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治理：作为正在兴起的研究范式

媒介化治理作为一种正在兴起的范式受到学界关注。从本体论看，媒介化治理指在多元主体构成的治理网络中发挥媒介重要性的长期过程，其理论思想主要来源于媒介化理论、发展传播学和公共治理理论；从认识论看，媒介化治理的核心研究议题涉及媒介在治理网络中的角色功能、场景构建、方式手段、运作机制和效能评估等方面；从方法论看，媒介化治理研究涉及批判主义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媒介化治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双重动力下，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学科研究新领域。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体现在:从治理理念上来看,它是理性化治理;从主体参与上来看,它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治理机制上来看,它是法治化治理。沿着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应该转变国家治理理念,寻求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之策。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从脱域到复嵌：智媒时代网络空间现代化治理新路径

网络空间治理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现代性背景下的网络空间符合吉登斯所提出的“脱域”特征，基于脱域机制的运行，网络空间呈现无规范的真空、技术的超前性和管制的滞后性错位，社会话语杂芜与群体极化现象，以及圈层凝结、主流价值难以引导，社会共识的解构与离身等现代性扩展的一般规律特征。因此，反思中国社会转型期网络空间的秩序治理问题，需要将“嵌入”纳入网络空间治理过程，通过政府、平台、用户等多主体嵌入实现协同治理，打造网络空间治理的共同体；在媒介可供性背景下通过场景嵌入以一摄多凝聚社会共识；同时引入涡轮模式打造智慧化治理体系，最终通过“嵌入”理顺现代性逻辑，形成多主体外部治理、涡轮模式内部治理、场景机制勾连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逻辑与推进路径

中共中央提出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既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框架支撑与内生动力驱动,也从侧面凸显了加快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紧要性。基于“低组织化”“碎片化”“被动化”“内卷化”的问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应妥善调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协调、治理层级提升和治理重心下移、治理方式刚柔并济及制度的“良法”与“善治”这四组逻辑关系,进而从总体思路、价值基石、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功能结构等方面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     

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之构建

农村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文章在梳理现代 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性演进基础上,针对我国现有乡村治理体制性困局,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命题,提出了面向公正发展中国农村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选择———构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的观点,并对农村社会治理生态概念、系统特 质、系统构建等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给出了如何打造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系统的系统 建议。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精英“依附式”生态社区治理的探索——基于陕西袁家村的启示

在国家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实现城乡生态社区治理是新时期贯彻生态文明纵深发展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也是深入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传统的"二元化"结构范式的社区精英治理,不仅难以适应生态治理"一核多元"的现实要求,同时,"精英俘获"附带的管制型治理思维也同生态的开放共享诉求相背离。新精英行动更凸显了开放、创新和共生的发展新理念,"依附式"模式契合了生态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也体现了二者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互动良序发展的现实诉求。袁家村以新精英思维构建了党支部为核,干群为基,精英主导的生态社区治理模式。这为当前的生态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有益启示。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基于话语分析与公共治理视角的新媒体事件话语生产类型及叙事模式

以逻辑分析和框架描述的“类型-权力”分析视角为研究工具,即“类型学社会话语”分析法,分析新媒体事件的“类型箩筐”及其“话语场域”,将新媒体事件归纳为4类话语：国家（民族）话语、公共话语、民粹主义话语和文化话语,分别体现了官方意志-爱国主义、公民性力量、戏谑狂欢精神和文化建构逻辑,为日益频发的新媒体事件提供框架性的质性认知。分析认为,新媒体事件的话语生产方式代表了一种创新的媒介逻辑,这种新型逻辑推动着“媒体-公民-政府”三者的互动,重构着权力配置机制,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公共治理路径的转型。     

智媒智治：全媒体推进现代治理体系建设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要求,同时也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把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紧密联系了起来。由此,进一步动态观察新媒介生态,深度理解全媒体传播体系,更好地发挥新媒体舆论引导和社会治理功能,进而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议题。这是新媒介日益成为基础设施和媒介化社会到来之际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具有较强的现实关怀和当下价值的学术命题。为此,我们推出“媒介新生态与中国式现代化”专题,试图通过笔谈的形式就以上问题做出回答。喻国明的《元宇宙、游戏与未来媒介》、秦艺轩和郭晨的《游戏化社会的趋势、逻辑与反思》、张英培和胡正荣的《智媒智治:全媒体推进现代治理体系建设》、张淑华和贺子宸的《用新媒体激发人的现代化》等4篇文章分别从媒介技术前沿、社会最新势态、全媒体时代的治理体系、人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等多个维度,由表及里,层层递进,描绘和解读“技术-社会-治理体系-人”的互...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道德问题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道德信仰危机严重削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社会公德匮乏损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知行脱节妨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效果,所有这些均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道德问题的突出表现。究其生成逻辑,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是道德领域问题突出的根本原因;民主法治不健全是道德领域问题突出的主要原因;社会制度安排不公正是道德领域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不良社会思潮冲击是道德领域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因而,要真正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道德问题,就要认识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加强道德问题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路径;健全民主法治建设是加强道德问题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优化社会制度安排是加强道德问题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弘扬先进道德文化是加强道德问题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直接路径。只有综合施治,才能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早日实现。     

试论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涉台公共政策体系构建

涉台公共政策体系是由大陆单边主导推进的,以台湾同胞为政策受众的政策体系,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逐渐落实台湾同胞同等待遇,使其有效融入大陆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涉台公共政策体系的实质是国家涉台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子系统。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有利于实现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落实国家统一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有机结合。构建涉台公共政策体系,应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进行,着力增强国家涉台治理体系的回应性、开放性与包容性,优化落实统一过程中社会公共资源的供给与配置,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在两岸人民之间的最大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探索,是一个不断超越、与时俱进的开放历史进程,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性体现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作用和党的宗旨与初心、使命等,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形成过程中还具有合目的性。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立场,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目的。这种目的性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和目标指向,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的基本价值准则和根本目的。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合规律性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性,合目的性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性,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的国内外风险挑战更为错综复杂,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更加激烈,可以说,当今世界相较于任何一个人类发展阶段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最为复杂的,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新时代,要在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及其内在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磅礴力量;坚持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基本价值准则;坚持发展和改革创新,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治理效能和效力得到双重提升。     

国家审计治理战略目标及实现路径研究

国家审计治理是国家治理系统中的一种内生的、长效的监控治理子系统.文章以组织治理、路径依赖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指导,论述国家审计治理具有全面性、监控性、免疫性、适应性及和谐性的"五性"特征;明晰定位了国家审计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审计治理的战略目标;透视了国家审计治理的六个具体实现路径;刻画了国家审计治理实现路径的"六化"结构图谱;旨在拓展和深化国家审计治理理论,确保国家审计治理的实现效率.     

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维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它伴生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体现出明显的合作性要求和公共性特征。国家以根本制度的形式将共建共治共享固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共建共治共享包含分析、化解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三维逻辑:共建位于社会治理的主体维度,以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依靠谁”;共治位于社会治理的路径维度,以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怎么办”;共享位于社会治理的价值维度,以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回答了“社会治理为了谁”。     

过程治理模式运用于医疗纠纷的理论和 实践框架分析∗

近年来,医疗纠纷已经被纳入社会纠纷治理框架,转变为一个社会治理问题。 恶性医疗事件的 频繁发生表明医疗纠纷并未得到有效治理。 当前的医疗纠纷治理实践可以归结为问题导向的治理模式。 这种治理模式注重医疗纠纷中的显性问题却忽视了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治理纠纷个案但却无法根治 原因事实,存在一种固有的视域障碍。 究其症结,主要在于该种治理模式强调对医疗纠纷静态的结构分 析而忽略其动态过程。 要克服这种视域障碍,就要从过程视角来认识医疗纠纷并以过程思维来理解医疗 纠纷治理实践,在具体治理中引入过程性分析,既治理个案又能够根治原因事实,塑造医疗纠纷过程治理 模式,进而实现对医疗纠纷的全面、整体、动态与根源治理。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族事务治理及其现代化

民族事务治理是国家建设和治理的重要内容，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既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又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繁荣昌盛。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基本行动逻辑与中国现代化的形势、进程密切相关，必须要实现现代性和整合性双重目标，利用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种力量。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形成了领导民族事务治理的观念、理论、组织、制度和动力等关键要素，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了民族工作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原则方向、政策取向、基本方略与行动方式。有利于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进而有利于各民族团结奋斗，充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凝聚全民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