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探析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又被称为求刑权,是指检察机关在审判活动中就被告人所应判处的刑罚向人民法院进行建议的一种行为和职权。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日益得到重视。同时,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问题越来越得到司法界和理论界的关注,对于量刑建议权的性质与作用等问题的观点存在一定分歧,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于量刑建议的认识也还需要统一。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于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法律属性、法律依据和法律价值都需要更加科学、准确的理解和认识。     

论量刑程序改革中的当事人量刑建议权 ——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为考察对象

量刑建议权是量刑程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已经得到了充分重视,但当事人的量刑建议权却被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所忽视。当事人的量刑建议权的设置有利于提升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增强量刑程序的理性化、实现量刑裁判的实体公正。因此,有必要建构实现当事人量刑建议权的运作机制及相应的配套措施,确保其落到实处。     

关于推行量刑检察建议制度的法理基础分析

量刑检察建议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其法理基础和意义的进一步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构建和推行量刑建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完善。     

“量刑三方制约”机制探究

重定罪、轻量刑历来是我国的司法传统,司法实践中量刑主体错位、粗放的量刑方法、缺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弊端日渐显现。本文力图尝试建立"量刑三方制约"机制,旨在从完善法院的量刑裁量权、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权、以及建立辩护律师参与量刑保障机制等方面,建构符合我国实际的量刑机制。     

关于我国量刑建议权的若干问题思考

探讨了我国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介绍了我国量刑建议权的立法体现,提出了我国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的构想。     

量刑建议试行中若干问题探析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求刑权的有力途径,也是国家刑罚权运行的重要方面。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不仅符合当前司法改革的方向,在实践中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我国当前的量刑建议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思考以期完善该制度。     

量刑答辩、诉辩交易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本文从量刑答辩立法上的规定与司法实际中的现状出发,讨论了量刑答辩与诉辩交易的异同,提出了看法。此外,又对量刑答辩的价值扩张所需要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进行了讨论。     

我国检察机关运用量刑建议权的现状分析与完善建议

在我国不断加快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程中,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重要权能之一的量刑建议权日益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也备受公众瞩目.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因为没有在立法上明确,不同地区和层级在进行量刑建议时,大都从各自对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理解出发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索,形成了操作上的不统一、不规范,运行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何充分发挥量刑建议的作用,使量刑更加规范、公开和公正,是当前刑事司法改革中需要深入探索的一环.     

刑事司法职权配置的概念解析

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是国家权力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分配体系,其理论基础是国家权力的分工和制衡。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不同于刑事诉讼结构,反映了控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履行刑事诉讼职能时,在横向和纵向上的职权关系。刑事司法职权配置的形式与结构,服务于惩罚犯罪和人权保障的刑事诉讼双重目的。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所体现的权力之间的制衡和协作,分别体现了刑事诉讼对程序正义和效率价值的追求。合理的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有助于刑事诉讼功能的实现。     

量刑建议的文本解读及规范适用研究——基于91份规范性文件的分析

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求刑权的一种表达形式。量刑建议可以区分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和不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量刑规范化司法改革”是量刑建议价值与定位实现“质的飞跃”的关键因素。自从《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案件中,量刑建议呈现出提出义务化、内容精准化以及法院应当采纳原则化等特征。由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并实现精准化,是对检察官的检察业务能力和刑罚裁量理论功底的考验。量刑建议的规范适用,首先在宏观价值层面上需要检察机关从刑罚裁量的基本原理出发,贯彻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的理念内涵,厘清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案件与非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不同价值定位;其次在顶层设计层面上需要对现行涉及量刑建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体系性的补充与完善,为量刑建议的提出提供行之有效的宏观指导;最后在司法实践层面上,需要检察机关与其他刑事诉讼主体进行充分地沟通与协商,发挥人工智能司法系统的辅助作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的配套机制。      

试论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

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发展,延续至今。论题概括了慎刑慎杀的刑事诉讼基本理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了其确立依据,阐述了其主要表现和司法价值,指出了其对当前刑事司法的启示意义。     

理性的诘问: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

作为程序性解决机制,刑事和解反映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它的运作契合了司法改革的目标,也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由于我国缺乏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重罪乃至死刑案件均可以和解,这必然对刑罚公正性产生巨大冲击,也容易滋生新的司法腐败。因此,在刑事和解推行过程中,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与引导,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     

死刑复核程序刍议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它的设置对于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统一掌握死刑标准,贯彻少杀的刑事政策大有助益。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死刑复核制度与二审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虚置现象严重,死刑复核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把死刑复核权下放,各省法院对死刑标准掌握不一,形成一国之内法律面前事实上不平等的局面。应将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院行使,创建开放式的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完善与辩护权保障机制研究

人类刑事诉讼制度在由纠问式向混合式诉讼的历史演进中,对近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确立和完善提出了内在要求。以审判权与控诉权分离为前提,被指控人获得了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辩护权成为一项法定权利得到确认并不断被强化,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法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在我国,辩护权作为刑事被告人的专属权利,来源于宪法的规定,具有最高权利效力等级,并通过刑事诉讼法将之具体化。然而,具体考察我国的辩护权保障机制的规定,我们发现即使在关涉被告人生命利益的诉讼中亦尚存在重大缺陷。当下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备受关注,而在这一程序的改造中强化辩护权的保障机制,是实现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机能的重要途径。     

侦查阶段超期羁押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侦查阶段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不仅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有违刑事诉讼的正义价值,而且产生了极大的社会负面效应。细究该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体制和侦查人员刑事诉讼理念方面的原因。根本性解决对策应是刑事司法体制的改变和刑事诉讼理念的转变。     

论刑事被害人参与的量刑正当性

量刑程序是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人民法院进行量刑活动的步骤，是刑事审判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英美法系国家量刑程序的特点是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分离，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没有独立的量刑程序，但评议和表决规则十分严密，比较注重限制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被害人参与不够、透明度不高，影响了审判公正；我国量刑程序应该包括量刑公开、量刑答辩制度等。     

论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

死刑刑罚具有不可逆转性,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是法治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必然,是刑事国际司法准则、平等原则和人权保障理念的基本要求。然而我国指定辩护中有效辩护保障机制的阙如及无效辩护的现实之巨大反差,使得完善我国死刑案件指定辩护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需从实行死刑案件指定辩护律师资格认定制、设置辩护质量的底线标准、确立程序救济渠道等方面加以着手。     

论酷刑

酷刑与人性有密切联系,是对人道的背弃。酷刑涉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层面,涵盖了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两个领域。酷刑是对刑的道德或法律评价。中国的酷刑,历史久远,种类繁多,形成原因复杂。对酷刑的审视,有益于刑的人道化、轻缓化。     

控辩平等视角下检察官刑事庭审角色定位

控辩平等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它是构建科学诉讼结构、体现司法公正及保护人权的需要,这已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达到共识,并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但在某些权力的设置上,特别是无法正确界定检察官庭审角色,影响到控辩平等原则的有效贯彻,亟需在立法中得以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落实。文章以此为切入点,从当事人和法律监督者两个角度,提出对检察官在刑事庭审中科学的权力配置设想,保障控辩平等的实现。     

刑罚制度的公正性设计

刑罚的公正关系着刑法目的的实现，针对司法实践中不公正的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对刑罚目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和刑罚制度重建的探讨反思，本文围绕公正的实质内涵追溯，力求对我国刑罚制度的重整提出建设性意见．以促进我国刑法功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