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扶贫:生态文明视域下精准扶贫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扶贫开发也进入了“精准扶贫”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生态扶贫就成为了精准扶贫的必然选择。推进生态扶贫必须建立生态建设与保护、培育生态产业、完善生态补偿的运行机制,同时,要构建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和贫困户参与的新型合作关系。要把对生态贫困的主体性、情境性、中介性等要素的干预作为有效推进生态扶贫的基本途径。     

生态扶贫研究

生态扶贫是我国扶贫攻坚进入精准扶贫新时代所推进的一项重大扶贫举措。基于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多面的客观现象,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研究生态贫困的形成,将生态贫困界定为特定时空情境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地”维度上的剥夺及其制约“人”“业”维度的发展或导致彼此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和状态,进而提出生态扶贫的机理与路径。     

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与生态保护耦合态势研究——以重庆市武隆县仙女山镇为例

旅游扶贫既能改变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也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连片特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在系统论和协同论的指导下,构建旅游扶贫与生态保护耦合态势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探索武隆县仙女山镇旅游扶贫与生态保护系统的演化趋势与耦合态势,结果表明2004-2013年仙女山镇旅游扶贫系统的演化速度高于生态保护系统,旅游扶贫与生态保护的交互耦合状态由低水平协调阶段(2004年)进入改善磨合阶段(2005-2013年),旅游扶贫与生态保护之间的交互胁迫约束作用日趋明显。     

地方生态扶贫内在循环机制的优化——基于贵州省扶贫实践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生态扶贫并非是若干政策的机械组合,而是多种政策举措、多方社会力量、多个措施对象形成的复杂系统,其内部各环节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生态扶贫的内在循环机制。生态扶贫内在循环主要由生态资源、经济效益与脱贫成效三个部分组成,各部分两两之间都存在相应转化机制,提高各部分之间的转换效率将加强生态扶贫内在循环,从而利于生态扶贫工作的可持续推进。基于贵州省多地实践调研的经验总结,本文提出当前可从以下途径优化生态扶贫内生循环机制,提升各部分间转换效率,以期实现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的双赢。第一,提高生态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变现,具体措施包括合理构建主导生态产业体系,以及延长产业价值链与加强产业间协同;第二,创新生态建设参与激励,宏观上结合生态补偿、生态产业发展等措施为参与生态建设的贫困人口提供相应报酬,微观上善于利用正向激励机制提高民众的环保自觉性;第三,推动生态搬迁以腾置资源,抓好“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三个环节的要点以保障迁出地生态资源恢复和移民脱贫致富两大目标的实现。     

绿色发展下生态扶贫?

生态扶贫作为扶贫攻坚五个一批中的重要一环,是实现绿色发展下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本文基于我国近年扶贫实践,从生态扶贫概念及想基础入手,剖析了绿色发展下生态扶贫模式,探讨了绿色发展下生态扶贫现实路径,给出了绿色发展下创新生态扶贫机制的建议。     

生态补偿式扶贫:问题分析与政策优化

生态补偿式扶贫将生态保护与扶贫有机结合,是贫困地区保护生态、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补偿式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存在补偿对象识别精确度低、标准制定不合理、补偿方式缺乏"造血"功能以及配套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针对问题提出了优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政策优化措施,主要包括:精确识别补偿对象、动态调整补偿标准、合理选择补偿方式、逐步完善保障机制等。     

习近平关于生态扶贫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及其时代价值

习近平将“生态保护”与“扶贫”辩证统一起来?以“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理论基础?以 在扶贫中保护生态和实现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为基本原则?以生态移民扶贫、生态产业扶贫以及生态补偿扶贫三种具 体生态扶贫模式为基本途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扶贫”理论? 习近平关于生态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我国扶贫事业与保护 生态兼容并蓄提供了重要指导?其时代价值极其深远?     

产业扶贫与扶贫 “产业化”———基于广西产业扶贫的案例研究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战略,其发挥的积极意义和正面功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产业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扶贫“产业化”的现象。所谓的扶贫“产业化”意味着产业扶贫的资金、资源和项目变成了扶贫工作参与主体谋取个体或部门利益的资源和资产,且具有利益一致性的主体之间还形成了俘获产业扶贫资源的配合关系。产业扶贫中扶贫“产业化”的出现源于扶贫工作中核心主体基于现实自身利益的考量,同时还与扶贫工作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关。扶贫工作必须积极应对扶贫“产业化”现象的出现,以扭转其对扶贫工作带来的不利局面和后果。     

新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扶贫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展望 ——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生态扶贫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脱贫减贫、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保护有效衔接的重要方法。本文利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322篇CSSCI和北大核心收录的生态扶贫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探索生态扶贫的研究特征、研究主题、研究前沿以及研究趋势,厘清了生态扶贫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结果表明：在研究特征上,生态扶贫研究经历了2000年至2015年的起始期和2016年至今的发展期两个阶段,生态扶贫研究规模日益扩大,在学科交叉背景下形成了一批跨学科的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但在科研合作趋势和学术交流上存在显著短板。在研究主题上,生态扶贫研究主要围绕生态扶贫的概念内涵和理念发展、生态扶贫的运作机制和实现路径、生态扶贫的产业模式和风险评价三个方面展开。在研究前沿上,生态扶贫方法创新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减贫路径是研究的前沿方向。在研究趋势上,在发展期阶段,生态扶贫产业建设、精准化生态扶贫策略、后扶贫时代贫困地区生态治理等研究内容的热度较高,体现了新时代生态扶贫研究内容的具象化和研究话语体系的不断发展。后续研究应致力于提升生态扶贫的实证研究层次,加强跨学科交叉与学术合作研究,聚焦生态扶贫的实施效果研究,完善生态扶贫的制度体系研究,以此提升生态扶贫研究境界,稳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服务生态扶贫的实践发展。     

农业产业化扶贫效果分析——以山西省为对象

以山西省为例,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方法,从收入、机会和能力三方面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带给农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来评价农业产业化扶贫效果。得出的主要结论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参与农户在收入、机会、能力三方面有积极影响,对扶贫有一定的作用。影响程度与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时间、耕地数量、劳动力比例、与企业合作关系紧密程度等因素有关。     

关于生态贫困问题的几点理论思考

认识生态贫困是讨论生态扶贫的逻辑前提。把握生态贫困应当确立人的维度和生态的维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态贫困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人的生态关系“恶化”而导致人的贫困。生态贫困是指人类因“生态”致因而无法从自然中获取必需的生存和发展资源陷于贫困状态中。它主要分为环境退化型、自然灾变型、能力脆弱型和行为后果型等四种生态贫困类型。生态扶贫要消除的是生态贫困。     

鄂贵两省构树扶贫对黔江石漠化区域扶贫的启示

构树种植是最近新兴的一种扶贫项目,构树因耐碱耐酸的特性能在石漠化土壤中生存并改善生态环境,同时自身植株的经济价值又能帮助农民脱贫增收,提高经济收入水平。黔江区拥有南方地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漠化现象逐渐严重,导致耕地资源逐渐减少,土地收益逐年降低。无论是利用构树治理石漠化土地,还是通过发展构树产业带动贫困农民增收致富的经验都相对欠缺。本文在黔江区扶贫攻坚、全面脱贫的背景下,对构树扶贫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对其遇到的困境进行简要分析,并借鉴湖北及贵州两省构树扶贫模式提出具体解决对策,以期帮助黔江地区石漠化严重的乡镇减轻生态灾害并脱贫增收。     

绿色扶贫:基本内涵、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的新扶贫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绿色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理念,具有保护性、可持续、内源性和共享性的新特征,其本质就是以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探寻贫困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观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绿色与扶贫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一个从“输血”到“造血”再到“绿色发展”的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绿色扶贫的发展也经历了“绿色”与“扶贫”相分离、“伪绿色”扶贫、“浅绿色”扶贫和“深绿色”扶贫4个阶段,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绿色”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绿色精准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手段的应用,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实现绿色与精准的有机结合,是绿色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促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走出一条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中国特色绿色扶贫之路。     

绿色减贫：贫困治理的路径与模式

绿色减贫是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其减贫的机制在于通过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实现贫困地区脱贫。从产业融合和利益联结机制两个视角去考察了绿色产业的模式。农业产业内部融合的模式有循环农业、林下经济、庭院经济等模式,农业产业链延伸形成的主要是电商扶贫模式,三产融合形成旅游扶贫和观光农业模式,新技术催生了光伏扶贫和大数据产业扶贫。利益联结视角下,绿色减贫模式主要有企业主导、大户主导、集体经济主导、政策主导和资产收益扶贫五种模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绿色减贫的经验,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战略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我国,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往往是共生的。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连片特困地区,因而,片区扶贫攻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分析连片特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从优化空间格局、调整产业结构、改进生产方式、完善生活方式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战略选择,为该地区推进扶贫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战略路径选择

位于渝东南地区的黔江、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石柱等一区五县,既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又是旅游资源富集区,贫困与旅游资源富集的孪生性致使旅游扶贫成为渝东南民族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然选择。渝东南民族地区实施旅游扶贫开发,既具有旅游资源优势、"政策洼地"效应、旅游区位优势、逐步改善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等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自然条件约束、经济基础薄弱、旅游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3223"战略路径:明确政府、企业、居民三角色定位;加强新农村建设与旅游扶贫、政府投资与民间融资两大结合;突出土家族、苗族两大少数民族文化;在景区带动基础上,采取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三种旅游扶贫模式。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中国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实证分析

农村扶贫资金是农村贫困治理最重要的资源投入,其使用的效率关乎于农村贫困治理的关键。为了提高我国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率,通过选择中国农村扶贫资金来源和使用总量及资金来源和使用各7种形式,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对国定贫困县农业总产值、贫困农户人年均纯收入及农村贫困率的影响,基本结论是调整现有资金来源及使用方向,加大对农村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村扶贫减贫工作具有积极作用。     

意愿、资源、能力约束下精准创业扶贫模式运行机制的实证研究

中国情境下的创业扶贫工作受到创业意愿不强、创业资源不足、创业能力不高的约束,必须将创业扶贫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精准脱贫。聚焦于意愿、资源、能力约束下精准创业扶贫模式运行机制及政策设计,以陕西省礼泉县栖霞镇袁家村创业扶贫为案例,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旨在有效构建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破解与精准创业扶贫模式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下创业扶贫的“输血”“活血”“造血”“换血”等典型模式需赋予其“精准”内涵;精准创业扶贫模式可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机制实现;精准创业扶贫政策需从系统性、整体性、时效性、层次性等角度予以优化。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如下结论与启示:当前中国贫困县中开展的 “互联网”“科技特派员”“经济共享发展”“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典型创业扶贫模式需从意愿、资源和能力约束破解视角予以完善;不同的精准创业扶贫模式适用于不同的意愿、资源、能力约束条件,且在运行中必须将多种扶助机制融会贯通;针对具体的精准创业扶贫模式,相关政策仍需从意愿瓶颈突破效应、资源缺口补偿效应以及能力差距缩小效应等角度予以评价,并建立基于以上效应动态监控的精准创业扶贫政策优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