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不是小说

《世说新语》所记内容属于历史事实 ,其中的史料被《晋书》和研究魏晋史的今人大量采用 ,该书的内容既不属虚构 ,也没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 ,因此《世说新语》不属于小说 ,而属于史料笔记或史料笔记文学     

《世说新语》非小说论

虚构性和自觉的创作意识是判断是不是小说的两条重要标准。唐以前的作家缺乏自觉的创作意识 ,不能自觉地进行艺术虚构 ,因此 ,唐以前无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从创作目的上看 ,刘义庆等人编撰《世说新语》的目的 ,是为想当官的人提供敲门砖 ,他们提供的参考资料必须准确真实 ;从写作手法上看 ,刘义庆等人摒弃虚构 ,采用“实录”手法记述当时社会上层中流传的名人逸事 ,嘉言隽语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从社会效果上看 ,《世说新语》所记皆实 ,为唐人修《晋书》大量采用。这些都说明 ,《世说新语》不是小说 ,而是一部生动纪实的史料     

论《晋书》女性形象塑造手法

从《晋书》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部颇具文学色彩的作品。它语言朴实却笔法传神,看似普通而实则逼真,人物虽着墨不多却活灵活现;从作品中我们还能一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气,尚清谈,对人物进行品评,使我们可以了解到魏晋时期士大夫们所标举的风度与审美趣向;同时从符合人物个性的语言中,让我看到了不同的人物群像;从细节描写上又能体会出编撰者的良苦用心,看似信手拈来却恰到好处的反应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记载神怪轶事则为作品蒙上了一份神秘色彩从而增添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文学性。从诸多富有个性的女性形象塑造上,体现出《晋书》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晋书》中的女性形象,作为《晋书》众多人物形象中的一部分,它的文学成就以及对后世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有待进一步的发掘及整理。     

唐修《晋书》未参引刘义庆《世说新语》辨证——以石崇为例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论及唐修晋史时,曾指出《晋书》大量地引用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材料。此说自唐朝以来,少有异议。现就《世说新语》所载石崇其人其事为考察对象,参照《晋书》以及他书,可以明显地看出,就石崇个案来说,唐修《晋书》时所参引的史料多异于《世说》而同于他书,可以证明当时所修《晋书》取材未必参引《世说新语》,而是另有所本。     

从《晋书》的编纂看《兰亭序》的真伪

本文考察了唐修《晋书·王羲之传》与《世说新语》及注所载的有关王羲之事迹和《兰亭序》的异同之后，指出唐修《晋书·王羲之传》是唐初修史馆臣为了迎合李世民偏好王氏书法的心意的产物，《传》中对《世说》所记有关的故事作了从塑造“书圣”形象为目的的修改，而《兰亭序》的后部分文字也是经“摹学”王氏书法的高手伪造后传入宫廷为太宗所得由褚遂良鉴定而入正史的。因此，《兰亭序》是伪作而非真品。     

唐修《晋书》采撷《世说新语》因由初探

本文着重探讨了唐修《晋书》采撷《世说新语》的因由。通过大量事例,论证了唐修《晋书》采撷《世说新语》的前提条件、主要原因及其重要原因。并对唐修《晋书》作为蓝本的减荣绪的《晋书》采录《世说新语》的情况进行了大胆的考证。     

《儒林外史》文体渊源试探

《儒林外史》不仅仅是直接从白话通俗小说发展而来,其文体渊源可追溯到《世说新语》,在不重纪事而追求人物神韵、文人性、真人轶事性、谐趣性以及适应于创作宗旨的分类结构等诸多方面,《儒林外史》都受到了《世说新语》的影响,吴敬梓在汲取《世说新语》所表现的文化精神之同时,把《世说新语》的文体因素融化到白话小说的创作中,使《儒林外史》的小说文体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实中有虚 以虚衬实——浅谈《世说新语》人物塑造问题

《世说新语》(下称《世说》)是一部以历史人物言行为题材的“志人”小说。它从《国语》、《左传》、《史记》以及先秦散文中的历史故事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开创了我国“志人”小说的先河,与“志怪”小说一起形成了我国古代小说的两大流派。“志怪”小说以虚幻神奇见长,而“志人”小说却以传神写照取胜。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基本上是忠于史实的,是否还有虚构成分呢?弄清这问题,对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的四大亮点——对比、比喻、细节和精练的语言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著名的“志人小说”。它刻画人物生动形象、栩栩如生。文章拟从对比、细节、比喻和语言四方面来探讨它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艺术成就。     

裴頠《崇有论》校释

裴頠字逸民,是晋朝的“名士”,也是一个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当时各政治派别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为赵王司马伦所杀。他的著作有《崇有论》和《辩才论》。《辩才论》大概是讨论当时所谓才性问题的,还没有写成,他就被害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崇有论》,《晋书》把它完全载入裴頠的传中。《晋诸公赞》说:“頠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照这个说法,《崇有论》共有两篇。《惠帝起居注》说:“頠著二论以规虚诞之弊,文词精富,为世名论。”(《世说新语·文学》注     

唐修《晋书》叙事二重性深层原因详探

唐修<晋书>虽作为官修正史却多采小说入史,尤其是大量采用了<世说新语>的材料.这使得唐修<晋书>在叙述过程中时时呈现出小说化倾向,它也因此具备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双重性质.而先秦至六朝、唐初以来历史观念的转变和六朝文风影响下小说文体观念的不断发展,使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走向融合,这也正是唐修<晋书>呈现叙事二重性的深层原因.     

曾慥《类说》独存之唐人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

曾慥的《类说》,作为宋代的一部重要的笔记小说集,以其博约兼资、增知广闻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征引亦较多,但系统的研究却几乎没有。以书中收录的唐人著作为例,发现《秦京杂记》、《两京杂记》、《汉上题襟》等三部笔记小说为《类说》独存,这是《类说》最大的学术价值所在,三部书的条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制造荣耀——乾隆帝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的历史书写

作为后金（清）崛起的重要战役,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     

《世说新语》书名、类目与编次问题思考

《世说新语》常见书名有三种:《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但究竟何者是它的本名,至今没有定论。《世说新语》类目的设定、秩序的编排与容量的控制彰显着作者的编撰意图,也产生了客观效果。《世说新语》的编排体例实有所本。     

今本《大唐新语》"伪书说"之再检讨

在关于《大唐新语》真伪问题的讨论中,吴冠文女士前后两篇文章所提出的“伪书说”是非理性的。通过具体考辨可以发现,《大唐新语》与《唐书新语》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者二者实际上就是同一种书。从宋代及明代前期文献称引《大唐新语》的情况不难看出:《大唐新语》的今本与古本在条目和文字上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今本《大唐新语》中找不到一条可指认为别书的文字。《唐世说新语》只是《大唐新语》流传中的一个异名,所谓今本《大唐新语》为明人伪造之说,完全不能成立。     

从《世说新语》看古代文艺批评形态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上,《世说新语》所开创的文艺批评方法,彰显出来的思想性,对于先秦两汉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形态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到唐宋时代的诗话批评形态的形成。但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于《世说新语》的这一价值、作用与地位,学者似乎认识并不够,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对此加以探讨。     

试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的结合

在崇祯皇帝继位、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垮台以后,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三部揭露谴责魏忠贤阉党的小说:《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在这三部斥魏小说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结合得最好,是最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部书令人瞩目之处是,该书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用艺术的手法,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东林党与魏党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在历史小说的写作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     

试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

《世说新语》历来被视为表现“魏晋风度”的杰出范本，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历史、政治、文学、风尚的珍贵材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说新语》文本获得的巨大成功与其所采用的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世说新语》的体例、人物塑造手法和语言运用三个方面加以论析。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     

略论臧荣绪《晋书》的史料价值

臧荣绪《晋书》括两晋历史为一书,材料详实内容丰富,是唐修《晋书》的底本。该书虽已亡佚,但通过对其辑本的分析看,其史料应多来源于萧齐以前的众家晋史和起居注,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既可纠正唐修《晋书》之讹误,又可补充其缺漏,是晋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