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民的组织培养的内涵和推动机制

新型农民的组织培养是充分利用组织资源,推进组织学习,提高农民技能,增强农民组织意识,实现新型农民个体和组织共同发展的培养方式。有效的机制和工具可以提高组织培养的效率。本文研究了建立持续不断学习机制、建立亲密合作关系、建立彼此联系网络、培养知识共享观念、培养创新发展精神、传授系统存取方法、确立能力建设目的等推动机制和实践社区在新型农民的组织培养中的应用。     

基于结构方程方法的新型农民培养效益实证研究

新型农民培养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构建新型农民培养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结构方程方法构建新型农民培养效益评价模型,综合运用SPSS和AMO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安徽省新型农民培养效益实施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培养需求对培养效益的影响最大,同时与培养内容和培养组织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现有的培养组织在培养内容和方式的实用性方面达不到农民要求。基于实证结果,文章提出了改善新型农民培养效益的对策性建议。     

黑龙江省新型农民培养的路径选择

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省新型农民培养存在政府投入不足、培养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因此,在新型农民培育过程中加强政府资金的投入力度,提高培养机构的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发挥农村合作组织的作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型农民培养的有效性：几个关键性问题的思考

新农村建设要依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因此培养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必然要求。在培养新型农民过程中,如何确保留住人才即培养的有效性是最关键性问题。在界定新型农民内涵的基础上,对于新型农民培养过程中的阻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解决新型农民的来源、培养有效性、培养方式等问题,通过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媒体多方共同努力,实现新型农民培养的有效性。     

新农村建设视野中的新型农民培养

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我国农民整体素质偏低，体现在农民经营能力落后、思想道德水平偏低、法律意识淡薄、精神文化生活贫瘠等多个方面。培养新型农民必须从基础教育抓起，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培养农民的创业精神，积极推进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并建立长效机制。     

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养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养新型农民。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必须结合农业、农村、农民的具体情况,坚持物质利益原则、农民主体性原则、民主平等原则。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应该具体做到:加大农村教育力度,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培养新型农民的带头人;开展丰富多彩的宣教活动,倡导社会新风尚,提高新型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大力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提高新型农民的民主法律意识。     

论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对新型农民培养的要求

新型农民合组织作为一种制度上的创新产物,在发展过程中仍需要不断的完善。本文在分析新型农民存在着内源性人才流失、外源性人才缺失等问题的同时,提出我国政府要不断加大关注政策引导、培养和开发新型农民合作组织领头人、加快农村信息工作建设等建议。     

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新希望——基于四川省培育新型农民的经验分析

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新希望,培育型新农民是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之一。本文基于四川省培育新型农民的事例,从人力资本角度说明新型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要人力资源,然后分析制约四川省培养新型农民的若干因素,最后对如何培养新型农民的作相关的思考。     

培养新型农民的路径思考

培养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环节和根本问题,如何培养新型农民自然成为“农”字一号的大课题。本文立足于这个前提,对培养新型农民的六条路径进行了思考。     

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型农民培养研究

培养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从一定程度上说,新型农民的培养过程就是一个知识管理的过程。知识管理对于新型农民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新型农民培养中的知识管理还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新型农民培养的效果。提升新型农民培养中的知识管理绩效应当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不断促进农村文化的创新,重视推动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构建科学的农村知识管理体系。     

台湾小农经济下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

台湾长期以来处于小农经济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农民组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台湾重要的农民组织有“农会”、“水利会”、农业合作社、“渔会”及农民产销班等。台湾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有 :上、下游农企业之经营 ;为农民与企业双方服务 ;为农民与有关方面沟通之桥梁 ;实施农业推广与农民教育     

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内“搭便车”行为的演化及其治理——基于行为门槛的视角

农户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农户的“搭便车”行为将导致组织运行的效率低下,其中,农户行为间的相互示范和相互模仿是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行为门槛（Threshold Models）理论刻画了组织内部农户行为的传递效应,利用差分方程描绘了农户“搭便车”行为的动态演化过程,分析了动态演化均衡结果的特性,提出了通过提高农户“行为门槛”治理“搭便车”行为的三个策略：源头治理、权利约束和文化培育。     

我国粮食产销中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育

分析了我国粮食产销中建立农民合作组织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阐述了各种农民经济组织形式的特点 ,提出粮食产销中建立农民合作组织的配套对策。     

台湾地区农业产销班经营模式对福建农民合作组织的启示

目前,福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长过程中,存在发展不均衡性、不规范以及缺乏有效外部制度保障等主要问题;而台湾地区农业产销班以其规范、健全、协调、高效的组织体系服务于小农,为台湾地区在小农经营制度下实现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现代化及“精致农业”做出了积极和巨大的贡献。台湾地区产销班成功经验,对推进同处相似背景的福建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的职能、作用及制度基础 — — 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例

我国加入WTO,使农业面临的挑战更多地来自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流通领域.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导向和约束作用不断加强,这要求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但是我国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很低,需借助适当的 中介组织.文章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例,在分析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涵义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的职能、作用以及作用发挥的制度基础.     

失地少数民族遭遇的结构二元困境——基于贵州溪村四次征地事件的分析

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导致很多少数民族群体的农地被征用,催生了一个新的边缘化群体即失地少数民族。该群体不仅丧失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而且面临着组织与制度资源的匮乏,陷入了一种新的结构二元困境中。要打破失地少数民族面临的二元困境,不止要限制地方和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积极培育和加强少数民族自身的组织建设以扩大地权,在征地中还应遵循程序正义和差别正义的理念,尊重少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唐山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践与启示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参与市场竞争和农业应对入世挑战的首要选择,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途径,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动农村微观组织创新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论文在对唐山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新形势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和丞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组建省一级联合会,加强政策引导和法律保护等八项建议。     

提高组织化程度 增加京郊农民收入

文章分析了京郊农民面临的增收形势,探讨了组织化程度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指出组织化程度低下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论述了组织创新的机理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两种主要模式"公司+农户"和"公司+专业合作组织+农户",以及这两种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发挥政府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职能作用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创新经营体制。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的研究，探讨农业合作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     

论责任规则视角下的农民留种收费制度

农民留种收费制度中引入责任规则旨在将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与开放共享适当结合,在保障育种者合法权益,减低维权成本的同时,消解农民留种侵权风险,促进育种创新与良种推广。鉴于留种农民的分散性,可建立种子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行收费权利。缴费义务主体为留种种植农民,不考虑其身份、留种目的及留种数量,以避免农民留种合理性判断的难题。收费标准以农民种植面积与数量为依据,且应合理低于通常许可使用费。在具体操作上,可采取农民留种申报的形式;应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信息系统和农民留种信息平台,以保证使用费分配的科学性;农民因留种缴费所增负担,国家应予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