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事件的话语生产框架:基于类型学社会话语的分析视角

本文以类型学社会话语的分析框架将新媒体事件归纳为四类话语即国家(民族)话语、公共性话语、民粹主义话语和文化话语,话语背后分别体现了官方意志与爱国精神、公民性力量、戏谑狂欢精神和文化建构逻辑。这些话语共同构成了新媒体舆情的主要表达内容。     

突发公共事件全球传播的积极话语建构——以“云南大象北上南归”为例

突发公共事件的全球传播是信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积极话语建构是迎接这一挑战的重大哲学转向和创新思路。在积极话语建构的范式下,重新界定危机是什么、从全新视角认识危机、讨论如何化危为机的“危机重构话语”理论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全球传播提供了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的系统阐释和全新路径。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本文选取“云南大象北上南归”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验证了“危机重构话语”原则与策略促成该事件化危为机、成就卓越全球传播的关键作用。另外,本文还从案例中提炼出五种面向全球的危机沟通技巧作为该理论的补充,力求在“宏观原则-中观策略-微观技巧”三个层面上为未来突发公共事件全球传播的积极话语建构提供整体方案。     

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

现代传媒公共话语讲述,体现了社会大众对政治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与公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事务的参与关注。中国传媒经历了一个从绝对政治权力话语到政治公共话语领域的转型,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大背景下,逐步建构起传媒的公共话语系统。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回应着公共参与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媒介期待,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传媒自身的发展意义重大。     

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前瞻

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文化政策演变的结构性梳理发现,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是我国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战略地位上,文化从“边缘”变为“主流”;功能定位上,文化从“思想管制工具”提升为国家“软实力”;管理思想上,实现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话语权力配置上,从垄断性“国家话语”转换为市场、公民和国家共同参与的“国家整合话语”。正是这种成功的文化政策转换,促成了今天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     

论公共管理的历史与逻辑

运用文献分析和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研究方法,首先评析了近代以来依次在公共行政平台上呈现出的几种理论形态:以公共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为中心的社会契约论;以公共组织的效能性为中心的官僚制理论,以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中心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公共决策的公民参与为中心的商谈民主理论.以此历史线索为据,提出了公共管理理论的逻辑结构为:以公共利益为逻辑起点,以公共权力、公共组织、公共产品为逻辑中介,以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为逻辑凝结.进而把公共管理理论所应解决的基本问题界定为:采用什么样的公共决策体制提供公共产品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艺术

当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的产生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最重要的特征乃在于它的“公共性”。其中关于“公共空间”的权力问题尤其受到公众的关注。它包括行政权力、资本权力、专家权力和公民权力。在我国,要保证公共艺术健康、有序地发展,建立完善的公共艺术制度是当务之急。     

软性话语抗争：青少年公共参与中的网络语言使用研究

在中国互联网的舆论环境中,青少年在公共参与时经常使用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本研究选取“95后”“00后”的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公共参与中,通过网络语言的使用、传播与扩散,进行话语抗争的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青少年在公共参与中使用网络语言进行的话语抗争,是一种软性话语抗争。它是在青少年个体的表演、群体的围观、整体的惯性中逐渐形成、扩散和被“包装”的,具有底层性、弱者武器性质的一种日常软性话语抗争。它开始于话语,也往往止步于话语,而不是像“传统”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中,话语作为抗争的可调用工具或文化要素,或者作为一种延伸。青少年的这种软性话语抗争,从语言角度投射了中国青少年在公共参与语境中的复杂处境。     

话语·意指·权力——结构主义理论进路下的传统情理法文化

文章以结构主义为方法论,从三个方面分析和阐释了传统情理法文化的深层结构,即首先从司法和立法的维度分析了情理话语的形成,其次探讨了合情合理所蕴含的衡平观念,最后探讨了情理法文化下的权力技术问题。通过上述分析,阐释了传统语境下的“话语-知识”与“话语-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公共生活视域下高校德育话语转型研究

近年来,公共生活中出现的"道德悖论"现象中闪现着大学生群体身影,折射出高校德育话语面临着在生活德育化与德育生活化交互转化进程中产生的"失语"困境。针对公共生活元素的强力涉入,高校德育话语必须进行"生活化"转向,通过话语体系构建、意义架构、权力共享的自我呈现等途径对公共生活的理念、秩序规范、实现路径予以重塑,不断提升话语有效性与阐释力,以适应与公共生活间的契合需要。     

从权利到治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话语转向

综观国内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多持一种权利话语,视公共文化服务为民众应该享受的一种文化权利。作为人权概念范畴下的文化权利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表达与运用有其相应的规定性和指向性。如果我们未加明确和限定地加以运用,反而会带来学术研究的一种视野遮蔽,忽略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意蕴。公共文化服务不仅仅关涉文化权利问题,其所内含的独特属性,涉及文化与权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关乎治理话语的议题。因而,在权利话语之外,需要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从权利向治理的话语转向。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流行语与文化话语权变迁研究

社会流行语作为文化的重要表征与隐喻,记录了中国当代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足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社会流行语的发展和变化历史,无论从生产主体到内容选择,还是从传播平台到解读与再传播,都代表着传媒场域中我国文化话语权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威传媒机构到互联网的变迁过程。这一话语权的变迁,为社会公共治理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带来了问题和挑战。但是,这一变迁是传媒变革以及技术力量赋权所带来的公共话语权力空间再造,并不是对原有格局的颠覆与对立,管理者需要的是:以民心所向为指引,读懂大众话语实践背后的社会实践倾向,将大众“话语实践”转化为管理者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     

对权力话语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福柯、布迪厄、巴赫金的权力话语观,提出了话语研究中的权力话语的重要性,认为社会语言学家应帮助公众利用批判性话语研究工具解构话语中隐藏的权力和社会意识形态,揭露权力话语对公众的欺诈性。     

论新媒体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嬗变与重构

在新媒体条件下,传统社会的权力控制方式尤其是思想控制方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消解和冲击,加上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弱化了公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现代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导致了工具理性的泛化。这使得意识形态话语权呈现出从“舆论一律”到“众声喧哗”、从单中心到多中心、从强组织到弱组织的发展态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新媒体条件下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是应有之义。我们要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积极构建新媒体传播平台;不断增强议题设置主导权;强化新媒体的行业自律,推进以“法”治网。     

从博客传播看中国话语权的再分配——以新浪博客排行榜为个案

一、前一J一口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媒介技术革命都会带来集体的精神狂欢，从19世纪的电报到20世纪的电视、互联网，再到21世纪的博客，都概莫能外。原因在于技术的可能性往往与人类的理想产生了某种契合，而且这种理想又与信息超越时空达到人人共享、从而促进社会民主和人类进     

略论媒介话语权之均衡与公民社会参与

在我国网民规模雄居世界首位、互联网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着传统意义的大众媒介话语权。充分认识新媒体对媒介话语权的影响,可以更好地引导新媒体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作用。     

转型社会争议性议题的媒体再现研究

对争议性事件的报道与再现,是考察大众传媒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场域。本文整合社会学与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和话语资源,分析和研究了争议化传播的社会背景,反思当前媒体对争议性事件报道的处置手法与模式,探讨了从再现争议到价值协商的争议性事件报道与传播的利益诉求与实现路径。     

当前中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与策略

积极舆论指的是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情合理的对策建议或持续的动力,从而有利于某些社会问题或事件朝着有益方向发展的健康舆论,与之相对的是消极舆论。舆论环境由舆论组成。如果一个社会的舆论以积极舆论为主,不同领域的积极舆论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积极舆论环境。积极舆论环境建设有利于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利于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外的一些消极舆论给当前中国的积极舆论环境建设带来了极大挑战,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要避免消极舆论的产生和影响,依法治舆,做好舆论治理和导向工作,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积极舆论环境的新格局,最终让积极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     

浅论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话语

社会性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一个概念,是体现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比较关注权力关系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自然也关注有关社会性别话语的研究,其理论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为社会性别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本文将在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对有关社会性别话语的研究进行简要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