散入多种文体的演易源流”,“说体分类复杂,并无正宗”三个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祈有识者的注意和指正。     

论陶渊明诗歌的象征

钟嵘《诗品》称道陶渊明诗歌“文体省净”,今人论述陶诗,多推誉其善长白描的语言风格。陶诗的象征很少有人论及,因为在许多论者心中,象征与“文体省净”、善长白描的风格多多少少是不能并容的。说到象征,最容易令人想到《楚辞》那种华美富赡的“文体”。但是,如果我们读陶诗不是一篇篇孤立起来看,而是把他存世的一百多首诗联系起来作总体观,那陶诗不仅是用了象征,简直可以说是富含象征的表现方式,且呈现出技艺纯熟的风貌。     

章学诚明道思想探究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内外对章学诚的研究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高潮,但还未有专文尝试由章学诚思想系统自身的特性出发,提取其核心概念的精神实质,对其思想进行整体的诊释。本文力图抓住章学诚思想系统中的核心概念“道”,从“学以致道”、“道的坎陷”以及“道的精神”三个方面勾勒章学诚的明道思想。     

从《汉志》“小说家”看中国小说概念及文体的生成

《汉志》“小说家”及其“小说”是在战国时凭藉文体自身潜力发展起来的、在“说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如《汉志》“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那样重义理,也不如史家之记实,而是一种包括叙事内容的实用文体.《汉志》对“小说”“迂诞”、“依托”的定位为“小说”文体艺术虚构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汉志》“小说”源自民间智慧,是本土小说的早期形态,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刘勰“辨体”的文体论意蕴及批评学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进行“囿别区分”的辨体讨论,针对“谬体”、“讹体”、“变体”、“失体”的蔽端提出“正体”的要求,从“六观”、“六义”、“四法”中把握“体性”、“体势”的内涵和实质,从而使其“辨体”说具有深远的文论及其批评学意义。     

试谈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形式——评点

从前的学者,读书时有了心得感受,时常在句里行间,书头文尾,加以简要的评语,或施以丹黄圈点,用以品藻诗文,识别上下,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评论、欣赏的形式和手法之一.人们管这种形式叫评点,也叫评注.一些经“名人”评点的书,如清初林云铭的《古文析义》,吴楚材的《古文观上》以及金圣叹批的《水浒》、《西厢》等小说戏曲,历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 可是评点书及其作者,不只在今天,从来就被一班名家学者所鄙夷,认为“圈点者,科场时文之陋习”,浅陋不值一顾,如晚清的李慈铭曾说古文就坏于对唐宋八家文的评点. 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李慈铭一人,态度最剧烈的要属清乾嘉时代的两位大学问家钱大昕和章学诚了.钱大昕贬抑古文家方苞的论文主张不通,竟与明末清初的几位著名的评点家对比,说方苞的见解“其与孙??、林云铭、金人瑞之徒何异.”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著《文理》专篇,对当时为文家所推崇的归     

现代随笔的文体命名及内涵刍议

“五四”新文学时代 ,现代随笔的创作繁荣一时 ,但“随笔”的命名与内涵尚未及统一 ,随笔这一文体便被左翼文学排斥至文学边缘。这给当代随笔的文体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从现代随笔的滥觞、朱自清的“散文观”、周作人和鲁迅的“随笔观”等角度入手 ,在现代散文众多的命名中寻找随笔的源头 ,以期为当代随笔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朝鲜古代“文体论”的形成及《芝峰类说》的文体意识

在朝鲜古代文论中，涉及“文体论”的内容．相对于中国古代“文体论”来说是比较欠缺的。从高丽中期直到朝鲜朝中期的李啐光的“文体论”，才使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而李啐光的《芝峰类说》的“文章部”，明确地列出“文体”部分．对一些重要而常见的文体都有所介绍或论述。对《芝峰类说》体例上的自觉的文体意识的研究是李啐光“文体论”研究的前沿基础部分。     

论永明时期的赋学批评

永明时期，是赋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江淹复中有变的辞赋观与其拟古而不泥于古的创作倾向完全一致；谢月兆所谓的“欲申之赋颂，得尽体物之旨”，则体现了陆机“赋体物而浏亮”这一说法的深远影响；而沈约的声律说及其对“文体三变”的总结，则集中体现了永明时代的文学观念。     

从“语感中心说”的提出谈起——兼与潘新和教授商榷

在“知识中心说”指导下 ,我国语文教育出现了太多令人不满之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语感中心说”才被提出。“语感中心说”并非“语感唯一说” ,在语文教学中以语感为中心 ,可以增强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情意性等。“文体”至今仍未形成共识 ,“文体感”是个指向不明的概念。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