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的文明展望——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另一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的强调和展开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站在文明的高度，对中国道路更加笃定、更加自信地展望文明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民族复兴的文明视角来看，推进文明复兴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论断的重要出场语境，该论断的提出源自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擘画了二者结合而形成文化成果的应有样貌，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     

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形成轨迹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观,其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回顾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形成轨迹,我们可以总结出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精神实质,即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传统文化”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这为新时代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明确了方向、提供了启示,即固本培元,坚持正确方向,巩固和增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人民至上,把握历史主动,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自信自立,坚定文化自信,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以儒代马论”和“以马废儒论”批判 ——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魂”。近年来,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出现了“以儒代马论”和“以马废儒论”的错误倾向。研究认为,“以儒代马论”企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去“儒化”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以马废儒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脉; 两者都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都是根本错误的。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对“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真正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对全球性的现代性文明危机提出得以解决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才能使中华文化实现现代化,真正复兴到世界文化的领先地位。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百年思想演进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相结合有着重要的历史基础、理论内涵和时代意义,二者相结合有着极其重要的必要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相似之基和相异之处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从民本论到人民主体论;从"天下大同"到共产主义;从传统文化的革命话语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从知行合一观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从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到辩证唯物主义.在百年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演进过程,实质上是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发展的过程,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思想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永恒的时代课题.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为指导,按照深刻意蕴、逻辑依据及实践要求的研究进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论断展开学理分析。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精髓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四个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优秀的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的统一,但是其精华所在是优秀的观念文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主要体现为二者具有高度契合性、彼此包容性、相互需要性和共同的实践基础;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合贯通,要坚持“四个统一”,即坚持一元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学理性与通俗性相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人类性相统一。这有利于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形成发展的轨迹

一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历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凝结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分析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形成发展的轨迹，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驱——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向度的考察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主动探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原本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使命的文化形态得以有机融合和发展：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阐述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光辉典范。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演进、内在机理和实践路径

如何更好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关系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深刻的内在机理：两者相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两者相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两者相结合的意义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铸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征程上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固本培元、守正创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此完成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程、意旨与路向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成果,它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起联结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理论通路。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演进历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出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要义,亦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先决条件,创造性地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之问与实践之需。新时代新征程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域日益敞开,应秉持“三种精神”,为“两个结合”加注活力与生力,使其持续嬗迭意涵,扩充义理,释放效能,并在此视域下求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未来进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学理探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崭新命题,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界和领域,有其深刻的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具有的相侔性、相通性、相融性使两者能够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而实现两者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理论和实践上检验了结合的成果,这种结合对于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境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破解世界新难题具有重大意义.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犯罪目的实现说”否定论

作为犯罪既遂判断标准的学说，“犯罪目的实现说”不仅使犯罪既遂的判断偏离正确的方向，使犯罪既遂的认定呈现浓厚的主观色彩，而且不当地缩小犯罪未遂的成立范围。对“犯罪目的实现说”应予以否定评价。     

论羁押场所死因调查制度

欠缺具体调查程序等诸多缺陷,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独立调查模式和大陆法系附属调查模式,完善我国相对独立的调查模式,具体可以从确立检察机关的统一调查权、确立强制调查原则、强化调查手段、增设羁押主体的配合义务、扩大死者家属的参与权、明确调查结论的内容、限定调查结论的效力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     

论从犯原因力的判断

从犯的原因力是指成立从犯所必需的因行为人的行为与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之间产生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从犯是否成立,要经过一般性判断、具体性判断和排除性判断三个环节。一般性判断主要考虑是否具有成立从犯所要求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具体性判断涉及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主观判断和客观判断、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排除性判断主要考虑刑法分则的特殊规定和刑法总则中的但书。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对1963年《东京公约》的修订

鉴于对航空器安全及机上人员财产安全的关切和对遏止机上非循规与扰乱行为的关注,经数年努力,修订1963年《东京公约》(即《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于2014年4月在国际民航组织主持召开的国际航空法外交会议上审议通过。该议定书在适用范围规则、刑事管辖权规则与飞行安保员规则等三方面对《东京公约》作出重要变更,其努力值得肯定。然而,对议定书与《东京公约》的对比分析和对议定书约文本身的详细考察均显示,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几项主要修订尚欠成熟,且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与缺陷,势必影响其目的的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修订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其生效前景也不容乐观。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论现代企业管理的伦理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增强竞争力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迫切任务 ,其中企业伦理建设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逐步显现出来。本文围绕现代管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伦理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伦理性进行分析 ,并就如何应用企业管理的伦理性来规范和提升管理行为提出一些建议 ,力求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借鉴。     

法律的经济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生成逻辑及现实启示

马克思通过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 ,寻找到了启开法律奥秘之门的钥匙 ,创造性地形成了经济基础决定法律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回溯马克思当年探求真理的艰辛历程 ,剖析这位探索者的探索道路 ,对于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精要 ,并指导我们今天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观点之我见

当前证据规则的立法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但在认识上不统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解决.为了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同时诉讼过程有客观规律可循,亦需制定规则以统一证据的运用,这就给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理由和理论根据.而证据规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违背,因而证据规则的制定宜粗不宜细,以保障人权和保证适当的心证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