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扶贫的基层实践创新———海南省及琼中县教育精准扶贫调查

教育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 教育扶贫从理念、政策到实施,需要通过实践创新进行实践转化,而实践转化的程度体现政策设计的合理性和适用性。海南省是较早开展教育扶贫的地区之一,先后实施了教育扶贫移民、职教扶贫等反响较大的项目。 开展精准扶贫以来,海南省以“全上学、全资助、上好学、促成长冶作为教育扶贫的目标,制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体系。 文章基于实地调研,概括海南省教育精准扶贫思路及省级层面政策设计,并用琼中县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经验来证明,基层的实践创新可以将省级教育扶贫理念和政策设计变为现实。 海南省、县两级政府加大投入、利用教育系统人力资源优势,在教育保障、教育资助、贫困和留守儿童关爱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文化治理视阈下教育扶贫的逻辑与路径

教育扶贫作为扶贫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实践与理论领域关注。反思当前教育扶贫实践与研究,呈现出"强"政策依赖性、"窄"教育扶贫内容、"工具化"教育扶贫目标等现状,以致于过分关注"扶教育之贫",而忽视了"依靠教育扶贫"的整体目标实现。文化作为教育的上位概念,是我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教育扶贫工作必须关注文化的存在,且教育作为文化核心承载要素,文化治理逻辑符合教育扶贫要义,能够承担起教育扶贫的重任,可通过对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的治理,从观念、能力、行动方面,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使得贫困群体实现"要我脱贫"—"我要脱贫"—"我能脱贫"—"我会脱贫"的转变,这既是对扶贫过程的关注,也是对扶贫效果的重视,最终通过以人化文、以文化人、以文促建等路径,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和促进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发展的双赢局面。     

河北省大名县精准扶贫路径研究

自精准扶贫活动开展以来,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方针不仅旨在让全国贫困人口更早更准确地脱贫致富,更是要以人文本综合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形成一个长期健康有效的脱贫机制。本研究针对目前国内精准扶贫的基本进展和战略思想,阐述施行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分析了河北省大名县的贫困、脱贫现状、扶贫路径和经验,并从顶层设计、特色绿色产业、建设保障体系、教育脱贫、多方面筹措资金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经验措施,以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脱贫、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农业发展。     

西部地区精准健康扶贫模式探析——基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案例分析

精准健康扶贫是既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重要实践,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重大举措,还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精准扶贫的研究呈爆发性增长,但精准健康扶贫的研究却极其有限。本文基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健康扶贫的案例,从组织保障、信息识别、预防干预、分级协同、资源整合、项目安排和工作体系七大机制支撑等方面构建了"三级一体协同联动"的精准健康扶贫治理模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运行方式——基于山西省L县Y乡的实证研究

为确保2020年我国农村所有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脱帽,共同迈进小康社会,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湘西考察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后,全国上下开始掀起精准扶贫的热潮。作为精准扶贫方式"五个一批"之首,"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已成为农村扶贫的重要扶贫方式。产业扶贫离不开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种植大户等主体的参与。在众多主体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其具有天然益贫性而成为精准扶贫的理想载体。因此从农民专业合作社出发,以精准扶贫为视角,结合实地调研,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运行方式。通过对L县Y乡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实际操作过程分析,得出其参与精准扶贫的运行方式主要是"扶贫前"与政府合作,"扶贫中"与农户、龙头企业互动,从而实现"扶贫后"农户脱贫的目标。     

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在推进精准扶贫的事业中,金融扶贫既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工作,也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金融扶贫通过近几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体系机制不强,难以改变贫困户的心理和行为,从而影响了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的成效和效率.因此,解决我国金融扶贫的体系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系统分析,增强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进而提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效性,实现之后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治理路径

新时代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路径。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偏离、精准帮扶错位、精准管理缺位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不完善等4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文化深度性贫困以及政策执行主体面临双重压力、公共品供给错位、市场失灵的政府缺位等国家治理不足等。为此，在脱贫攻坚的最关键阶段，需要重点聚焦深度性贫困问题，从完善精准管理机制，提升帮扶政策精准度；强化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激发扶贫对象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等方面增强精准扶贫力度，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的常态化，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西部地区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企业扶贫模式探析——基于恒大集团大方县扶贫的经验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深入推进,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应实施多种组合扶贫方式,各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特别是民营企业可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提供可持续产业链支持,对贫困地区及贫困户精准施策,实现共同富裕。本文通过调查分析民营企业恒大集团对贵州大方县的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工作,总结其易地移民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综合全方位扶贫的经验,提炼出斩断穷根式的易地搬迁模式、搬迁点配套产业模式等精准扶贫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思想内涵特征及对扶贫实践的启示

为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自2013年以来,我国掀起了精准扶贫的热潮。正确认识精准扶贫思想的内涵特征,要克服将"精准"错误理解为"绝对""片面""个别""单一"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指令,避免认识的几大误区。需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重要批示及精准扶贫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从普遍性和特殊性、整体性和局部性、个体性和国家性、历史性和现实性、客观性和能动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短期性和长期性等辩证统一的关系视角,全面、深刻地认识精准扶贫思想的内涵特征。经过分析,可对精准扶贫作为国家新时期的扶贫思想、理论和战略进行内涵的概括。精准扶贫思想内涵特征的重要意义在于对精准扶贫实践的启示和指导,包括精准扶贫对象的认定,方法的实施,效果的评估三个方面。     

巴中市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究

巴中市是四川省的一个边远山区，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巴中市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巴 中式大摸底，贫困户识别更精准；二是实施六大扶贫措施 ，项目开展更精准；三是动态管理扶贫资金，资金使用更精准；四是推 进“五个一批”工程，措施到户更精准。巴中市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贫困户的脱贫主动 性不足、乡风不文明的现象比较突出、扶贫资金的管理有难度、产业发展还不够科学等难题。针对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通过 精准扶贫来引领扶贫工作的创新，制定有效对策，如激发贫困户的脱贫动力、重视文明乡风的建设、精准产业项目的引进、精准 扶贫资金的使用，奋力夺胜脱贫攻坚战。     

精准扶贫背景下基层政府瞄准识别机制的优化

精准扶贫的关键之处在于识别瞄准机制——贫困对象的精准有效识别和扶贫资源与贫困对象需求之间的精准有效瞄准。基层政府精准瞄准识别机制就是多元主体以科学高效的瞄准手段对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使扶贫资源精准落实。但目前的精准识别存在精准填表任务较重、数字化的脱贫指标使识别效率较低、形式主义的考核脱离实际等困境,提出了简化程序完善瞄准识别机制、统筹简化精准考核促进瞄准识别效果、健全贫困户识别退出与再进入机制、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增进贫困户参与积极性等优化策略。促进贫困对象真正脱贫,如期完成脱贫的历史重任,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先锋队引领与赋力村庄:精准扶贫何以落地生根?——以湘西苗寨十八洞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更是检验我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湘西苗族十八洞村作为习近平"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首倡地,其在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思想中创造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村级样本"。湘西十八洞村整村脱贫的经验叙事回应了当前精准扶贫何以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落地生根的时代命题,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注重扶贫先锋队的引领以及紧紧围绕赋力村庄来开展精准扶贫的工作。透过十八洞村双贫困的样态,扶贫先锋队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从抓住贫困问题导向、重塑村庄秩序和赋力村庄这三个方面来践行"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的主张。同时在认清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主体的基础上,扶贫先锋队在引领上以激发村庄内生动力为核心,统合扶智、扶志和赋能三项工作,将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进而真正实现赋力村庄。     

精准扶贫背景下光伏扶贫问题研究

精准扶贫是关系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光伏扶贫是在贫困地区开展精准脱贫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有益尝试。在实践推广中,要理解光伏扶贫的时代渊源和新内涵,理顺光伏扶贫的政策设计和运行机制,针对现实困境,坚持精准脱贫、遵循因地制宜、加强统筹规划,通过做好精准识别、鼓励和支持创新、积极开展"光伏+"应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等路径来提高光伏扶贫的扶贫效率。     

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治保障研究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既是“十三五”脱贫攻坚主战场,又是国家减贫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已进入新时代,要使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必须以强大法治保障为前提。纵观目前我国民族法治建设运行现状,仍存在精准化扶贫刚性立法供给不足、运行程序不规范、精准扶贫纠纷现代解决机制阙如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律体系构建、健全相关精准扶贫法治化工作制度、构建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确保相关扶贫工作在法治框架下规范实施。     

块数据在农村精准扶贫中的应用及反思——兼与“条时代”大数据应用相比较北大核心CSSCI

块数据意指把各种分散的点数据和分割的条数据汇聚在一个特定的平台上,使之发生持续聚合效应的数据。块数据能克服"条时代"大数据发展面临的共享难度大、垄断程度高、融合能力差、应用价值低以及安全风险大等一系列制约因素,降低农村精准识别中人为操控的可能性,提高农村精准扶贫项目安排的针对性,增强农村精准帮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促进农村精准脱贫效果评估的科学性。但是,运用块数据开展农村扶贫,仍然会面临数据失真、识别无效、确认困难、指标错位等问题。尽管如此,块数据对农村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脱贫的技术支撑和决策参考作用是明显存在的,对农村精准扶贫的生命周期管理、诚信体系建设和精准脱贫路径的拓展亦有重要的帮助。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从摆脱贫困到精准脱贫——论习近平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现实逻辑与思想脉络

扶贫是一项持续性的动态过程,脱贫思想亦随之嬗变。习近平在闽东工作期间,在脱贫领域形成了"摆脱贫困"的重要论述。通过对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梳理,厘清了"摆脱贫困"到精准扶贫再到精准脱贫的脉络和逻辑,并对当下精准扶贫与包容性发展融合的新思路进行了探讨。中国的脱贫事业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按期完成脱贫任务虽有难度但希望很大。放眼全球,仍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处在低效的扶贫状态,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应当在减贫领域贡献中国经验和智慧。     

增材制造钛合金微观组织及性能研究进展

科学选择的扶贫产业可以保障其长期稳定发展,对贫困农民更友好的公平分配可以实现产业精准脱贫。以现有的产业扶贫理论和产业选择理论为基础,结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科学的扶贫产业精准选择指标体系。以指标体系构建和多主体参与运作为核心,分析并解释了基于不同贫困层级的产业精准选择机制和内生的利益分享机制,认为持续的产业脱贫是外源性的产业扶贫与内生性的利益分享机制的统一。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