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扶贫社会支持系统的实现——比较扶贫模式的实证研究

比较三种常见的扶贫模式 :救济式扶贫、科技扶贫和“公司 +农户”扶贫 ,从而得出结论 :“公司 +农户”扶贫是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市场的重要途径。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公司可以向农户提供一系列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形成社会化支持系统。农户成了公司没有院墙的生产基地。两者结合为农业走向规模化经营提供了成功的组织形式。能否建成“公司 +农户”的扶贫模式 ,政府起着关键性作用。但在公司发展过程中要警惕扶贫目标的偏离和可能被置换以及政府参与公司微观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政企不分。目前应扶持农户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保护农户自身的利益 ,求得政府、公司和农户三方平等的对话     

生态资源富足区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耦合研究

我国存在许多生态资源丰富的国家级贫困地区,如何有效利用富足的生态资源实施农业产业化扶贫,对于该地区的反贫困意义重大。在分析了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各自优劣势的基础上得出了生态资源富足区生态建设与农业产业化耦合扶贫的理论,并构建了耦合模型,最后通过模型分析提出了分阶段、有重点的扶贫才能取得扶贫最佳效果的观点。     

产业扶贫与扶贫 “产业化”———基于广西产业扶贫的案例研究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战略,其发挥的积极意义和正面功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产业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扶贫“产业化”的现象。所谓的扶贫“产业化”意味着产业扶贫的资金、资源和项目变成了扶贫工作参与主体谋取个体或部门利益的资源和资产,且具有利益一致性的主体之间还形成了俘获产业扶贫资源的配合关系。产业扶贫中扶贫“产业化”的出现源于扶贫工作中核心主体基于现实自身利益的考量,同时还与扶贫工作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关。扶贫工作必须积极应对扶贫“产业化”现象的出现,以扭转其对扶贫工作带来的不利局面和后果。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文章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一贫困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析发现,产业扶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在产业扶贫所呈现的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迫使地方以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来进行权力寻租,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另外,扶贫资源资本化和蔬菜种植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扶贫陷入了重产业发展而轻扶贫济困的困境,扶贫和开发处于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最后,产业扶贫以项目制为核心追求的短、平、快逻辑形塑了产业发展的非持续性。面对产业扶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申请、考核、验收与评估,建立产业依托主体的准入制度,制定产业扶贫的后续扶持政策。     

农业产业化扶贫效果分析——以山西省为对象

以山西省为例,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方法,从收入、机会和能力三方面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带给农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来评价农业产业化扶贫效果。得出的主要结论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参与农户在收入、机会、能力三方面有积极影响,对扶贫有一定的作用。影响程度与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时间、耕地数量、劳动力比例、与企业合作关系紧密程度等因素有关。     

新闻扶贫助力凉山精准扶贫

从社会责任、服务水平的提高、内在逻辑联系和监督功能,分析了新闻扶贫在凉山州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必要性。基于凉 山州精准扶贫的重点和难点,指出了凉山州新闻扶贫的形式。结合凉山州新闻扶贫的工作,从政治扶贫、思想扶贫、科技扶贫、 建设扶贫、教育扶贫等方面,总结了凉山州新闻扶贫的内容和取得的成效,以期为今后的新闻扶贫工作提供借鉴。     

扶贫陷阱与扶贫资金政府管理效率

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政府扶贫战略是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边际效应降低时推出的一项公共政策。长期以来,中国扶贫开发成效主要以年均贫困人口减少和扶贫投入的关系为评价指标。通过扶贫资金性质、管理及其在贫困村的实际运作,贫困人口数量和扶贫资金投入量之间的相关性等的实证研究,分析政府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的不足,提出扶贫陷阱的概念以及跳出扶贫陷阱的几个选择。     

健康扶贫背景下的互联网+远程医疗发展路径

精准扶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期,但深度贫困地区普遍面临医疗基础设施滞后、医疗资源匮乏、医卫人员流失严重等问题。传统健康扶贫措施在这些地区的效果渐微,而互联网+远程医疗可以破解此困境。首先梳理了国家在互联网+远程医疗方面制定的相关政策和部分省份的实践;其次剖析现有远程医疗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支付标准还未规范等;最后提出贫困地区互联网+远程医疗的发展路径,包括发展当地远程医疗特色模式、融合社会资本推广PPP模式、制定合理运行机制、统一规范支付标准等,从而有效推进深度贫困地区的健康扶贫工作。     

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研究

现有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主要为实现目标、实现路径、根本要求、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实践面临各级政府及帮扶对象之间的“道德风险”、社会公众与帮扶对象之间扶贫“供需脱节”、多主体不协同产生的“碎片化扶贫”三大难题。故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发挥第三方专业化服务、资源整合转化和双边市场支持的优势,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扶贫实践与扶贫文化的提出

扶贫文化产生于扶贫实践 ,作用于扶贫实践。扶贫文化具有文化所有的文化特征 ,有其内部完整层面、亚文化的动态性和边缘性以及多维的亚结构体。扶贫文化对扶贫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市场化金融扶贫:精准扶贫下的机遇与挑战

金融扶贫是扶贫体系的重要组成,同时也被寄予了很高的政策期望。然而,在市场不健全及政府干预两方面作用下,金融机构的市场扶贫机制无法有效发挥结合已有文献分析后发现,精准扶贫中的精准识别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但识别难题、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及创新不足等问题则限制了金融机构市场化扶贫的可能。对此,应重新考量金融机构在扶贫中的作用,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利用精准识别的外部性。     

农民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研究

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分为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两步进行。在产业扶贫参与行为中,拥有政治资本、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有助于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和提高参与程度;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成立年限长、获得贷款对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有积极作用;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对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呈负向影响。在就业扶贫参与行为中,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拥有政治资本、成立年限长、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和贷款、有政府扶贫项目促进合作社参与扶贫决策,劳动力充足呈负向影响;拥有政治资本、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大、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越高。     

以大扶贫格局打破双重扶贫悖论——改革开放40年扶贫政策创新

个体与区域双重扶贫悖论是世界性难题,确保到2020年脱真贫、真脱贫是我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奋斗目标。以中央发布的20个一号文件为研究样本,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进行文本内容分析和政策工具量化分析,研究农村扶贫发展历程和政策演化,得出以下结论:20个中央一号文件基本全面地构建了中国农村扶贫体系,扶贫瞄准目标不断下沉,扶贫主体不断扩充,"三位一体"的扶贫模式逐渐形成,经济开发和社会保障组成了全面的扶贫手段;扶贫政策工具数量不断增加,但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较为欠缺,社会和市场参与还不充分;大扶贫格局逐渐形成,政策工具结构不断优化和完善,坚持以精准扶贫为抓手的大扶贫格局是打破双重悖论的有效保证。     

鄂贵两省构树扶贫对黔江石漠化区域扶贫的启示

构树种植是最近新兴的一种扶贫项目,构树因耐碱耐酸的特性能在石漠化土壤中生存并改善生态环境,同时自身植株的经济价值又能帮助农民脱贫增收,提高经济收入水平。黔江区拥有南方地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漠化现象逐渐严重,导致耕地资源逐渐减少,土地收益逐年降低。无论是利用构树治理石漠化土地,还是通过发展构树产业带动贫困农民增收致富的经验都相对欠缺。本文在黔江区扶贫攻坚、全面脱贫的背景下,对构树扶贫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对其遇到的困境进行简要分析,并借鉴湖北及贵州两省构树扶贫模式提出具体解决对策,以期帮助黔江地区石漠化严重的乡镇减轻生态灾害并脱贫增收。     

论精准扶贫中的“思想扶贫”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实践中部分农民呈现出的消极脱贫现象,也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精准扶贫必须重视思想扶贫。思想扶贫就是从农民启蒙的角度,祛除"贫困文化"对贫困农民的制约和束缚,改变贫困农民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培育贫困农民积极脱贫的主体性意识,从而帮助贫困农民而不是代替他们脱贫。思想扶贫应当注重"循序渐进"和"润物无声",应该在厘清思想扶贫目标人群的前提下,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同时,作为思想扶贫的主体,帮扶干部应该在精准扶贫中正确认识思想扶贫,持之以恒地打好这场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