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考量--基于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效益测评与对策建议

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目前学界从效益测评角度来评价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成果比较缺乏。基于此,在论证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对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要求,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果积累评价指标体系,测量了14个“连片特困地区”2014-2019年脱贫成效发现,14个片区2014-2019年的综合脱贫成效在稳步提升,其中,大别山区和罗霄山区成效较好,四省涉藏州县、西藏地区、滇西边境山区成效较差。14个片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优势与短板各不相同,各个片区要锚定弱项指标发力,重点突破短板;突破片区跨区域治理矛盾,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坚持精准施策,梯次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贫困地区韧性治理的实现路径与推进策略

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韧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理念,在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中以脆弱性风险应对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指导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塑造乡村韧性、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贫困地区韧性治理框架,并基于此对陕西省"社区工厂"精准扶贫模式和乡村振兴实践进行探讨。研究指出,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当提升乡村环境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综合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塑造脱贫攻坚内生动力,激活社区公共精神,促进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良性互动。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进展评析、目标定位与对策选择

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和特色,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新征程上中国式农村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但仍面临诸多制约,体现在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但与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农村公共服务不断健全,但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仍有差距;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但离和美乡村的要求仍有差距;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但与治理方式务实管用的要求仍有差距。推进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就是要坚持乡村建设始终为农民而建,坚持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发展,坚持务实管用创新发展的乡村治理,坚持深化农村改革激活农村发展活力。扎实推进新征程上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要在县域城乡融合中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科学规划乡村建设及持续提升乡村宜居水平,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完善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相对贫困多维治理策略研究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贫困样态发生转型,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新时期 的相对贫困是乡村振兴初级阶段的重要课题。 在分析相对贫困多维表征和治理困境的基础上,根据“三支柱”的治理策略,建 立了“制度供给—能力提升—机会公平”的分析框架。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要抓手,通过提升贫困人口可行发展能力,发挥基 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等路径,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可行参考 路径,为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提供理论借鉴。     

“千万工程”经验助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回应的关键问题。浙江省实施的“千万工程”,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为起点,全面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乡村治理机制,问题导向、科学路径、精准治理为增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参照样本。“千万工程”通过丰富乡村治理组织资源、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提供了树立乡村系统治理理念、优化乡村基层治理结构、协调乡村治理主体利益、创新乡村治理实践方法的经验启示。基于此,在未来改进乡村治理中应健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聚焦农民关切,突出民生导向;构建共治格局,改进治理效能;坚持统筹推进,强化多元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定位、困境与发展

农村党组织是基层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核心、乡村治理的重要根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保障、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力量。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因受到人才、资源、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陷入发展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全面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找准功能定位,建立内育外引的人才制度,以“促民富”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兴文化”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谋创新”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     

新时代凉山彝族自治州乡村治理之困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治理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目前凉山州乡村治理在推进乡村民主政治、促进集体经济增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均有一定进展。但从整体看来,凉山州乡村治理仍是区域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表现为：现实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支撑乡村治理有效开展;彝族社会传统治理规则的现代性转化率较低;地理环境阻隔妨碍乡村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部分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角色及功能定位偏差;乡村治理工作考评优化机制不健全。凉山州乡村治理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增强乡村治理现实经济基础和经费保障;挖掘彝族传统治理规则及治理资源并实现现代性转化;探索多样化治理单元模式,强化信息网络支撑;深化党建引领,找准基层党组织角色功能定位;建立健全乡村治理考评优化机制,以此实现凉山州乡村善治。     

乡村振兴背景下体育产业助力精准扶贫的思考

<正>作为乡村振兴视域下一项新颖的扶贫模式,体育扶贫在我国脱贫攻坚战略贯彻执行阶段发挥着重要价值。新发展阶段,依托体育产业优势助力精准扶贫,可实现乡村健康、文化和经济三项脱贫目标。但从现下体育产业助力精准扶贫实践来看,仍存在提升和发展空间,故本文从乡村振兴视域出发,在阐述体育产业助力精准扶贫价值的基础上,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融入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川西北地区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力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有助于促进民族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就川西北地区的田野资料而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增强文化自信、凝聚集体记忆、契合乡村市场经济价值追求、强身健体、增强民族认同、巩固村落关系、优化乡村治理等作用。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目前面临着自身价值挖掘不够、自主性不强、创新性不足、后继发展乏力等问题,需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继而繁荣民族传统文化。从文化整体观的视角看,需要统一规划区域少数传统体育文化,优先发展优势项目,做大做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农村高等教育

本文从解决农村贫困的核心战略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呼唤农村教育改革;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呼唤农村高等教育发展;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不是梦;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对策五个方面,论述了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必由之路的新观点。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农村知识贫困与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农村贫困不仅是收入贫困,还有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农村贫困的根源是知识贫困,而消除农村知识贫困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长期以来,农村教育目标的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没有赋予农民在农村谋生进而改变农村面貌的能力,制约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根本策略是建立新农村教育体系,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教育。为此,国家要建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效机制,城市要主动参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村要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依据新农村建设需要,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农村教育要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新农村建设需要加强现代农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而新型农业的发展需要新型农民作为＂人＂的基础,充分发挥新型农民在农村、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新型农民的培养应重视农村教育,促使农村劳动力资源尽快地转化为人力资源,不断深入实施科教兴农和人才强农的战略。     

农村外出人口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外出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成为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新农村建设和为农村的农村基础教育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为农村的农村基础教育,但目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着背离新农村建设的现象。反思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和不足,诸如农村基础教育中的办学目标的离农性、课程内容的城市化、教学模式的不适切等,解决"为农村的农村教育究竟何为"的问题,需要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