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建构与文本阐释的创新之作--评《回归民间》

近两年,从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角度评论文学创作渐成热点,不少评论家以他们对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衷爱及其人生体验,写出了属于跨世纪理论的汉学文评.这是文学评论从西方文化话语到本民族文化话语的可喜转变,它显示了中国文学理论界在借鉴融合了西方文化理论之后,向着文论民族化、现代化的深度开掘.当我读到赵德利的<回归民间--20世纪中国小说的民间文化阐述>以后,更坚定了这种认识和信念.     

《诗经》"二南"与巴楚文学传统

《诗经》《周易》《尚书》《楚辞》等开创了中国文学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从一开始就孕育和包蕴了宫庭文学和民间文学、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诞因.虽然《 风》《雅》《颂 》《南》被视为按音乐来分类,但其中却明显隐含了宫庭文学和民间文学 、地域和民族文学分野的诱因.特别是"二南"所表现的对南方民族文化的透视和描写,极好地体现了地域文学的抒写范式,即由地域特征所表现的异质性表象与同质性精神抒写.《诗经》"二南"被列于"风"之始,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具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二南"非以国为类,而是以地域性特征作为分类的依据,其与南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南方各民族文化的早期记录,更是中国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创作的开端.     

20世纪中国文学对民间语言价值的发现与运用

在各种文学运动和思潮中 ,2 0世纪中国文学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了民间语言的意义和价值 ,从而积极倡导和重视民间语言在作家文学中的运用。在民间语言的文学价值被发现和重视的历史过程中 ,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权力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关系等呈现出新的特征。民间语言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广泛运用 ,对促进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外省":一个新的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以20世纪河南文学为个案

从外省文化空间的嬗变透视文学的生成是地域文学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外省”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处于转型时期的20世纪中国,外省文化界和中心文化界之间的功能和位置随着政治话语的不断变化,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气质、性格、类型和话语权也在不断转换,它们之间由于地缘文化差别、政治差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差别直接影响着本土文学的特征和审美倾向性。以此为理论基础考察20世纪河南文学及其它地域文学会有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发现,它避免了静态地域文化研究的纯粹性格论和类型论。以“外省”的角度进入社会学、人类学的领域去考察当代社会、文明、制度,能够衍生出很多有探讨价值的问题。     

传统地域文化的现代变迁——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案例研究

文章以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为研究对象,考察传统地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变迁,探讨官方、民间在民间文化转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文章以为:一方面,国家权力把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手段;另一方面,民众借用政府行为为民间信仰吸纳正统的文化符号,以达到国家权力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从而获取利润.     

传说、祠庙与信仰的互动——黄大仙信仰的岭南阶段及其发展

中国的民间道教俗信——黄大仙信仰从产生之初便被地方化利用,尤其是进入岭南之后,更是不断与当地地域文化发生互动。传说、祠庙的地方化不仅丰富了黄大仙信仰的内涵,而且使黄大仙信仰在岭南获得广泛的崇拜,并最终成为全球华人共同崇拜的文化符号。     

文学“乡土”的官场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中心

文学“乡土”在本质上是个体认同的构造。文章以“文学豫军”的官场书写为例,分析地域文学中的官场话语与“中国”层面上的启蒙话语的纠葛,探讨官场书写的中原模式,包括:官场书写的诱惑与诉求,中原“头人”的塑造,以及在官场矛盾救赎中体现的地方创伤思维与文化意志等。     

意境、典型和话语权力----- 论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尺度

文学研究应该把握文学的基本价值尺度，这种尺度在不同文化类型和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要求。传统的中国文学，也包括中国文化圈的诸如日本、朝鲜的文学，是以意境作为基本审美尺度；传统的欧洲文学以及与《圣经》文化有关的中东文学，则以典型作为基本审美尺度。作为对传统的超越和反拔，当今文学有着新的基本尺度，从过程的角度来审视文学，文学的话语权力或者文学的话语权力关系就是这样的新尺度。从话语权力关系来看文学史，文学史上的古今之争，雅俗之辩，继承传统与鼓励反叛、提倡标新立异的分歧，强调作者自主性和强调社会生活的重要性的差异等问题，都是由这种话语权力关系所引申的。     

当代河洛文学里的河洛民俗

当代河洛文学是仰仗土地文化的一种地域文学,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它呈现了河洛地域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河洛村落民俗、葬俗、婚俗具有浓郁的家族文化、民间礼俗和河洛理学特色,它是对乡土历史文化心理的真实再现,是一道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     

《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简介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王嘉良教授的《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一书，于2007年9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从地域文学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轨迹，研究各种文学形态的复杂展开状况。集中研究的地域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以鲁迅、茅盾领衔的“浙江潮”文学现象，此种现象曾以文学精粹叠出、勇领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而为世所重，因而本书探讨了与此相关的许多话题。     

闽台闽南语民间歌谣探析

闽南语民间歌谣中的“过番歌”和“讨海歌”地域特点鲜明,内容比重较大,是对闽台地域文化的一种揭示和还原。对闽南语民间歌谣的个案探析旨在阐释其诙谐性格,而主要源自于闽南语民间歌谣的闽南语歌曲,则是对闽台闽南语民间歌谣的地域性格再造。闽台闽南语民间歌谣的传承和变异关系是闽台地域文学血脉交融的产物,传承性变异使得地域文学呈现出历史性、地方性和创造性的特色,充溢活态的、永久的生命活力。     

伪满乡村社会与民间文化广场——《生死场》、《呼兰河传》与伪满前后东北地域文化解读

抗日救亡时代主潮的影响、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等促成了以《生死场》为代表的萧红前期小说创作中的反帝爱国特色的形成。四十年代,女性作家的情感记忆压倒了占据时代主导地位的男性话语,伪满前后的东北地域文化以民间狂欢节的形式在《呼兰河传》等小说创作中鲜明地呈现出来,拓展了人们对特定时期东北乡村社会及地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与转型

启蒙话语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统摄性文化主题和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独特身份符号，在世纪末的文化转型中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通过总结和反思20世纪启蒙话语体系自身的本体意识，探寻启蒙主题在中国的历史更迭，以此透视世纪之交转型期的文化语境，探讨启蒙传统的未终结性，新启蒙的转型背景、启蒙本体论的嬗变，以及启蒙策略转型，尤其是启蒙者身份的隐匿和启蒙对象的扩张，才能彰显这一文学传统和文化思潮的未来走向和当代意义。     

冲突与怨恨:论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体验

赵树理小说的怨恨来源于以下诸多冲突:创作方法和创作目的的冲突,文化立场和文化人格的冲突,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冲突,社会功利与文学审美的冲突,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冲突,农民立场与知识分子立场的冲突。赵树理的冲突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冲突,赵树理的怨恨是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怨恨,中国现当代文化就在这种无尽的冲突与怨恨中呼啸前进。     

基于语料库的莫言小说英译中国话语建构研究

文学翻译在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形象建构中具有包容、渗透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且具有更高的价值信任度和接受度，更加“润物细无声”。借助葛浩文的翻译和传播，莫言作品塑造的繁复且丰饶的话语体系成为世界“开眼看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葛浩文的译本通过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解构西方翻译文学强势话语，进而彰显中国文学特色话语，同时又选择性地顺应目标语话语语境，获得了较为理想的话语传播效果。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充分利用本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立足本国发展的具体实践，以开放的胸襟积极吸纳世界多元文化的营养，以自信、自强的姿态参与国际话语场域的对话和交流，注重学理和实践创新，着力打造“融通中外”“和而不同”的中国话语，进而有效传播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从“赛先生”到科学主义批评:从符号话语系统变迁看当代中国文艺批评话语的建构

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赛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的是象征符号的作用,成为时代对大众启蒙的精神旗帜,这种象征性使"赛先生"蕴含了从科学走向美学的内在契机;科学主义在"八五新方法"的历史进程中属于指示符号,完成了"美学热"所带来的文学批评方法多元化的使命,属于专门的学者研究。两次科学主义的进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是接续而进的,但二者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却截然不同,这背后是文化与文学符号系统的深刻变化。研究考察百年的科学主义对文学研究的深刻影响,至少可以得出三方面的启示,分别是传统文化符号的不可替代性,人文主义符号话语系统的不可缺失性以及中国当代自主性批评话语系统建立的比较对话性。     

中国传统民间游戏的传播困境及创新策略——基于媒介环境视角

从纸质媒介的式微到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的兴起,社会主导媒介的表达形式开始从文字符号向图像符号转变,形成了媒介环境的图像化趋势。从中国传统民间游戏的传播现状来看,其创造性转化与活态化传承有融入现代文化传播体系的必要性,也有融入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可能性。未来中国传统民间游戏想要突破现有传播困境,则要坚持以图像符号传播为核心、以数字媒介传播为主导、以大众文化传播为导向;通过传统民间游戏资源的资本化、产品化,打造文化产业链,最终实现中国传统民间游戏的活态化传承与创新性发展。     

从互文性的角度观照乱伦弑父的文化原型——以《伏羲伏羲》《雷雨》《费德尔》为例

《伏羲伏羲》《雷雨》《费德尔》均隐含着乱伦弑父的文学原型。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看,三部作品的独创性在于它们借助这一原型分别在民间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和具有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里,融入了明显的时代内涵,重新演出了文学的新场面。从有机文学史的视角来看,这一文化原型形成一个丰厚的文学传统,在社会现实、文化和生命意识诸层面的探索包含深刻的意蕴。     

士人文化心态对北朝诗赋文体的吁求——对北朝诗赋特质成因的文体学考察

文体不是孤立的语言现象,在其话语体式的背后,有一个话语主体的心理—精神结构所指向的社会文化背景。作家创造的话语符号结构,与其精神、心理结构具有同构对应性。文体作为文学话语的结构模型,既受到文化的制约,也同样表征着文化。特定文化中主体的行为方式与精神结构,包括体验世界的心理图式,是文学文体话语体式演化的内在规律。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化往往以胡、汉文化,也即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为表征。文化的整合形成北朝士人的特殊文化心态,如文化隔漠心态,畏祸心态与羁臣心态等。这是造成北朝诗赋凝重古奥的文体特点的内在原因。     

论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群的“国家”话语问题

"东北作家群"是中国左翼文学中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在东北地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相互交织的文化景观下,东北广袤的黑土地孕育了特殊的民族心理与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和浓郁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家破人亡的惨状,东北作家群体裹挟着家仇国恨的激愤,他们富有情绪化的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鲜明的国家意识,稍显稚嫩但却深切而真实,形成一种"国家话语"的另类书写模式。正是这种"另类"模式吹响了国家话语书写的时代号角,不仅对同时期左翼文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自身也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