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理与过言?--论张载对庄子的评述

张载之学以六经为本而不废佛道精髓,尤其重视老庄的思想资源。张载认为,庄子明“理”但过于极端,终以之为梦幻。张载认可庄子所明之理,而批评其过言、过动,并常以庄子为鉴,警示学者。张载强调,学者当立心求道以明理,使天德得以盛大,使仁义能熟于内外,使天地之性与帅能在自身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远游无穷，近观生面：潘雨廷论船山思想历程

除范畴研究与方面研究以外，船山研究还应再现其心路历程，深入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才能领会船山思想之精蕴。潘雨廷作为著名的易学家和道教学家，从易学时空观、三才观、道教身体观的角度，紧密结合船山出入险阻、辨章三教的一生经历，对船山思想的发展加以审视，深入完整地呈现了船山始终追求“行己有本末”,先历地道、天道、人道之“远游无穷”,后经“反身体认”,终归六经而“近观生面”的心路历程。该历程具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由地道而天道，救世而究理的阶段；第二是从社会学的人到生物学的人，“远游无穷”而体认“造化在我”的阶段；第三是诚合内外之道，回归六经而近观生面的阶段。开六经之生面是船山“行己有本末”,落实“诚合内外之道”的自我选择。     

廖平经学思想检论

廖平是近世经学大师,其孔子改制之说间接地在晚清维新变法思潮中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然而他将今文经学思想发展到极荒诞的地步:以孔子为素王,以六经为孔子因革改制之作,片面地以礼制区分经今古文学,以《王制》统六经,进而以六经统全球,最后由“天学”建构离奇虚幻的“皇帝之学”。他的荒诞是高度学术水平上探求真知而出现的谬误,故为近世今文经学的终结者。     

传统之源——兼谈“六经”的价值

“六经”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最早源头,也是华夏民族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虽然历史上也曾有外来文化汇入中国文化的情况,但这个最初之“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本文之所以采用“传统之源”的题目,意在澄清中国文化之“源”乃是“六经”,诸子百家只是其“流”.我们可以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先秦的元典时代”和“汉以后的经学时代”.这个“元典”既包括“六经”的“元典”,也包括继起的诸子学“元典”.而“六经”又是诸子学之“源”.胡适等人所谓“截断众流”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是不可取的.     

略论《韵略汇通》的几个问题

《韵略汇通》(以下简称《汇通》)是历史上一部重要的韵书,多年来不为人重视,在当今学术昌明之世,整理研究这份遗产乃学术之急。这里约略讨论了《汇通》的几个问题,请同道指教。一、《汇通》的作者及成书过程《汇通》标为兰茂编次,毕拱辰更定。其实是毕的书,与兰茂关系不大。毕拱辰,明末人,而《明史》不载,根据《掖县志·忠节》(清嘉庆修)及《掖邑乡贤     

《六经奥论》作者与成书考辨

有关《六经奥论》的作者和成书是一桩公案。通过全面考查,《六经奥论》为改编署名“二郑”的《六经雅言图辨》而成,编定时间大致在宋末。《六经奥论》夹行小注中标注出处和所指部分元初已有,其阐明原因和意义的部分盖出于明初危邦辅祖父之手。《六经奥论》内容确与郑樵有关,但也有许多并非郑樵的言论,所以使用此书应该审慎。     

追寻六经之本———曹元弼的《孝经》学

在晚清民国经学中，曹元弼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元弼遍注群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而在他的经学思想中，他通过注解《孝经》，为其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继承郑玄的思想，认为《孝经》是六经之道的总汇。在曹元弼看来，六经之道，在于人伦，而《孝经》恰恰提供了这一人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认为通过《孝经》中的“爱” 与“敬”，可以贯通百王之道，六经之法。     

《养晴室笔记》七则(选刊)

《养晴室笔记》,綦江庞石帚先生晚年所著书。甫成三卷,而先生逝世。遗稿久藏箧衍,未经刊布。经商得先生家人同意,由本刊选载数则。尝鼎一脔,读者鉴之。     

从关联论视角看应用翻译

根据关联理论,翻译过程是一个三元明示推理过程,要求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三方达成认知上的互明,因而,能否提供最佳语境效果、达成与译语读者的最佳关联是翻译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而应用翻译强调顺应的语文化规约,译文要符合译语读者的期待,以有效实现翻译目的,二者可谓不谋而合。鉴此,根据关联理论的原理,可以提出应用翻译中“归化”性明示和“异化”性明示两大处理手法,化暗含意图为明示信息,使译者意图与读者期待相吻合。     

根柢六经醇而不肆——汪琬古文创作探论

在明末"性灵"文学思潮趋于衰颓,清初古文复兴的大潮中,汪琬倡导文本六经与盛世之文,其古文根柢六经,崇尚法度,追求昌明博大之趣,堪称"清文"的开山.然其嗜引经传之语,斤斤于法度,乃至援八股文法入古文,创作上也存在不少弊端.总体以观,汪琬古文代表着清初古文发展的潮流,并对清代古文的发展演变与理论建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论作为审美接受的“兴”

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极富原创性的核心范畴之一。兴最初是作为阅读理论和接受方法而受到文论家们的关注。兴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美刺走向审美的过程,当兴淡出于美刺教化、突显文学和审美功能的时候,兴作为接受的一面呈现出蕴藉含蓄、意在言外之美,日益满足读者对作品的认知需要,使读者从更广阔的空间体味其"韵外之致"。兴的内涵与西方接受美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又与古代的言意之辨有密切关系。     

论认知机制差异对译作解读的影响

译作解读作为一种认知活动,必然不悖于读者认知机制的生理构造和功能。认知机制的核心乃是大脑皮层的神经系统,遗传基因和后天生活环境制约和影响着个体神经系统机能的发生、发展,因而也制约和影响着其对译作的解读。读者个体的遗传条件和后天环境千差万别,所以对同一译作的表征因人、因时、因地、因文化而异,这种差异是合理合法的。     

康有为“六经五记”与近代经学转型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研究,从破坏的方面说,打破了十三经系统,使人从尊经转向疑经,带来了经学的革命。从建设的方面言,辨伪经传不是目的,康氏在辨伪的同时,又以正名的方式,论证了“孔子作六经”的命题。六经之中,《易》和《春秋》是孔学正宗,而《礼运》《中庸》《孟子》《论语》及《公羊传》等寄寓着孔子的微言大义。康有为主张用五部传记来配六经,藉此重建新的经书系统,此即“六经五记”。通过对经典的注解,康有为建构了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即天元性命之学。由此阐发的仁学思想,则为其政治制度和大同世界的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体现出政治学与心性学的统一。康有为的“六经五记”以今文经学为主,兼采宋明性理之学,这一调和汉宋的思想体系,为当代的“回归经学”思潮开拓了一种新境界。     

论文学与艺术的关系

本文首先从传统美学的角度,傍征博引地论述了诗与绘画、音乐、雕塑等各种艺术之问的汇通与差异;接着,从当代美学的发展分析了各种艺术门类互相突破、互相取代,以扩大其表现能力的发展趋势。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朱熹兼采汉宋 ,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 ,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学术精神与诺贝尔奖──剑桥、哈佛的启示

文章对剑桥、哈佛成为诺贝尔奖摇篮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自由教育思想的传统及由此而形成的超然物外的求知精神、只追求真理和科学而不问其实际功利的品格和多学科汇通交叉的知识底蕴是两校成功之所在。我国的一流大学要想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必须从铸造全新的学术精神开始。      

编辑创新：出版传播的核心竞争力

编辑活动本质上是编者协同作者与读者,约定新规范,创造新媒体,架构新媒介,传播新文化,不断创新的人文事业。编辑是通过创生媒介实现其编辑价值的,主要是通过创新架构各种媒体来传播其编辑思想的。编辑创新的重点或要义,是能产生最大交互性的,多向快速、传播久远的媒介结构整体,而不是单纯的文化内容的解释或载体的复制技术或媒介产品的经营管理。"六经"的编辑创新,成就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第一个完整的人文学说体系。孔子创构的这个学说体系,主要是通过他编辑的"六经"构建起来的完整而稳定的媒体结构。朱熹主要是通过编辑"四书"和《近思录》,重建新的宋儒学术文化结构。各种媒体的编辑,根据不同的内容,按照读者的需要,编创出各种新的媒介。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在他看来,六经乃圣人的“写心之书”。圣人之心与我之本心不异,如能照自己的本心天德去做,便是真能发挥六经者。堂堂正正地做人,是人生第一等的学问。因此人应致力于道德实践,成就完美人格。果能如此,六经便成为自己的注脚。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他以生命实践为经典诠释的形式,相比之下,儒者注经成了等而次之的学问了。     

从经典诠释管窥王船山厚德隆礼的家风情愫

船山思想多是对六经开生面而形成,从船山对经典的诠释中可以管窥其家风思想：船山家风思想强调修德立己,以礼处世。特征为厚德隆礼,既重视个人德性修养,又重视外在的礼之践行。其逻辑理路表现为由德而礼、由内而外。在家风培育方面,王夫之更是强化人之道德品质,强调从礼教入手,借助德化、礼教培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