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互动对商业养老保险购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从正式互动和非正式互动两个维度构造了社会互动变量,实证分析了社会互动对商业养老保险购买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互动叠加了伙伴群体效应和群体示范效应对居民的保险购买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地,社会互动的影响具有空间和人群的异质性,其对东部、中部地区和城市居民的保险购买有正向影响,对初等、高等学历和高收入居民也有积极影响,但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以及低收入、中等学历居民没有影响。提升商业养老保险购买率需要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激发社会互动的正向影响。     

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基于CHFS 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HFS 2017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情况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家庭金融排斥,对支付储蓄排斥、信贷排斥和商业保险排斥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对支付储蓄排斥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对信贷排斥的抑制作用次之,对商业保险排斥的抑制作用最小;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和区域差异,互联网使用情况对户主为老年和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最为显著;社会互动和信息关注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庭互联网使用率、拓展线上线下社会互动渠道、提升农村居民的信息关注度等,以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金融素养、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和微观收入流动性的关系探讨——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法,研究和分析金融素养、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和微观收入流动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具有增收效应,金融素养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微观收入就增加0.096个百分点,且在纠正内生性后依然得以验证。金融素养的提升促进家庭积极参与金融市场,市场参与行为的正向溢出效应增加了家庭收入,即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在金融素养促进微观收入流动性提高中具有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72%。由此,国家、社会、金融机构和国民等各社会主体应该共同努力,以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和微观收入流动性。     

金融素养过度自信影响股票市场参与吗?——基于中国城镇家庭的微观数据

金融素养在家庭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对家庭金融行为影响日益突出.基于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研究金融素养过度自信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过度自信对股票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股票资产的持有额度及在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持有股票的家庭而言,金融素养过度自信对金融资产结构中股票资产的比例的影响呈U型.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素养过度自信会通过增强风险偏好,进而提高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据此,文章建议:政府增加金融教育供给,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增强消费者的风险认知,使消费者理性参与股票市场.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成为我国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中亟须攻克的难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的贫困状况,但减贫效应随着区域、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差异而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这三个分指标均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西部地区的作用,需要重点关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学历群体中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低学历群体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通过增强居民主观选择金融服务意愿缓解居民融资约束;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减贫效果.     

社会医疗保险参保居民对医生信任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居民对医生的信任度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密切相关。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信任理论,运用分层回归的方法,分别研究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居民对医生信任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当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度、看病点整体医疗条件满意度均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居民的医生信任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使用互联网娱乐的频率仅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居民的医生信任度有显著的负向抑制效应;个人社会地位仅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居民的医生信任度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因此,应从提升地方政府官员的公信力、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整体医疗条件、加强医疗卫生领域正确的舆论引导工作以及提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居民的社会地位等方面,提升我国居民对医生的信任度,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奠定基础。     

数字鸿沟背景下金融素养的世代差异研究 ———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出生于不同世代居民的金融素养状况及其差异原因,并深入探讨在信息技术变革背景下数字鸿沟机制在金融素养领域的渗透与延展.实证研究发现:(1)青年世代、中年世代和老年世代居民之间的金融素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世代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两个世代群体;(2)以网络参与水平和获得金融知识和信息的渠道作为中介变量,发现网络参与水平越高或越是以线上渠道作为获取金融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其金融素养水平越高;(3)采用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发现网络参与水平越高的居民更倾向于通过线上渠道获得金融知识和信息,这一链式中介效应部分解释了金融素养水平的世代差异.研究结论为世代间数字鸿沟的不平等结构在金融领域再生产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配置的传导机制及效应

商业保险兼具风险管控与财富管理双重功能,是家庭安稳和家庭幸福的重大选项。基于社会互动视角,根据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探讨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配置的传导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总体看,社会互动与家庭商业保险配置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变换度量指标以及变换回归样本之后,结论依然稳健。分样本看,社会互动仅对处于一线（准一线）城市、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较高（受教育时间不小于15年）以及位于东部沿海区域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显著正效应。金融素养在社会互动促进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地,内生式社会互动显著提升了家庭的金融知识水平,情景式社会互动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二者分别提升了居民对于商业保险的信息知晓度与信任度,从而推动家庭参与商业保险,金融信息传递与金融产品信任是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重要传导机制。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创造良好的社会互动氛围,提高社会互动质量;提升商业保险产品与家庭保险配置决策的适配性;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强政府对社会互动的推动引领作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对社群经济的智慧监管与约束。     

非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非正规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在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借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消费、健康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而创业的途径没有发挥中介作用;非正规借出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收入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通过采取措施强化以上影响机制的积极作用,削弱其消极作用,可以缓解非正规金融活动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损失。     

国内学业不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综述

学业不良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从社会交往、社会认知、社会行为三个方面对国内现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在社会交往上,多数研究表明学业不良儿童同伴关系不良,师生关系消极,家庭方面存在各种问题;在社会认知上,大量研究发现学业不良儿童的自我概念消极,不良情绪体验较多,学习动机弱,缺乏正确的归因方法;在社会行为上,研究显示学业不良儿童存在较多的问题行为,并且与未成年犯罪者有共同特征。     

社会互动视角下驱动消费者绿色购买的社会机制研究

绿色购买不仅受到与环境相关的内部心理因素的促进作用,还受到与社会互动相关的外部情境因素的驱动作用。基于社会互动理论视角,聚焦于社会规范中的命令性规范,构建了绿色购买的社会机制。通过两组实验研究发现,相比普通环保信息,命令性规范信息增强消费者的绿色购买意愿;社会价值中介两者之间的关系;社会距离调节命令性规范信息对社会价值的影响,并调节社会价值的中介作用,在远社会距离情境下,消费者感知到更多的社会价值,但社会价值的中介作用比近社会距离情境要弱。基于此,提出政府应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绿色消费社会互动氛围,并提出了具体的企业营销措施。     

产品广义交互设计的内涵及其价值转向

进入21世纪,产品的交互方式和体验价值成为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广义的交互性不仅包括传统的人机交互,还涉及到由产品引发的人际交互。传统交互设计主要关注物质维度的实用功能和行为维度的使用方式。当代广义交互设计主要聚焦于自然交互和社会交互,促进技术的人性化和人际和谐,人性价值和社会效应至上,正是广义交互设计的价值取向。     

同妻群体的虚拟互动实践研究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为同妻这一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地域、文化等原因无法进行群体间社会互动的特殊文化群体提供了一个必要的交流平台和场域,因而虚拟互动对于同妻群体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以网络同妻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人类学中虚拟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和结构性访谈对同妻群体的虚拟互动过程进行描述分析,认为同妻群体因情感亲和与寻求社会支持等原因进入虚拟互动场域之中,通过同妻与客户端、同妻与同妻志愿者、同妻与其他同妻等不同类型的交谈互动,不断质疑"我是谁",倾诉自己的痛苦感受,不断反思自身,重建自我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建构"自我"与"他者"的边界。虚拟互动实践促进了同妻群体对其自身身份的确立和认同,为从虚拟社会工作的层面合理地疏导同妻问题,提升同妻生活质量提供了有益的现实基础。     

交往和实践是社会发展的两大主动轮

对交往与实践的关系,在前苏联、西方和国内一些马克思研究者那里都有所论述,但也都有所不足。马克思虽没有直接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交往活动和实践活动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二者的关系做了大量的论述。本文从马克思的重要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入手,梳理了马克思交往观和实践观;再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论述了交往和实践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人类历史不是只靠实践推动的“独轮车”,而是由实践和交往共同推动的“双轮车”。     

新媒介时代人际互动的形态变迁

新媒介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传统人际互动形态的变革。借助新媒介平台实现的互动范围跨越时空界限,互动过程同步共时,互动体验综合感官,互动对象向公众延展,互动领域公私界限模糊,人际互动内容呈现出外显化、浅表化和公共化的趋势。因此,新媒介时代是传统与新型人际互动形态共存的时代,人们在关注其日益显著的社会影响的同时,还将重新认知和延展人际互动的涵义。     

虚拟穆斯林社区的社会网络

虚拟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网络,与现实社区一样,存在着强关系、弱关系等网络关系,因此,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虚拟社区的互动结构,是一种恰当的方法.文章借助网络图呈现了虚拟穆斯林社区的整体社会关系网络,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点度、中心度、中介性、密度与凝聚度等指标,具体分析和梳理了虚拟穆斯林社区的整体社会网络.研究发现,在中国穆斯林网站,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围绕某些核心ID和热门话题的互动关系网络,但就整体网络而言,虚拟穆斯林社区的关系网络主要是一种弱关系网络,呈现的是一种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     

西方劝说中的演说气质

亚里士多德 (13 5 6a)在其《修辞学》著作中区分出三种劝说手段 ,即以理服人 (论理 )、气质感人 (伦理 )和以情动人 (情理 )。这三种手段通常能通过修辞家的修辞艺术来实现。从广义上来讲 ,劝说过程即证明过程 ,它包含与之相关的性质 :信赖、可信赖程度、信任、可信程度 ,并涉及用来保证这些性质的物体和方式。亚氏认为第一种手段是修辞学恰如其分的任务 ,其余两种是根据听众的种类产生的附加手段。但这两种附加手段在古希腊演说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也在当今社会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拟分析讨论第二种手段 ,并通过篇章分析来说明这种手段在社会交往中的运用     

社会互构理论下关于构建和谐民主关系的探析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剧,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民主意识开始根植于我国民众意识之中。和谐的民主关系同样也是建设和谐中国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从社会学视野出发,以社会互构理论为分析工具对我国民主关系的现状、问题及原因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并着重用解释机制探讨推进我国和谐民主关系的构建的对策和建议。     

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

发展与和谐是辩证统一的,发展是和谐的前提、途径、目的;和谐是实现发展所必需的环境、条件、支撑。发展与和谐的辩证关系,落实到人类社会,展现为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正确认识和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通过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科学发展,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